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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丙辰） 四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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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二十七日，贵州宣布独立，是时先生有渡日之议，但未果行。三月四日，先生由沪赴港转桂，说陆幹卿荣廷举义，十五日广西宣布独立。四月四日，先生抵南宁，六日，广东宣布独立，十二日，浙江宣布独立，同日，广州有海珠之变，汤觉顿遇祸。五月一日，两广都司令部成立，举岑西林春煊为都司令，先生为都参谋。六日，军务院成立，举唐蓂赓继尧与岑西林为正副抚军长，先生为政务委员长兼抚军。十五日，十七省代表开会于南京。十八日，先生出香港，二十日，抵沪，二十二日，四川宣布独立，二十九日，湖南宣布独立。是月杪先生始闻其父莲涧先生逝世消息，得讣后悲痛万分，立即辞去本兼各职。六月六日，袁世凯羞愤成疾卒，七日，黎黄陂元洪宣布就大总统职，二十九日，政府申令恢复民国元年约法与旧国会。七月十五日，军务院撤销，皆先生主张斡旋之力。八月一日，国会开会。十月，先生往香港省亲灵殡。十一月八日，蔡松坡病故于日本福冈医院。十二月先生发起刨办松坡图书馆以纪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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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护国之役，先生既为最初发动者，又为各方面之中心，其居沪期间的种种筹划布置和运动，实为此役成功的最大关键。一月十五日唐蓂赓继尧、任志清可澄曾致先生一书，论时局各事，可见他们期望于先生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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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启者：袁氏叛国，自致败亡。先生迭进忠言，曾不觉悟，海内豪杰，发愤相闻，松坡、循若到滇具述尊恉云云，弥用坚决，为是计不旋踵以从今役，同人浅薄，未能远谋，深惧不克负荷，或致蹉跌。前电敬迓行旌，冀为辰视，海山艰阻，未奉还云，引睇春申，时深怀想。今首事经旬，部署粗定，松坡不日出川，凡诸军师之谋，与夫地方之事，责在同人，当竭棉薄，惟大计所关，不能不仰望于先生者，厥有数事。一、方今举动一致，惟有滇、黔，陈氏在川，尚思支柱，龙、陆态度，亦未分明，此于大局犹非重要，但长江下游一有摇动，全局立可解决，而南徐北固，讯复杳然，惧或观望徘徊，觊延刻漏。致夫己氏得以从容布置，挠我群谋，抑恐乱事迁延，启人干涉，所关殆非细故。先生一言重于鼎，吕之数子亦早已倾心，乞速定策发谋，相为声应，翘跂无穷。一、今兹举事，人心大同，内无可虑，所难者外交耳。滇事起后，德领奉其使署密谕，令以善意对待，故照复滇政府，极表亲善，法领亦颇赞成，英领稍持异议，则以某使于袁氏有特种关系之故，亦不足怪。惟此后非有负全国重望且为外人信仰之人，出任国际交涉，不能善事，似宜急求此项人才，分驻港、沪等处，以便接洽，并先赴各国，专事联络，使明悉民军种种内情，可免现在困难，并为将来要求承认地步，似亦非缓图也。一、滇、黔夙少人才，此时居行两方已苦竭蹶，将来川事稍定，善后尤难，临事周章，何能集事。沪上人才麕集，且并在先生药笼，务乞商约赴滇，襄滋义举。滇中外交人才，尤为缺乏，闻温宗尧君现在沪上，可否道达鄙忱，暂来相助。此外有相当人才，亦乞代为速驾也。一、袁氏必败，已无可疑，同人前此迟回，则举于破坏后建设之难，深用忧沮，默察现时人心，均有趋重联邦之势，恐遂将演成事实，惟如美如德，宜何取法，外如中央地方权限之划分如何，机关之组织奚若，凡此建国问题，均非先生精思密运，先决大凡，无以衷群言，定民志，亦乞预备提示，俾当事者，并有轨辙可循，不致泛轶。以上数事，计先生筹之已熟，愚虑所及，辄贡一言，凝望前途，交并喜惧，所冀南针时锡，庶克奉以周旋，瞻望斗山，惟为国万千珍重，不尽缕缕。”（民国五年一月十五日唐继尧、任可澄《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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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居沪期中，除他种筹划布置和运动外，对于蔡松坡的军事进行，也指导不遗余力，总计先生前后致蔡松坡八书，其中惟第五书已经发表，现在把第一、二、三、四书钞在下面，借见当日各事情形和先生筹划布置的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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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八日，致蔡锷第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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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日得两电后，消息便尔梗断，闻续有数电至，皆被伪政府押收，顷方以此罗织溯初也。此间亦续有两电由宁代发，其一极长，为对外通牒之全文，想亦不达矣。旬日来苦求所以与尊处通电之法，智尽能索，卒不可得。且闻各口岸厉行拆信，以至兹书不敢寄，今乃得专人赍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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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今所首宜请罪于诸公者，则在前托宁代发之哿电。其时大树将军方有参谋总长之命，自危甚至，适吾方至，彼以人来言，盼滇速起，彼当立应。（彼实未知滇内情，因数日前得亮才一电，知有动机，彼方以为弟偕我同在沪也。）吾为东南大局计，故徇其请。电发后，旋派溯初两次往与接洽，见其衷心，虽甚愤懑，然殊持重。且徐州（徐猾甚可厌）似尚未有所决，以故至今不敢发。此公虽知大义，而极寡断，吾恐其为曹爽也。以东南大势论之，大约非俟西南更得数省响应后（都中有变当别论），不能有所动作。固由彼等所处地位较险艰，不足深责，抑其国家观念亦自有不能尽与吾辈从同之处也。缘此亦可见西南责任之重大，国家存亡，系此一片土而已。二十一日尊电言，二十日内揭晓。其改早之故，想是因吾哿电，不审曾缘改早而生军事计划之支障否？（此书方写成适得日本来书，言滇若缓发一星期，则对日交涉已妥协，然则速发终是幸事也。）果尔，则吾罪真末由自赎。然成事不说，今惟祝进取之胜善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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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诘责滇军之电文甚多，皆由伪政府拟稿迫令拍发，与前此推戴之电文同一笔法。其实各军巡中，安有效忠于贼之人？甚表同情于滇者，且十而八九，特响应与否与应之迟速，自是别问题耳。此间除大树外，其直接间接通声闻者尚不少，而伪政府则亦无所往而不用其猜忌。一两月后，滇军进取稍得势，诸镇胆稍壮，而伪政府更从而煎迫之，则同时蹶起意中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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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贼不患不覆亡。然谓覆亡之后，天下事即大定则殊不敢言。莽、卓伏诛，大乱方始，前事屡然，今亦胡幸。毒根既种之极深而滋蔓极广，芟夷蕴祟，岂旦夕闲事，而况于海疆诸区有人眈眈以视夫其侧者耶？吾辈当认定西南一隅为我神明氏胄唯一遗种之地，挟全副精神以经略而奠之，而必毋或视他方之态度以为欣戚。吾军今所据之地利，既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吾复何馁。所忧者，吾内部之不整而实力不充耳。大树为溯初言，闻四方之士云集于碧鸡、金马间者已数百人，能否保不生冲突？言次深致慨念，而伪政府之御用报则日以滇人内讧相谣煽，吾侪固信断无不祥之事，然真不可不深自警惕，而力防此种恶兆之发生。当思自辛亥以还，苟非吾侪党派轧轹，意气相陵，何至两败俱伤，使夫己氏匿笑而坐大。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昔所作孽，今宜自赎。海上民党方努力从事于大合同，其大部分之有力分子，既有耦俱无猜之感，滇中群彦，鳞萃气象，宜益郁葱。唯坐谈与实践殊观，临事各出所见，岂能遂无同异。然以鄙人生平所信，窃谓凡是若不从一身或一党派之利害上打算，则天下断无不可调和之意见。深望共事诸贤念敌氛之猖勍，审负荷之艰巨，求精神上之一致结合，分劳赴功，毋授敌者以丝毫口实，致为中国不适共和论增一证据，而其关键则在首义诸贤。现在担任最重要之职务者，各精白乃心，而勿以一毫将来之权利思想杂于其间，则感化力所被，其或可以一洗前此之诟病，而树模范于它方。天心悔祸，庶有其期，此虽常谈，然深愿于首事伊始，与同志共勉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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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规复三川，自是滇军第一责任。顷所接蜀人所得蜀消息殊多，皆足强人意。此间蜀人及与蜀有关系者，皆极盼吾弟亲督师入蜀，所陈理由吾皆极佩。惟万里窎隔，何能悬断事势，孰为居者，孰为行者，想诸贤早已熟权得失而有所决。惟吾所欲进言者，则必以主力注蜀而已。蜀军及蜀士其踊跃欢迎义师，自无待言，惟蜀中党派繁多，意见久积，调停固应殊非易易，万不可轻心以掉，必赖主军之帅德量机智兼备，乃能收六辔在手，一尘不惊之效。吾对于蜀事，乐观之中仍不免抱一二分悲观，盖以蜀为根本之地，必内部不生丝毫问题，然后能出其力以定中原。然办到此着，谈何容易。颇闻前此蜀军之散在草泽者，其主人今已在吾军，计当已与义师作桴鼓应，谓宜令凡有枪枝者，一律归伍加以节制而率之出境讨贼。盖在境内则易触旧感而生轧轹，出境外则义不返顾而益骁勇也。自辛亥来，蜀中会党若日之升，今为当午，而与第五师之散于草泽者，若合若离，其系统颇闻别有所属，此曹滋蔓已广，不易淘汰。今日情势尤不能操之过急，惟欲从事招集必曲与其首领相接，但能助我讨贼，自当一视同仁。若犹有怀挟私见，不受节制，则所以镇辑之者，亦宜惟力是视，不能稍事姑息。盖必能奠蜀，然后能奠西南；必能奠西南，然后能奠中国。如有害马，在所必去也。凡此，悉当已在诸贤伟画之中，聊效一得，以助机断耳。川军宜结合，北军宜诛讨，在津已曾商及，联合之效，比复何如？亟愿有闻。北军若成穷寇之势，似宜资遣，如往岁川政府解散端方军队之法。伍军为川境北军中坚，闻目前即单身赴叙（闻近已有觖望于陈氏），不审现在向背如何？此间有人与伍为道义交者，已委曲风以大义，今当更以明白痛快文字督助之。此君为中国不可多得之良将，深望其能自拔于贼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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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兵之训练编制，计当为滇政府目前第一大业。下走向不知兵，云何敢参末议，惟以鄙见所及，则不能专注重于练，而尤当注重于教；所教者，不能专重于技术而当尤注重于精神。须思我军方在极孤微之时，而滇黔又为极贫瘠之地，将来经略四方，其所遭值万种艰厄，决无可避，即饷糈之时时不继，亦在意中。我有何所恃以与敌决胜？恃军心之固结而已。固结军心，以爱国观念为根本，自无待言，然抽象的爱国观念，欲兵士体会而刻入，谈何容易。真实之固结，要以将校与士卒个人感情之胶漆为最有力。曾、胡、江、罗、二李之治湘军，其精意与其成规，在今日之中国尚最为适用，未可以新旧之见，而漫尔吐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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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友某君为余言颇怪。辛亥以还，东西诸镇所部，号称十数师，历时一年余，曷为癸丑之役不旬月间而为猾敌运动净尽，无一旅可以自坚？推原其故，谓得毋群帅位望已崇，与军士太隔阂，所得望见颜色者，惟三数师长旅长，师长旅长之于其属亦有然。帅与将校，将校与士卒，其联属之基不植于平日，故一旦有事，而瓦解不可收拾也。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愿诸贤常念诸，抑下走犹欲有言者。吾前所云，莽、卓伏辜，大乱方始，当知此实为今后无可逃避之祸矣。试思彼盗国逆贼，三十年来所播恶种于我军界者，其深广之度何若？自今以往，即为我国民茹此恶果之时矣。计非以兵止兵，则天地永无清明之日。以兵止兵者，以水灭火之义，非以火灭火之义也。夫必今之兵有异于昔之兵，然后能有所挟持以息之。呜呼！此责任实在今之滇军政府，而练兵处之诸贤实尸之矣。计滇之力，现在能出二师以上，但使将来补充兵中有一二师受完全精神教育者为之后盾，则他日国防之础且植于是，而于国内之戡乱夫何有，是在诸君子也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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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诸贤三次联电相召，恨不即飞越关山，就参帷幄，惟熟审现在情形，实不宜遽行离沪。其一，则东南诸镇，今方蓄力待时，而多与此间密通声气，仆若他行，则各方机局松弛不少，且各省一致响应实早晚间事耳。其时各种艰窘难决之问题，计不知凡几。仆在此或能稍效涓埃以裨补一二。其二，则此后外交实为国命所系，仆虽无外交才，然言论举动尚足为外人所重，必须随时局之发展，相机表示，以求博世界之同情，若在交通隔绝之区，则此种效力必至减杀。仆窃认此二者为我躬现时最重之任务，未能舍去，若至时局发展稍可抽身，自必执鞭遄征，以从诸君子之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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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大不易，故不惮缕缕，贡其所怀。其琐节应相商榷者，别具第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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蓂耕、志清、循若、幼苏、亮侪诸公一同道候，李君协和相知相敬既久，恨无缘接颜色，通闻问，希为我极致殷勤。此书能饬抄寄黔、桂两镇以代问讯，尤所驰盼。朔飙正厉，为国自爱，不尽万一。知名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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赍书者陈君佶人为周孝怀先生高足弟子，四川合江人也。悱挚义侠，且熟蜀中会党形势（各派情形皆熟），可留军中资臂助，若其欲归蜀运动亦可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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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君同行者有刘君亚修，四川仁寿县人，熊所至亲，人甚公明，不执党见，并乞善遇之。”（民国五年一月八日《致蔡松坡第一书》[1]原件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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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致蔡锷第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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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坡吾弟麾下：时局概势及鄙怀略具前书。今将应报告应商榷之事，条举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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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政府对滇之法，威压与术取兼用。威压计尊处想已知之，吾敢信其悉属无效。彼气已全馁，仅虚张声势而已，其实无一兵可派也。术取之法，首在离间。滇人将军新巡按之命，即其一端，此亦甚拙劣不值一笑。其暗中最著力者，则用在京滇人归而运动，闻已派数辈，李即其一。然此辈既到滇，恐亦不敢施其伎。此外各军官学生欲脱逃投效者，所在多有，而伪政府即利用此种心理，派人冒充，搀入以作侦探。此则在诸贤审其人平日性行及临时察言观色，期于进不失人，退不失事而已。最当注意者，则敌确已派外国侦探数辈前来。癸丑之役，败于此辈之手者不少，宜慎之又慎。以吾愚悍所及，则凡可疑者，中国人至少予以拘禁，重则除之，外国人至少予以监视，重则遣之。宁我负人，勿人负我。危急之顷，不能空谈仁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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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之事，因现在仅有云南一省，未能公然着手，必俟两广或四川到手，乃易进行。然唐少川、温钦甫两君暗中极出力，王亮俦亦尽力，现在已著著预备。京沪有力之外人已渐认识我军之价值，（法人殊敬重吾弟，表深厚之同情。）有重庆法总领安君，吾借孝怀先生名刺为介绍于吾弟，相见时希善遇之。吾在此惟曾晤日领一次，余皆未晤。拟致书大隈、松方、犬养；又致书驻京英、法、美、日四使，日内即发。又拟派静生或觉顿往驻日本，若能抽空则当亲往一行，旬日即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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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言论极不自由，有力之报皆被贿收，外报亦然（路透电最可厌）。我军机关惟《时事新报》及《中华新报》两家，皆受压迫，未知命运能有几日。宁沪久不动，此间立足之困难可想。吾每日皆竭全力以作文，然皆未发表，稍待时局发展然后于数日间尽发之。盖发布后倘效力不能应时立见，吾将不复能居此，而于大局甚有妨，故不得不稍忍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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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政府今方以全力谋我，侦探暗杀密布寓侧，屡电严责军使道尹办理不力，情急可想。吾亦以四印捕自卫，室中不用仆役，惟小妾执炊。吾终日不下楼一步，吾自信危害决不能及我，乞勿以为念。亮才来电言欲北旋，外电且报其已行，确否？窃计亮在滇诚不如在宁之得力，若犹未行，请勿维絷之。亮眷已代移至津，勿念。敬民嫌疑极重，已不能驻京，今在津，日内当与觉顿偕来沪。季常则非至万不得已时不行，欲借彼稍得北中消息，然现在无信不拆，消息亦殊不易通也。外电称滇政府提取盐税，稽核分所洋员请命中央等语，想是确耗。伍光建（前盐务署首席秘书，久以洋务能员著称）尝为人言：军政府实可以硬请稽核洋员离境，将盐税全部自由处分。盖稽核分所本为担保外债权而设，外债本息能否照偿，当北京政府未倒前彼当任其责，若至平和克复，新政府完全成立之时，我新政府亦自能任其责，此时我军占领地实无稽核洋员之必要，不妨以军政府命令护送出境，将来略地至蜀亦然。一则我军可以得大宗收入，一则亦使敌之财政亦陷困难（盐税余款无得可提亦略足制彼死命），对外信用亦复坠地，斯亦足以速其自毙。兹事望决行之，虽于条约有小牴牾，要知外人既不能以兵力加我，则其干涉亦何所施。若云恐失同情耶？则彼洋员并非代表他国政府之人，而实为我之雇佣，其职务实属我内部行政之一部分。我出于应急手段而暂遣之，不遣，恐或为伪政府侦报我举动，尤当妨也。可以恐保护难周，暂令避患为辞。因彼为中央任命之官，恐军民误会云云。外人安能苛相责备，感情虽伤亦有限。而他方面尚可别图良感之昂进，可无顾虑也。此实目前财政救急之第一策，望断行勿疑。但当其冲者须用一稍善于辞令之交涉员耳。京电谓有令滇中国银行筹备处毁兑换券，不知该券已运到否？尚保存否？黔行之必能保，则可悬断矣。蜀若得手，亦宜首注意渝行，保得此物为要。军用票久为蜀黔民所苦，若能勿用则宜勿用。吾今颇思筹得一款，在日本定造镍币若干运来，若得实值三十万之镍币，其名值可得三百万。现在内地所最缺乏者，辅币也。若得此款，善推行之，实民所乐。因以吸集现银以充准备，则虽发千万以上之换券而信用不坠。今正设法筹集此项资金，能否筹得不可知，尽吾兄力而已。此时军政府若能不别发军票，即将所到之地所有中国银行券尽数提取，以渐发行，而别出五角二角一角之三种小票，以为之辅，使与银行券严保十进法。一面多铸铜元，应此种小票之兑换。亦救急之一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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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有最要之一事，请将自筹安会发生以来北京关于选举推戴各项事宜唆使之密电，全份录出，交此间机关报发表，将彼阴谋尽行暴露。盖非此不能抵参政院反唇相讥之口实，且于外国人之观听关系极重。而前有派幼苏驻港之议，不审幼刻能离滇否？即不尔，亦须别派人来，海防亦宜有人。通信机关见扼，痛苦至不可状也。”（《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七年第四期第六十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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