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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年谱长编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乙卯) 四十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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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中华书局发行之《大中华》杂志出版,聘先生为主任撰述。十八日,日本向中国提出要求条件二十一条。二月,顺德麦孺博孟华卒,同月袁总统聘任先生为政治顾问。三月,袁总统令派先生考察沿江各省司法教育。四月,先生返籍省亲,兼庆父寿。五月九日,政府承认日本提出关于二十一条件之最后通牒。六月,先生由粤北返,过宁时与冯华甫谈帝制问题,当即偕冯入京谏袁。七月三日,参政院推定先生与李家驹、汪荣宝等十人为宪法起草员。八月十四日,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等发起筹安会于北京,专事鼓吹帝制运动,先生为《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攻之。十二月十六日,先生起程南下,从事倒袁运动。二十五日,云南宣布独立,并组织护国军,进行讨袁事。是年上海广智书局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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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中华书局发行之《大中华》杂志出版,该局与先生定三年契约,请先生担任总撰述之事。其总经理陆费逵在该志第一号《宣言书》里述其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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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任公先生学术文章海内自有定评。窃谓吾国中上流人稍有常识,固先生之功居多,而青年学子作应用文字其得力于先生者尤众。吾《大中华》杂志与先生订三年契约,主持撰述。此外担任著译诸君,亦皆学术专家,文章泰斗,人才一端,亦勿庸赘述。”(陆费逵《大中华宣言书》,见《大中华》第一卷第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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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在该志第一号里撰长凡数千言之《发刊辞》一篇,文中对于当日亡国的种种现象分析的非常详尽。现在把他论以后国事之展望的一节抄在下面,借见先生对以后国事的主张和发起该杂志的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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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者曰:吾子不云乎,我国民积年所希望所梦想,今殆已一空而无复馀。夫我国民前此固共信国之可救也,奔走谋救之者,亦既有年,仁人志士既竭心力继之以血者,且不知几何姓矣。而结果竟若此,自今以往,即共持吾子所谓明瞭坚强之自觉心者,而报国亦有何道?应之曰:不然,我国民前此之失望,政治上之失望也,政治不过国民事业之一部分,谓政治一时失望,而国民遂无复他种事业,此大惑也。且政治者,社会之产物也,社会凡百现象皆凝滞窳败,而独欲求政治之充实而有光辉,此又大惑也。夫今日之政治与吾侪之理想的政治甚相远,此何必讳言者,虽然平心论之,在此等社会之上,其或者此种政治尚较适切,易以吾侪所怀想者,其敝或且更甚于今日。盖谁与行之,而谁与受之者,吾以为中国今日膏肓之疾,乃在举全国聪明才智之士悉辏集于政治之一途。夫一国政治筦其枢者,恒不过一二人,而政治之为物,其本质原无绝对之美,其美恶之效,又非可决于旦夕,国民既有所倚任之人,则宜尽其长,以观其后。国中有多数野心之政治家,其易地能改良政象与否殊未可知,而政局已日在飘摇不安之境,则政治之易使人失望者,此其一矣。一国中执行政务之人,所需亦不过此数,今乃举全国无量数不知谁何之人,而皆欲托于政治以自养,官吏之供给过于其所需要数十百倍,人人皆患得之患失之,所以奔竞倾轧者,无所不用其极,政象安得不混浊?则政治之易使人失望者,此其二矣。从政人才既未尝养之于豫,今日欲举一事,则于多数竞争者之中探筹取若干人以任之,明日欲举一事,又于多数竞争者之中探筹取若干人以任之,其能任耶,不能任耶?任焉者不敢确信,受任焉者亦不敢确信,更探筹而易若干人,其不敢信也如故。传不云乎,未能操刀而使割,其伤实多,如此虽有良法美意,安由设施,则政治之易使人失望者,此其三矣。而以举国聪明才智之士,悉辏集于政治,故社会事业一方面虚无人焉。既未尝从社会方面培养适于今世政务之人才,则政治虽历十年百年终无根本改良之望。其间接恶影响之及于政治一部分者,既若彼矣,而政治以外之凡百国民事业悉颓废摧坏而无复根株之可资长养,故政治一有阙失,而社会更无力支柱,以待继起者之补救,其直接恶影响所及,则国家存亡,所攸判也。夫我国民曷为积年所希望所怀想遽一空而无复馀,则以其所希望所怀想者专属于无根蒂无意味之政治生涯,则其对于自身前途之失望,固宜什人而八九,而对于国家前途之失望,则亦随之,此所以举国沉沉,悉含鬼气也。呜呼!我国民乎,当知吾侪所栖托之社会,孕乎其间者不知几许大事业,横乎其前者不知几许大希望,及中国一息未亡之顷,其容我回旋之地不知凡几,吾侪但毋偷毋倦,毋躁毋骛,随处皆可以安身立命,而国家已利赖之。本报同人不敏,窃愿尽其力所能逮;日有所贡献,以赞助我国民从事个人事业社会事业者于万一,此则本报发行之职志也。”(《合集·文集》之三十三第八十九——九十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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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中华书局尚有发起时局小丛书的计划,也由先生主编。该局的启事里述其缘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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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时局变化不测,其影响于吾国者甚大,不惟政治财政与有关系,即实业及社会上种种事情亦无一不视时局为进退也。梁任公先生有见于此,特与同志分纂此书,冀令我国上下瞭然于世界事情各国状况,诚今日最要之书也。现已陆续脱稿,四个月内出全。”(民国四年一月《中华书局启事》,《大中华》第一卷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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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该局启事所载,先生拟编的第一集各书目录有下列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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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世界大战役之中坚人物》、第二编《大战前后欧洲之国际关系》、第三编《日本舆论对于中国之态度》、第四编《塞尔维亚与比利时》、第五编《德国皇帝》、第六编《奥匈国与其皇室》、第七编《交战各国国民性》、第八编《巴尔干形势之迁移》、第九编《英德争霸之去来今》、第十编《战争哲理》。(民国四年正月梁任公先生编著《时局小丛书》第一集目录,见《中华书局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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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以来,先生避地天津,从事著述事业,未几他的同学挚友麦孺博孟华便于二月二十五日(旧历正月十二日)以逝世闻。先生闻听之下,伤存念亡,悲痛至于不能自持。他在二月二十六日(旧历正月十三日)给麦氏季弟公立的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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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瘿公书,闻此噩耗,惊绝痛绝,究以何病遽而致此,知元日尚谒南佛痛谈,今相去几日,竟至是耶?呜呼!痛哉痛哉!国乃如此,久生何乐,死者固自能解脱耳。独怪天既生此才,何以待之必如此惨酷,真宰安在?吾欲作天问也。顷避地析津,独居斗室,盛雪塞空,群象憯凄,问〔闻〕此凶问,拊膺绕室,不复能自持。吾弟之痛当什佰,要当自节,以任后事,圣人制礼,不敢过也。顷电汇五百金,计已达,如有不给,可更告我,遗孤几人,我尚未悉,丧事稍治,希更相报。五内崩裂,言不成文,此唁公立四弟。”(民国四年二月二十六日《致公立四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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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当日有《哭麦孺博诗》八首,以后又有祭他的长诗一篇,祭诗甚长,里面很多是叙述已往的事绩,这里不便引录。现在把那八首摘录其第二、三、四、五、六各章于下,借见先生与麦氏的友谊和他感伤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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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贯天人邃,身兼道器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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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冥观末俗,内热为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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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落真何得,流传祗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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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荒披发者,应是未归魂。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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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载瘴江路,无家更苦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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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忧天下溺,此谊古人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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馀事归吟望,流风尚起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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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今俱已矣,吾道适安归。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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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贤多好我,笃爱孰如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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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善无宽假,持危亦苦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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绸缪皆大计,商略到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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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连床雨,高言可复闻?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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