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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仁先生我兄执事：月来避嚣西郊，专事著述，久阙趋候，怀想岂任，今日复有呈吁请免职，公当已见。以主峰礼意之殷，本不敢更为哓渎，惟自审菲材，舍文章外，实末由报国，而城市决非读书之地，顷已在西山赁屋数椽，冀得稍理故业。而以有官守之人，休沐无节，谓官方何，且币制局今已成冗职，无可讳言，恋栈素餐，神明内疚，主峰爱人以德，亦当矜而许之，或疑新官等既颁，羞与道尹关督等职为伍，则下走虽极不自立，尚不至以此为轻重，苟有事可办，而又为才力所克堪，则签主佐贰，与部长巡使何择者。今惟然尸高位而无所事事，斯所以踧踖不能自安耳。望公于从容燕侍之余，代陈愚忱，哀求俯准，不胜大幸。若终不见许，则惟有自劾，以申国宪，盖前月申令既严旷职之罚，而下走郊居匝月，未尝一度趋公，台谏不予纠弹，藐躬敢忘检举，非特自处当如是，即为国家法纪计，似亦当如是也。务乞公善为说辞，期于得谓，倘主座以葑菲不遗，使备顾问，或他日有尺寸可用，更效驰驱，皆所愿望，岂敢有辞。再者顷方以所著《欧洲战役史论》第一编缮呈，计明日当能达府。兹编所论全属战前外交各国情势，崖略粗见，若得备一览，或更宠以题词，则荣幸何极，不敢请耳，并以私诸执事。”（民国三年《致仲仁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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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十月十二日致周印昆一书，言不能摆脱之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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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携后似未报兄一书，虽由疏懒，抑神志之萧索，致可哀耳。觉顿引退，季常久病，弟则如古诗所云：‘习习笼中鸟，举翮触四隅。’力求解脱，至今未得，而环顾世变，至使人无复乐生之思，何可言耶？兄比来，意兴复何似，进退又何似者？有曾君广轼在湘炼矿，均著成效，顷来都相见数次，觉甚可敬，谨介绍奉谒，如有可以助力之处，希常留意。相思如痗，不尽欲言。”（民国三年十月十二日《致印昆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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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十月三十日《申报》记先生是时请辞的经过情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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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任公前在司法总长任内已任币制局总裁之命令下，不数日而辞司法之职，遂专任币制之事。当时中外属望，以此事非任公莫能办，任公亦自以研究有素，任之不辞。不料欧战以来，币制借款之事，暂时既无可谈判之余地，任公所研究之政策，及其设施之次第，又为时势所迫，不能实行，于是此局遂同虚设。任公不欲虚应故事，故数日以来数辞总裁之职，奈经总统再三慰留，不允所请，任则再三恳请，先裁去总裁一缺，次并币制局于财政部之泉币司，以节冗费，闻总统国务卿仍不允所请，大约该局之存在期间，当视任公在职之时期以为准矣。”（《梁任公之近况》民国三年十月三十日《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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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二十七日，先生的辞职始蒙照准，当日袁世凯的命令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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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制局总裁梁启超迭请辞职，情辞恳切，出于至诚，梁启超准免本职，此令。”（十二月二十九日《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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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所以屡次坚决请辞的主要原因，就是他的计划和设施不能实现。他在《余之币制金融政策》一文的叙言里述他的主张的缘起和没有能够施行的经过情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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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不尝告当世之言论家，劝其勿浪费光阴笔墨，以商榷政制，讨论政策耶，曷为复有斯文？吾一年来所经历，义当一报告也。自吾居东时，好扼腕论天下事，辄以为中国救亡图强之第一义，莫先于整理货币，流通金融，谓财政枢机于兹焉丽，国民生计命脉于兹焉托也。去岁在政府曾屡有所建议，然大难甫戡，百事未遑，重以笾豆司存，庖俎难代，故仅参末议，以成所谓《国币条例》及《国币条例施行细则》，冀为设施之依据云尔。未几承乏币局，颇奋然思有所以自效，其间与各地方事实相接既多，每有触发，以增其所信，窃自谓所孜孜规画，尚不谬于学理，不远于情实，虽然吾竟一无所设施，以至自劾而去，而局亦随之而撤，吾之政策适成为纸上政策而已。若问曷为不能设施，则吾良不知所对，吾惟知吾才力之不逮已耳。顾吾所能信者，中国若荷天之庥，不至灭亡，则后之当斯局以成斯业者，其于吾所规画恐不能大有出入，吾惟祝此规画不待至异域之人代我行之，斯国家无疆之福也。夫以吾之摇笔弄舌，以论此项政策者垂十年，今亦终于笔舌而已，则夫政策论之在今日，其价值能几，盖可想见，岂惟币制，凡百皆若是耳。故吾益劝世之言论家，毋为费此光阴也。”（《合集·文集》之三十二第三十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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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尚有一九二九年六月八日该局副总裁章伯初宗元给梁思成君的一封信，可以参考，那封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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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成世讲仁兄大鉴：接奉台示，敬悉。承还尊人手札收到。弟于民国三年七月奉令为币制局副总裁，从尊人之后者半年。是年十二月尊人以币制无整理之希望，因请撤局，遂将币制局裁撤（其后复设则与我辈无涉矣），尊人所论，当时未能实行。谨据所知奉复，即询礼祉。”（民国十八年六月八日章宗元《与思成世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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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先生在币制总裁任内的事绩，在没有发表过的材料里面有一部分可以参考，不过因为限于篇幅，这里不能一一摘录，现在只把它们的目录择要抄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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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币制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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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拟参采国民银行制度以整顿商票维持金融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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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拟整理东三省纸币办法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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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拟铸造镍币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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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拟处分旧币施行新币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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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拟推行国币简易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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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整理造币厂计画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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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拟发行国币汇兑券说帖》。附《国币汇兑券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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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项计划和办法有经总统批准者，有尚未批准命交财政部审议者，欲要详知先生在这个时期内对于币制的计划和理财的主张，最好是参考他已经发表过的三篇文章，就是《币制条例之理由》、《余之币制金融政策》、《银行制度之建设》。他在《银行制度之建设》一文里有下面几句话，可见他当日对于整理国家财政增进国民生计的两大目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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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国家财政国民生计，均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究其原因，虽甚复杂，而币制之紊乱与夫银行之制度之不良，实为其中二大原因。政府苟能以全副精神，就此两事力图改良，则一二年后，国家之危险必可去其大半。”（《合集·文集》之三十二第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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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自归国后，因为极力赞助袁世凯的原故，在当时和事后很受许多人的指责和批评。民国二年他就司法总长的时候，南海颇反对其事，因这个原故，他们还发生很大的意见（见后），不过先生之赞助袁氏，也有他的理由，他在《护国之役回顾谈》一文里自述其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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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年春天，蔡公把都督辞掉回到北京。他辞都督并非有人逼着他辞，云南人苦苦挽留，中央也不放他走，但蔡公意思一来因为怕军人揽政权，弄成藩镇割据局面，自己要以身作则来矫正他，二来因为他对外有一种怀抱，想重新训练一班军官，对付我们理想的敌国，三来也因为在云南两年太劳苦了，身子有点衰弱，要稍为休息休息。他前后写了十几封信和我商量，要我帮他忙，把官辞掉，于是我们在北京常在一块儿又一年。当时很有点痴心妄想，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我和我一位最好的朋友——也是死于护国之役的——汤公觉顿专门研究财政问题，蔡公专门研究军事问题，虽然还做我们的学问生活，却是都从实际上积经验很是有趣。”（《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八十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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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冬，先生假馆于北京西郊清华学校，著《欧洲战役史论》一书，书成后并为赋示该校校员及诸生诗一篇，里面有几句可见他是时对于从事政治生涯的感悔情形和放弃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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