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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年谱长编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乙卯） 四十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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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中华书局发行之《大中华》杂志出版，聘先生为主任撰述。十八日，日本向中国提出要求条件二十一条。二月，顺德麦孺博孟华卒，同月袁总统聘任先生为政治顾问。三月，袁总统令派先生考察沿江各省司法教育。四月，先生返籍省亲，兼庆父寿。五月九日，政府承认日本提出关于二十一条件之最后通牒。六月，先生由粤北返，过宁时与冯华甫谈帝制问题，当即偕冯入京谏袁。七月三日，参政院推定先生与李家驹、汪荣宝等十人为宪法起草员。八月十四日，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等发起筹安会于北京，专事鼓吹帝制运动，先生为《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攻之。十二月十六日，先生起程南下，从事倒袁运动。二十五日，云南宣布独立，并组织护国军，进行讨袁事。是年上海广智书局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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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中华书局发行之《大中华》杂志出版，该局与先生定三年契约，请先生担任总撰述之事。其总经理陆费逵在该志第一号《宣言书》里述其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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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任公先生学术文章海内自有定评。窃谓吾国中上流人稍有常识，固先生之功居多，而青年学子作应用文字其得力于先生者尤众。吾《大中华》杂志与先生订三年契约，主持撰述。此外担任著译诸君，亦皆学术专家，文章泰斗，人才一端，亦勿庸赘述。”（陆费逵《大中华宣言书》，见《大中华》第一卷第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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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在该志第一号里撰长凡数千言之《发刊辞》一篇，文中对于当日亡国的种种现象分析的非常详尽。现在把他论以后国事之展望的一节抄在下面，借见先生对以后国事的主张和发起该杂志的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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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者曰：吾子不云乎，我国民积年所希望所梦想，今殆已一空而无复馀。夫我国民前此固共信国之可救也，奔走谋救之者，亦既有年，仁人志士既竭心力继之以血者，且不知几何姓矣。而结果竟若此，自今以往，即共持吾子所谓明瞭坚强之自觉心者，而报国亦有何道？应之曰：不然，我国民前此之失望，政治上之失望也，政治不过国民事业之一部分，谓政治一时失望，而国民遂无复他种事业，此大惑也。且政治者，社会之产物也，社会凡百现象皆凝滞窳败，而独欲求政治之充实而有光辉，此又大惑也。夫今日之政治与吾侪之理想的政治甚相远，此何必讳言者，虽然平心论之，在此等社会之上，其或者此种政治尚较适切，易以吾侪所怀想者，其敝或且更甚于今日。盖谁与行之，而谁与受之者，吾以为中国今日膏肓之疾，乃在举全国聪明才智之士悉辏集于政治之一途。夫一国政治筦其枢者，恒不过一二人，而政治之为物，其本质原无绝对之美，其美恶之效，又非可决于旦夕，国民既有所倚任之人，则宜尽其长，以观其后。国中有多数野心之政治家，其易地能改良政象与否殊未可知，而政局已日在飘摇不安之境，则政治之易使人失望者，此其一矣。一国中执行政务之人，所需亦不过此数，今乃举全国无量数不知谁何之人，而皆欲托于政治以自养，官吏之供给过于其所需要数十百倍，人人皆患得之患失之，所以奔竞倾轧者，无所不用其极，政象安得不混浊？则政治之易使人失望者，此其二矣。从政人才既未尝养之于豫，今日欲举一事，则于多数竞争者之中探筹取若干人以任之，明日欲举一事，又于多数竞争者之中探筹取若干人以任之，其能任耶，不能任耶？任焉者不敢确信，受任焉者亦不敢确信，更探筹而易若干人，其不敢信也如故。传不云乎，未能操刀而使割，其伤实多，如此虽有良法美意，安由设施，则政治之易使人失望者，此其三矣。而以举国聪明才智之士，悉辏集于政治，故社会事业一方面虚无人焉。既未尝从社会方面培养适于今世政务之人才，则政治虽历十年百年终无根本改良之望。其间接恶影响之及于政治一部分者，既若彼矣，而政治以外之凡百国民事业悉颓废摧坏而无复根株之可资长养，故政治一有阙失，而社会更无力支柱，以待继起者之补救，其直接恶影响所及，则国家存亡，所攸判也。夫我国民曷为积年所希望所怀想遽一空而无复馀，则以其所希望所怀想者专属于无根蒂无意味之政治生涯，则其对于自身前途之失望，固宜什人而八九，而对于国家前途之失望，则亦随之，此所以举国沉沉，悉含鬼气也。呜呼！我国民乎，当知吾侪所栖托之社会，孕乎其间者不知几许大事业，横乎其前者不知几许大希望，及中国一息未亡之顷，其容我回旋之地不知凡几，吾侪但毋偷毋倦，毋躁毋骛，随处皆可以安身立命，而国家已利赖之。本报同人不敏，窃愿尽其力所能逮；日有所贡献，以赞助我国民从事个人事业社会事业者于万一，此则本报发行之职志也。”（《合集·文集》之三十三第八十九——九十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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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中华书局尚有发起时局小丛书的计划，也由先生主编。该局的启事里述其缘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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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时局变化不测，其影响于吾国者甚大，不惟政治财政与有关系，即实业及社会上种种事情亦无一不视时局为进退也。梁任公先生有见于此，特与同志分纂此书，冀令我国上下瞭然于世界事情各国状况，诚今日最要之书也。现已陆续脱稿，四个月内出全。”（民国四年一月《中华书局启事》，《大中华》第一卷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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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该局启事所载，先生拟编的第一集各书目录有下列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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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世界大战役之中坚人物》、第二编《大战前后欧洲之国际关系》、第三编《日本舆论对于中国之态度》、第四编《塞尔维亚与比利时》、第五编《德国皇帝》、第六编《奥匈国与其皇室》、第七编《交战各国国民性》、第八编《巴尔干形势之迁移》、第九编《英德争霸之去来今》、第十编《战争哲理》。（民国四年正月梁任公先生编著《时局小丛书》第一集目录，见《中华书局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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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以来，先生避地天津，从事著述事业，未几他的同学挚友麦孺博孟华便于二月二十五日（旧历正月十二日）以逝世闻。先生闻听之下，伤存念亡，悲痛至于不能自持。他在二月二十六日（旧历正月十三日）给麦氏季弟公立的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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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瘿公书，闻此噩耗，惊绝痛绝，究以何病遽而致此，知元日尚谒南佛痛谈，今相去几日，竟至是耶？呜呼！痛哉痛哉！国乃如此，久生何乐，死者固自能解脱耳。独怪天既生此才，何以待之必如此惨酷，真宰安在？吾欲作天问也。顷避地析津，独居斗室，盛雪塞空，群象憯凄，问〔闻〕此凶问，拊膺绕室，不复能自持。吾弟之痛当什佰，要当自节，以任后事，圣人制礼，不敢过也。顷电汇五百金，计已达，如有不给，可更告我，遗孤几人，我尚未悉，丧事稍治，希更相报。五内崩裂，言不成文，此唁公立四弟。”（民国四年二月二十六日《致公立四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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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当日有《哭麦孺博诗》八首，以后又有祭他的长诗一篇，祭诗甚长，里面很多是叙述已往的事绩，这里不便引录。现在把那八首摘录其第二、三、四、五、六各章于下，借见先生与麦氏的友谊和他感伤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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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贯天人邃，身兼道器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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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冥观末俗，内热为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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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落真何得，流传祗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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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荒披发者，应是未归魂。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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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载瘴江路，无家更苦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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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忧天下溺，此谊古人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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馀事归吟望，流风尚起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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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今俱已矣，吾道适安归。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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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贤多好我，笃爱孰如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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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善无宽假，持危亦苦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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绸缪皆大计，商略到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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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连床雨，高言可复闻？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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