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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十八日致陈叔通、刘厚生等六君一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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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后行程具详日记中，乞阅后立寄天津舍下，（为饬抄一份存副本亦可，惟切勿登报。）贱状具彼，不复缕述矣。别有《敬告国人》一篇，请即登报，并托亮畴兄译西文登之。仆尚须在此五日，闻桂已于十五日发表，果尔，则正觉顿到之次日也。计此书到时，粤已合围，佛、厚、慎三公能早到港相会耶？馀不尽。”（民国五年三月十八日《与叔通厚生尘甫佛苏慎之静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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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二十五日致陈叔通、范静主两君一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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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尚未成行，焦灼何似。顷偷此空隙，著成《国民浅训》一书，兹将原稿寄上，请即付印。但商务现时恐不便挂名出版，请任意提一书局名充之（似〔俟〕将来能挂名时再改正），其版权则仍以归商务，惟先印十万部，作为代弟印，由弟设法销之，其印费请商务先代垫也。（其由商务分售各处者仍照版租例算，应印多少，商务自酌，此十万部则额外也。）在此大病了两日，甚狼狈，顷已全愈，勿念。”（民国五年三月二十五日《与叔通兄静生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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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五日，广西宣布独立。其时先生正在赴海防途中，汤觉顿到桂的次日。吴柳隅《丙辰从军日记》记其经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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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十五晚上接梧州电报，知广西已宣布独立，本日午后由广州各国领事馆传出消息，广西独立事已确实。此消息传播后，澳门华商竞燃爆竹以志喜，人心之积愤于袁氏，于此可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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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独立事，本拟俟廿二日始发表，因十二日有在百色勒令龙觐光军缴械事，不能再延，遂于十五日由桂军务将领宣告独立，推举陆荣廷为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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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觐光军驻百色极无纪律，骚扰闾阎，民皆苦之。而龙觐光方且征色选声，以求行乐，于‘美人帐下犹歌舞’之余，忽焉云南护国第二军前锋张开儒兵遮其前而与宣战，而黄毓成则率挺进军潜田贵州‘他郎’转入‘西林’，突攻其侧。龙觐光两面受敌，已难支持，而马济更率广西游击队十余营包抄其后。于是龙觐光在四面楚歌之中，势将成擒，不能复战，乃连发数电与陈炳堃、谭浩明，请令马济兵停战，陈、谭不答；觐光计穷，始令其子发两电于谭夫人（陆幹卿之夫人，龙子即陆之婿也），电文曰：救命。谭夫人乃令陈炳堃电马济，勒令龙军缴械，而贷觐光父子一死。觐光哀求，许其卫队五百仍带驳壳枪，桂军不准。于是龙军就地遣散，而其所带过山炮十余尊，机关枪三十余架，步枪七千余枝，由桂军滇军分而有之。”（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五年三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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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省响应起义后所发《致北京最后通牒电》、《致各省通电》，皆署陆幹卿和先生两人之名，两电都是先生事前预备好，由汤觉顿携去者。（两电见《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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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以三月二十七日抵镇南关，四月四日抵南宁。先生入镇南关后，始得袁世凯二十二宣布撤销承认帝位案的消息，乃于二十八九两日分电陆幹卿、汤觉顿和各都督总司令等，请勿言调和，坚持袁氏退位的方针。（各电见《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三十一——三十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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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入镇南关后，于四月三日曾给梁令娴一书，可见他在途中经过的大概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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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娴儿读：吾于阳历三月廿七日入镇南关，（吾孑身行耳，盖黄溯初、黄孟羲皆往滇未返也。）当即寄一纸想已达。吾在越南十日，实历无量艰辛。盖伪政府已知吾在彼，谍骑四布，必欲暗杀，次则截留，由海防经河内、谅山以达镇南关，汽车须两日程，每站皆有敌谍，群以为吾决无飞渡之理。而廿七日午后三时，镇南关大悬国旗，列队肃肃，到车站军乐爆竹声中，簇拥我入关矣。料敌人必当叹为神助，然吾实已忍饥两日，露宿一宵，至今念之犹痛怖也。在关一宿，翌晨（廿八日）破晓即首途赴龙州，山程百五十里，吾驰（马行，中间亦易舟）到时日未晡也。而沿途所经市镇村落，皆悬旗燃爆欢迎，父老相携，迎送十里外。及抵龙州，则全城爆竹声，喧天沸地，父老儿童皆感极而泣，良不知其何以如是，盖绝非由军吏之教劝也。其夕接到全省各军官欢迎电数十通，而陆督及荷丈（荷丈早已由梧入）皆有电来商要事，吾一一作答，又须致电云、贵、蜀、湘各处，是夜又竟夕不寐，盖方行百五十里，而复熬此一夜，疲倦极矣。龙州各团体预备欢迎，请演说者凡六七处，然吾以急于晤陆督，虽一日不能淹，又不便辜负其盛意，因使之合并，于翌晨午前往莅，然犹须到两处，其一则龙州各团体之联合，其二则广东会馆也。廿九日晨接见各军官地方官后，即往演说，演毕即乘船下南宁，倾城出送，亘江千数里，人如堵墙，然吾目不交睫，手口不暂辍者，已三十八小时矣。水浅不能通轮舟，（陆道本可通，惟太辛苦，故改遵水路。）雇民船行，军署派队三十人护送，矮篷货船，与军士同纵横卧一舱中，此况味亦二十年（吾幼时由乡往省赴试时未有轮船，曾经此况。）所未经也。至四月初三日行至镇龙村地方，始有兵轮此相迓，盖已行六日矣。明午便可抵省城南宁，苟无兵轮，尚须行三日也。陆督本在梧州行营，特返南宁相迎，明日相见后，商定一切，便当携手东下故乡矣。龙觐光已缴械投诚，顷已将其人俘归（昨已至）南宁，极优待之，钦廉已下，海运顿通，此后进取益易矣。舟中匆匆写此，余续闻。”（民国五年四月三日晚由广西第六号巡轮《与娴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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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抵南宁后有致徐佛苏、范静生等六君一书，报告到达后各事情形兹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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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二十七入镇南关，四月四日抵南宁，距发沪时恰一月矣。溯初、孟曦入滇未同行，然三日后亦当至此。陆督之豁达诚挚，求诸古人尚未知谁可比，而又极精细有条理，真国之宝也。百色龙军已缴械，其军仍编入我军，此间饷械仍缺，规湘尚有待也。粤通款甚勤勤，数电哀恳（可怜），荷庵往为画计，荷已于今日东下，想此书到时，粤事或已揭晓也。滇电坏，信息久不通，惟知松确在泸，敌军顷惟死守成、渝耳。此间各派人麕集，情形颇复杂，以仆性情颇复不耐，顿生厌事之想，拟俟粤事定后，更一往滇，此后颇思远引也。此间军人可爱已极，与军人接则色舞，与政客接则头痛，待元凶既殪，我辈仍当休息，还我故业，任衮衮者好自为之耳。途中读哲学书，醰醰有味，颇复斐然有述作之志。前在越南寄上《国民浅训》一书，凡三十本，已收到否？别无副本，若失去则枉费心力矣。座客（最不耐此）云集，匆匆作此，余续陈。”（民国五年四月六日《与佛苏静生厚生叔通铸甫慎之诸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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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六日给梁令娴一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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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四日抵邕南宁（省城），陆督亲至江口相迎（率水军全队出迎），入城时军民之欢迎狂涌，非语言所能形容。吾两日间应接劳顿，无片刻息，故不能作详函。荷丈（随陆督自行营溯江三日来迎）今日往粤，应龙、张数电哀恳敦请也。书到时报〔想〕吾已在粤矣。”（民国五年四月六日《与娴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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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六日，广东宣布独立，吴柳隅在《丙辰从军日记》里论述其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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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陈炯明曾起义于惠州，虽归失败，然屡谋卷土重来，而朱执信、邓铿等亦各有所计画，至于三月末，潮汕独立于东，钦廉独立于西，至本月而高雷亦告独立，而徐君勉、王和顺等集民军数千，期于七日扑攻广州城，闻警卫军数千，将为内应，而江大、宝璧两兵船及其他小兵船五六艘又为魏邦屏所收复，至六日午后，魏率江大、宝璧两舰至白鹅潭，行将炮击观音山，而广州城则已高悬独立之旗矣。盖龙济光见广州城以外，各处纷纷独立，洪宪郡王之头衔，断不能再保存也，故昨为袁皇帝之忠臣者，今不惮变脸而为袁皇帝之叛臣。本日广州城各衙门遂高贴奉龙上将军命广东宣告独立字样，夫龙济光安知独立为何事，彼知独立二字可以抵民军之进攻，而保持其禄位耳。”（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五年四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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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日，广州发生海珠惨案，汤觉顿遇难，先生以后有《番禺汤公墓志铭》一篇〔《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上）第十五页〕、《祭海珠三烈文》一篇，读了可见该案的大概情形。此外吴柳隅《丙辰从军日记》记该案的始末甚详，录之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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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起由日本领事传来消息，悉昨日海珠会议，颜启汉、蔡春华等卫兵开枪，击毙汤觉顿、谭学夔、王广龄、岑伯铸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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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珠之变，由梁士诒遣其弟士谋之，颜启汉、蔡春华诸人，许以重金酬谢，而龙济光亦参与其谋。然在梁士诒兄弟则欲尽杀诸民党，在颜启汉则因与徐君勉有旧，欲脱徐而杀其他诸人，在龙济光则以汤觉顿为梁任公、陆幹卿之代表，有所顾忌，欲脱汤而杀其他诸人，故梁、颜、龙之大目的虽同，而其所杀之范围则不无广狭之异。有为龙济光开脱者，谓海珠之事，龙实不与其谋。吾且诘之龙济光，先有酒柬约觉顿于是日午后六时赴宴，而海珠会议于午后一时开会方一时左右龙济光即两次以电话催觉顿赴宴，夫由一时以至六时尚有四时间而必急急于催觉顿赴宴，非逆知海珠将有变，欲于未发之前先调开觉顿耶？此龙济光之无以自解者一。寻常小民横遭冤杀，犹须缉凶，况王广龄则省城之警察厅长也，谭学夔则陆军少将而将军府之顾问也，汤觉顿则广西都督及总参谋之代表也，冤死之后，龙济光不下缉凶之令，无一哀悼之词，仅出一布告，谓其因误会致死，劝人民勿惊疑，谓非尝与其谋，如斯大事安得若对岸观火耶？此龙济光之无以自解者二。为之解者，谓事变之后，颜启汉已逃，虽欲缉凶，将安缉之，不知颜启汉虽逃，蔡春华尚在，执而鞫之，此中阴谋即可暴露，然蔡安居省城，龙熟视之若无睹，斯又何说耶？此龙济光之无以自解者三。是故欲为龙济光开脱，谓梁士诒、颜启汉等为主谋，而龙为从犯，人或信之，若谓其全不与闻，虽有苏、张之舌，终无以释人之疑，而为龙翻此铁案也。顾阴谋之士，欲变乱是非，则又别捏一说焉，谓徐君勉实与颜启汉同谋。问其理由，则谓汤、谭、王皆死，而徐何以独生还，以是揣知其为同谋也。夫谓生还者即为通敌，然则临阵战败，凡得逃归者皆可谓事前尝通敌，以是断狱，则为士卒者其皆惧矣。况当时生还者，尚有王伟及其他一二人，固不独一徐勤已也。持此说者，则又谓徐之杀汤觉顿，欲以挑拨梁任公与龙济光之恶感，不知徐与汤系旧友，后来交谊纵不如前，亦何至顿萌杀意，就令果如人言，徐别有目的，欲以杀汤，然在谭学夔、王广龄乃与徐同谋独立之人，徐极需其相助，谓其愿杀谭、王，斯又何说以解之耶？不宁惟是，徐逃归之后所发表文电，大攻龙济光与颜启汉，使果同谋，则龙、颜何不揭徐同谋之事，以缄其口，而乃听徐指摘，独蒙恶名，龙、颜不若是之愚也。然则君勉同谋之谣言，果何自而来，今试揭之。第一，龙济光、梁士诒辈既与民党不能相容，今见徐竟生还，故散布此种谣言，冀使民党之间自相水火。第二，广东民党派别甚多，各有攫取都督一席之野心，而此时徐之势力最为雄厚，他派忌之，故乘机附会此种谣言，以相中伤。第三，港、沪报章纷传康南海倡复辟之说，而徐为康最亲信之人，民党之急激者虑徐一得广东，而南海将凭借之以倡复辟也。故以此种蜚语中伤之，俾无所成，知此三种原因，则徐之为无辜被谤，可以了然矣。此海珠案之真相也。”（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五年四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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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四月二十七日先生给梁令娴一书里，述其事兼筹汤氏的善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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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到邕后，家书殊稀，固由邮递极艰，抑亦心力交瘁，竟无片刻暇晷，以及家事也。吾于四月初四到邕，初六遂得粤独立之报，粤中来迎之电不下数十通，初八遂偕陆督东下，十三抵梧州，忽闻汤、谭、王凶报，吾之肝肠寸断，汝等当能想像得之，此事主谋为谁，今尚成疑案也。吾本拟即下广州，因此遂中止，而数日来对于广东问题乃绞尽无穷心血，至今犹未得解决，一省处置之难且如此，国事可知耳。荷丈事其家已知否，恐不能瞒，不知若何哀伤，宜常往存问照料。陆督有五千元（广东毫银）托希哲汇吾家，代交彼家，为暂时支持家费用，可先交二千元，其余三千交季丈，妥为存储，随时支用，其遗孤教养费当另筹三四万元，专派数人代为经理。吾现驻肇庆，陆督已返梧州，将往桂林指挥北征之师，吾待粤事稍定后，即当他行，或赴前敌，或往日本，皆未可定。在此有桂军三千护卫，凡百安谧，可勿远虑。吾精神甚王，惟眼疾迄未大愈，因每夜常睡不足也。极欲觅清静之地，休养旬日，顾安可得。汝及诸弟学课如何，常以为念也。有安禀可寄广州日总领事转寄肇庆镇守使署妥交。”（民国五年四月二十七日《与娴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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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二十一日，唐蓂赓曾致先生一书，论进行倒袁主张和军事布置情形。现在抄在下面，可见滇、黔军事领袖对于继续讨袁问题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