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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林过港，当以西南已起，决胜疆场，尤视后援之厚薄，后援所在，惟饷与械，二者皆应敏制机，先取决于外交，于是西林决定赴沪，就商于先生，坚约同行。顷得沪函，行旌尚未就道，窃以此举关系甚大，非得负信望如先生者莅东指导，恐难妥适，务恳从速首途，以慰群望。盖今日于日本外交，实处于万不可败之地，策求万全，利在兼程，即或先生未能久驻，而一水蓬瀛，往复甚便，只须接洽就绪，即可返旆。滇中当事亟盼先生于外交有着后，即行莅滇主持，于事势之缓急轻重，源等所见适亦同此。用是不避琐凟，谨布区区，敢为劝驾，伏希裁决。”（民国五年一月二十九日杨永泰、程潜、文群、李根源、程子楷、林虎等《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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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日，先生有致籍亮侪忠寅一书，言运动冯华甫及筹款和接济《时事新报》各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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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松坡书，知公仍留滇，甚慰。初意极盼公来，专为与河间接洽，今河间已半失自由，若他尚有可以活动之时，此间亦自有人能与通声气，固无须公万里跋涉，为此一事也。军政府财政大势何如，此间募捐一事，积极进行，现已派小婿周希哲往南洋持弟书及西林书劝募，彼为南洋产，与富商子弟多交好，或有所得。一面仍拟扩充富滇股本，改为国家银行，昨已具说帖，由陈佶人带上，不知军政府以为何如？根本计画，似当注此也。盐税宜全部自由处分，将稽核分所洋员暂行护送出境，此目前救急要义，望决行之。别有一私情宜奉白者，此间《时事新报》为吾党唯一之言论机关，所关甚巨，前此支持本已极难，自筹安会发生后，本报首登密电，揭其阴谋，伪政府禁销内地，每月更须赔垫二千元以上，今为鼓吹主义起见，凡外邮可通之处，皆分途寄赠各机关，不收报资，所费逾〔愈〕浩。此间同人皆不名一钱之辈，公所知也。数月以来，勉支此局，力竭声嘶，重以近来派人往各省及外洋游说运动，区区川资，且穷于罗掘，将来外洋虽捐款有得，同人亦觉不欲经手收支，惟一切交富滇，听军政府调拨而已。坐是此间乃无涓滴可资活动，意欲请蓂督命富滇行长张木欣就近筹拨一二万，交溯初支用，其大部分则用以支持《时事新报》，小部分则供同人奔走资斧。当此饷糈眉急时，诚不忍更以此相累，然此间机括既万不容松劲，而以平昔狷介之同人实无力可以支此，故敢道其苦辛，希密商萁公速予处分，不胜大愿。尊眷已由季常等迎移至津，勿念，惟倍加努力，为国自爱。”（民国五年一月二十九日《致亮侪我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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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帝制运动，他部下的领袖人物冯华甫、段芝泉、徐菊人等都不很满意。护国军兴，举足轻重，而为先生所注意运动者，便是冯华甫，关于先生这个期间和他交涉的情形，读了上面所引的材料，已可知其大概。现在再把一九二九年黄溯初致丁在君论当日冯氏态度和他的幕中情形的一封信抄在下面，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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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晴初名嗣谖，贵州人，前清翰林，光绪末年，曾任湖北督署文案，兼调查局总办，其时弟亦在该局办事，故与胡有旧交也。晴初于复辟之役，为著名之复辟派，即其热心推倒项城，正为其图谋复辟之初步，弟与同人当时已知其意，故吾人之托胡与胡之肯受所托者，实有交相为用之意也。潘若海似与胡同宗旨，彼等反对项城全属自动，且恐吾人或不反对，而使彼等失其助力，盖其倒袁之动机，与吾人大不相同也。任公与若海有旧，似系康门（此系推测）关系（仲策当知其详），而与胡不过彼此相知耳。当时任公与胡之关系，若海牵线，若海亦当时冯之幕友也。惟胡为冯之秘书长，颇有实权，其经手代任公所发之电，颇有为冯所不知者，后闻任公第一次致松坡之电，似冯未之先知，而为胡所代发者之一也。麦孺博当时不在冯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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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任公在申，并未向中国邮电局直接寄发，所有致滇、黔、桂之商电或托人带往，如林摄字赞侯之往云南等，或由日邮及外人代发，或托胡、潘在宁代发，故绝不受检查。香港亦有云南所设机关，可代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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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之内心固为反对帝制，赞同起义，然因种种关系，致其态度颇不显明，究竟不免略带观望色彩，此意胡深知之，故弟每次见冯，（弟于起义前一年曾在南京任盐务署长，与冯本亦相识，惟不能深谈耳。）必与胡先行接洽，以为进言之预备，至所言之最足以动冯者，不外总统则终有一日可以及，彼若为帝制，则彼终为人下而已。其言至浅，无可回忆，总之，冯之所以肯为任公代致电蔡者，其根本原因在其自身之总统梦，而助因亦有二：（一）为滇既发难，渐有响应，声势颇为不孤，足以促其决心。（二）胡之力劝，惟胡之反袁，当时冯已否深知其故，虽不敢断言，然冯、胡反袁原因之大不相同，则可断言也。”（民国十八年黄溯初《致在君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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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八日，先生有给梁令娴一书，可见先生当日的生活情形和家庭教育的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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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及禧柬并收，屋有售〔买〕主速沽为宜，第求不亏已足，勿计赢也。此著既办，冰泮后即可尽室南来，赁庑数椽，虀盐送日，却是居家真乐。孟子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汝辈小小年纪，恰值此数年来无端度虚荣之岁月，真是此生一险运。吾今舍安乐而就忧患，非徒对于国家自践责任，抑亦导汝曹脱险也。吾家十数代清白寒素，此乃最足以自豪者，安而逐腥羶而丧吾所守耶？此次义举虽成，吾亦决不再仕宦，使汝等常长育于寒士之家庭，即授汝等以自立之道也。吾近来心境之佳，乃无伦比，每日约以三四时见客治事，以三四时著述，馀晷则以学书（近专临帖不复摹矣），终日孜孜，而无劳倦，斯亦忧患之赐也。”（民国五年二月八日《与娴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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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中旬，先生又有入滇之议，但是至终也未成行。现在录他二月十七日给梁令娴的一封信，借见当日各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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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日禀悉。希哲现专译文，译成后当遣往南洋，不复入北矣。吾日内拟决入滇，更当由滇入蜀，因彼处函电专使，催促甚至也。吾欲唤廷献来从我行，一以抄录紧要文件，一以伺候身边细役，此后拟不复用仆役，专令子弟服劳矣。廷献现所入学校，学课本不完备，虽卒业亦无甚大用处，且吾料不出三月都中必有大变，此等校不同清华，届时各教员必鸟兽散矣。故彼留校，恐亦无毕业之期，彼从我则随时可领受教言，学问必有进益，且可学习实务，经历事故，实千载难得之机也。吾若行则或十日内便发，可令彼得信即日搭车前来，吾行否现亦尚未大定，因季常丈颇不主张我远行，昨正函商，候彼复书。又顷方派人（周孝丈也）往日，尚须俟彼中消息，然即吾未遽行，廷献亦以从我在此为最宜，可即告之，不得迟疑。西南局势甚佳，川省一月内当必可平，此本是北中原定计画，一一实现而已。此外各省皆苟安观望，此自历史上传来之惰力性，不足为异，似此亦甚佳，不然若各地皆为无意识的响应，将来各争权利，反无办法耳。”（民国五年二月十七日《与娴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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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入桂之议决定于二月末旬，二十八日有给梁令娴的一封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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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日禀（八日乃到，甚迟迟矣）悉。吾去信不少言任发事，确有前书，然则果失落矣。吾仍非久（当在十日内外首涂）图南，但目的地非滇而桂（桂中两度密使来）也。此行乃关系滇黔生死，且全国国命所托，（吾未有函告季丈，汝见时可言及。）虽冒万险万难不容辞也。此间同人询谋佥同，无一人主张不往，以荷丈之警敏，静生之安详，叔通之细密，亦咸谓非去不可，想季丈在此亦无异辞也。顷荷曦已先行，吾亦候船（拟租一日本船往）发矣。廷献不来，亦无不可，廷灿确可用，吾偶未思及耳。然此时暂用不着，待吾入粤时乃唤来可耳。要之吾此后拟不用仆役，专用子侄也。孝勉是老几，是在经界局者否？钞写人确不可少，亦俟到粤后乃唤取可耳。吾为李家子弟计，若稍有志气者，现在以一二人入滇黔与乡人同患难，将来见重于新政府，而家运借以进展，无如诸子多碌碌也，则亦听之而已。房子暂缓卖，即亦无妨，一切由汝母及汝叔主之，吾亦此等事毫无容心也。希哲南洋之行已罢议，彼欲回津一料理，待吾行后即令彼行，吾到粤时乃需彼耳。伯瑛夫妇至可感，当别以书谢之。任发有长处，吾固知之，苟非尔者早挥之去矣。最错一着，是带任老太太来，（昨晨又呕一场气，因来喜往医院诊病，吾起时老太太当差不妥，因阅数时不扫房间，说了他两句，老太爷遂冲气去了，直至十二时半从医院归乃能作饭。）否则无甚事也。今日吾寿辰，此间至密之数友来寓置酒为乐，亦颇热闹，但人不多，本欲寻一两种游戏之娱，竟不能成也。吾行后当即遣王姨返津，此间屋当即退租矣。”（民国五年二月二十八日《与娴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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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四日，先生与同人等由沪乘日轮横滨丸赴港转桂，说陆幹卿起义，行前曾给梁令娴一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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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明日行矣。此行似冒险，而实万全，勿以为念。本欲令此间眷属即返津，因吾寓左右有侦者四布，忽然尽室而行，彼必踪迹吾所往，恐缘此路上生波，故同人之意谓宜勿动，并所雇之印捕亦仍其旧，待吾到目的地后，有电来乃可他往，故暂仍之。希哲亦暂不随行，因此间尚有经手未了之件也。任发亦不带，铺盖亦不带，惟孑身挟两革囊行耳。汝母归宁之议，尚须从缓，好在距八月尚有半年，届时或吾同行，亦未可知也。吾有一手写极贵重之品赉与思成，（钉装完成当交存王姨处，现尚未完也。）为生日纪念，可告之令其力学，思永成绩若良，吾亦将有以赉之。”（民国五年三月三日《与娴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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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先生这次入桂的详细经过，除了他那篇《从军日记》以外，尚有吴柳隅的《丙辰从军日记》可以参考。先生在他的《从军日记》里记此行的缘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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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云南首义之初，广西之响应久为全国所期待，凡曾与陆幹卿将军接者，共信其无变也。荏苒两月，音响转寂，于是渐或窃窃焉忧之。正月下旬，吾致幹卿一书，将三千言，为反覆申大义，剖利害。吾与幹卿既未前识，且兹事苟非内断诸心者，即游说何由进，吾书不敢期于有效，尽道而已。二月十九日吴柳隅介见一客，曰陈协五（祖虞），自言奉幹卿命相招，且曰我朝至桂夕发矣。其来至突兀，其事亦不中情理，初甚诧焉，同人且咸有戒心，谓将毋阱我，然吾察言观色，觉其情真也。协五复为言，有唐伯珊（绍慧）者陆之心腹也，三日后行且至，更衔令竭诚致我，且通殷勤于冯将军。翌日同人来会于静安寺路之寓，谓吾行虽不容冒昧，然必以使往，得其情，取进止。觉顿请行，孟曦副焉。约以二十五日丹波丸发，船票既购定矣，而唐伯珊以二十二日果至，述桂中经画至纤悉，更无置疑之余地。幹卿所为必欲致我者，自谓不堪建设之任，非得贤而共之不轻发也。如所言幹卿之器识，抑过人远矣。吾遂不谋于众，许以立行，然伯珊言当俟彼行后十日，许我乃发上海，而与彼会于海防，且觉顿辈之行亦须与彼偕，否则道中滋险也。而伯珊尚须如金陵，谒冯华甫，以故并觉顿亦不得发。时滇军方与贼相持于泸、渝间，状至险艰，待桂之兴，如旱望云，伯珊往返金陵逾一来复，此一来复之焦灼，殊难为怀也。初吾侪于此事秘之甚坚，与闻者六七人而已，而协五、伯珊之来，借展转介绍，其踪迹渐露于外，沪上一派之政客，或喜利消息而腾播之，以夸眩其声气，吾之行止寖假乃供多士谈柄，日益烂漫，乃至《时事新报》之北京访员以专电见报，吾虑自此不复能行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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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初一日，日本驻沪武官青木中将来谒，亦既有所闻，持以相质，吾告以实，遂乘势托以代筹途旅，盖逆料此行之艰阻不能免也。青木慨然自任，而使其属官松井者负其责，翌日松井报命，言既与东京、香港往复商定，属乘初四日由上海展轮之横滨丸，至香港更乘妙义山丸入越南之海防，议既定，而伯珊亦至自金陵，遂偕行。”（《从军日记》，《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一二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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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吴柳隅氏记其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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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何陈君祖虞由京师至访。余言陆公荣廷实蓄讨袁之志，可说之，即起义。然广西一起义，必谋下广东，欲下广东，非得梁任公相助不可，因请余能请任公南下否？余告以君如能说陆公即起义，请任公南下相助事，余当任之。陈君遂回广西，谒陆幹卿，陆公披襟与谈天下事，言将起义，极愿得梁任公相助，因遣陈君至沪迎梁任公。二月二十七晚陈君至沪访余，言陆公派彼迎任公，翌日余遂偕陈君访梁任公于静安寺路寓所，任公言极愿入桂助陆，公拟先遣汤觉顿、黄孟曦先至广西，与陆公商量一切，未及行，陆公又派广西测量局长唐君绍慧至，迎任公速入桂，于是任公遂偕唐绍慧、汤觉顿、黄孟曦、蓝志先、黄溯初及余，于三月四日乘舟南下。”（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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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虽然在一月二十五日曾一度致书陆幹卿，但是他们并没有直接关系，黄溯初在一九二九年致丁在君的另一信里论其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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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与陆幹卿之关系，并不因孝怀及其弟子而生，乃因陆派要人陈炳堃（曾为师长及粤督军）本与松坡通兰谱，松坡与幹卿间夙系此人牵线，故陆之推重任公，要求其赴桂，共同发难者，其原因半为慕名，半系松坡、舜卿（炳堃之号似为此二字）从中促成之也。”（民国十八年黄溯初《与在君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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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七日，先生抵香港，以由粤入桂诸多不便，乃于十二日赴海防，拟为偷度之举。关于先生抵港前后情形，他的《从军日记》里讲的很详细，这里不再赘录。现在只把吴柳隅在他的《丙辰从军日记》里所记的情形抄在下面，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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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人南下之目的，黄孟曦则将假道于云南以入四川，黄朔初则将先至云南然后入广西，汤觉顿、唐伯珊则将取道梧州，以入南宁，余与蓝志先则拟偕梁任公经海防以入南宁，除汤觉顿、唐伯珊外，皆须经由安南，然虑不易经过也，拟假作外国人，由是各改姓名，并于舟中先印西式名片，余名柳留多，同行者皆以柳Yanagi样称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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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午前十一时舟抵香港，汤觉顿、唐伯珊起寓广泰来客栈，馀四人因将赴海防，仍住舟中，不上岸也。有顷，余觉舟中无聊，与志先、孟曦上岸访觉顿，入室未及五分钟，有二英捕及二华捕至，诘问余等姓名及来香港目的，继而穷搜觉顿行李，见有字纸，必读之数遍。盖余于四日离沪，五日袁世凯即通电两广各要隘，谓梁启超等数人将潜入内地，谋为不轨，如查出即扣留，请示办法（梁任公入龙州时即见此电文），意同时必并电香港政府。香港适在戒严中，不准党人托足，故对于觉顿行李严行搜查，卒以搜出陆荣廷所给护照一张（此护照乃唐伯珊之物），疑为广西官吏，始舍之而去。（时香港政府尚未知陆公将起义也。）最奇者，行李中包物之字纸，警吏亦读之数遍，而汤觉顿有一小皮包，中藏梁任公所草起义后讨袁之檄文二，康南海寄陆幹卿之书一，皆未被搜去，岂非天幸。呜乎，觉顿此日既能逃港捕之手，岂意后来竟不免海珠之祸，天实为之，谓之何哉！余等旋别觉顿归舟中，而觉顿与伯珊，则于翌日乘小轮船入梧州。黄昏船长忽与余等曰：香港水上警察窥伺绝严，君等五人在此，虑难保密秘，不如留梁任公一人，我有一密室可以居之，馀数人则上岸，别求寓所。余等然其说，旋由某洋行理事代租松原旅馆三楼大房一间，夜十时余遂与志先、孟曦上岸，投宿松原旅馆，惟溯初尚伴梁任公在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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