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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到上海后，于五月三十日始闻父莲涧先生三月十四日逝世的消息，因即立电军务院和各都督总司令，请辞本兼各职。其电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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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岑都司令分转唐、刘、陆、龙都督，吕都督，陈护督，蔡、李、戴总司令鉴：昨舍弟启勋自港来，奔告先考之丧，闻变痛绝。方启超甫匿港舟之日，正先考弥留在床之时，朋好过顾大局，先既不以病闻，后复不以丧告，人伦惨变，前古未闻，皆超罪孽，积此殃报，进于国家无毫发之补，退于古今为至不孝之人，窀穸未安，不敢言死，从此报亲，惟有双泪。惟盼粤局稍宁，即当稽颡叩求，蒙自、武鸣两公弘锡类之仁，拨数卒护葬，俾先考得奠首丘，不孝得庐墓次，一息不绝，永当衔结。国家之事，不惟不孝闻而刺心，诸公严伦纪之大防，谅不援金革以相责。所有抚军、都参谋、政务委员长各职，应请立予解除，超之万劫莫赎，皆此名义所误，酷罚若此，呼天不闻，惟求诸公勿屏不孝于名教之外而已。苫块哀告，修词无次，百惟矜闵。”（民国五年五月《致岑都司令并转各都督各总司令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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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先生尚有《闻讣辞职书》一篇（《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三十页），又《哀启》一篇（《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一二七页），读了可见莲涧先生的生平。现在把先生以后所记初闻亲丧消息时候的两段话抄在下面，借见当日情形之一般。他在《国体战争躬历谈》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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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广局面既略定，余乃复出上海，欲为他方面之活动。及抵上海，而闻余父之丧，盖当吾间道入广西时，不幸而余最爱之老父病殁于香港，余之朋友以余方在军中，责任不轻，匿丧不使余知。呜呼！吾此行无丝毫补益于国，而徒以此不能尽人子之职，吾之罪永劫莫赎也。吾闻丧昏迷，遂不忍复与闻国事矣。”（《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一四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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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护国之役回顾谈》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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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湖南、浙江都陆续独立，四川那边形势松得多了，过些日子接着冯华甫电报要我来上海，商量解决大局方法，我五月初旬回到上海，我的兄弟和我的女儿从天津来接我，住定了两日，才把老太爷的事告诉我，我魂魄都失掉了，还能管什么国家大事。从此我就在上海居丧，连华甫亦不便来和我商量了。过了二十多天，袁世凯气愤身亡，这出戏算是唱完。”（《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九十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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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六日，袁世凯羞愤成疾卒。此项消息达到上海后，先生即于次日连发致黎大总统、段芝泉、冯华甫各都督总司令（以上三电均见《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五十三、四页）四电，促请黎氏依法就任大总统职。其致黎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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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黎大总统钧鉴：项城奄逝，时局锐变，我公继任，根于约法上严正之程序，早经南省敬谨宣言，今当危疑之时，恳即日就职，昭告中外，以定民志，更与段芝老戮力保持中央秩序，克期召集国会，妥筹善后，国家幸甚。启超前月返沪，痛闻先考之丧，已辞谢一切职务；苫块余生，诚不宜更谈国事，特以全局安危间不容发，昏垫越礼，贡其血诚。公恪遵国法，奋肩巨艰，俾治安迅复，邦基永奠，不孝得托庇归里，营葬庐墓，殁存均感。”（民国五年六月七日《致黎大总统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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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日，先生再致各都督总司令一电，主张对时局提出六项条件，其第三条惩办祸首一节，先生主张尤力，但是后来结果即恢复约法国会两条，还经过几次周折才能实现。其致各都督总司令的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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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首正位后，京秩序尚安，黎频电海上名流，段未有电，都中新旧约法之争颇烈，逆党无惩办消息，海上事杂言庞，折衷不易。以超观察，段无恶意，惟所处既艰，恐被劫持。现川、陕、湘既撤销独立，五省态度极宜慎重，军事计画务维持现状，已出发之军暂驻现驻地点。军务院条例本定国务院依法成立时撤废，可再宣言声明，一面由五省提出条件：一、复旧约法；二、召集国会；三、惩治祸首；四、南省北军撤还；五、废将军巡按官制，一律改称都督；六、双方要人在南京或武昌开善后会议，直接晤商。鄙见如此，希公决一致进行。”（《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五十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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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三十日，政府明令恢复民国元年约法和旧国会，是时各方斡旋运动已有两旬之久，先生有二十五、二十七日致段芝泉两电（见《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六十四、六十七页）可以参考。现在把六月十五日黄溯初致先生一电抄在下面，借见当日情形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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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谒黎、段，首商旧约法及国会事，黎、段均主恢复，惟方法不同。黎欲径以命令发表，段欲先令各省长官分知各该省旧国会议员，各举代表三人□□，即由旅沪议员团掣出，限期到京会□议□□据以发表，二说迄未决定，群赞黎说，又知段系欲避各方面责备并无他意。黎、段相持，恐生恶果，拟请沪旧议员全体出名，不用议员团名义，□主恢复，并劝段即据此电及各省长官主张恢复之。□呈发令，公如云然，盼速电段，勿坚持，并□夫转各议员酌行。□早见段后，即电述段意，托张乾若以建密代发，不料改用华密，至未奉复。至携来条件，黎均谓然，实权在段一条照办，□六两条□恢□旧约法后行四条□五条下节主缓，上节允□即办，三条主来京会议，又段虽极称许蔡，然得省目的现难达。”（民国五年六月黄群《致沧江先生谏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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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法、国会之恢复，北京方面林宗孟长民、张乾若国淦两氏奔走最力。七月一日某君致先生一电，论其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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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国会约法，宗孟、乾若之力为多，望告同人，黎拟请公任府秘书长，如有电到，宜婉辞。”（民国五年七月一日振《致梁任公先生东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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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大总统聘先生为秘书长事，先生于六日复电婉辞，现在把黎原电抄录下来，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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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承来训，虑远思深，谋国之心，家居弥笃，泰山北斗，景仰为劳。亦知读礼之时，不敢以阁员相浼，然万端待理，棼如乱丝，辱以庸才，丁兹危局，设使旧鼎覆，沦胥以灭，既负人民望治之心，亦违先生救时之愿，窃不自揣，欲以本府秘书长相屈，既无嫌乎夺情，且可资乎论道。先生模楷人伦，万流仰镜，倘肯垂念邦国，当不忍金玉尔音，敢布寸心，拥篲俟命。”（民国五年七月一日黎元洪《致梁任公先生东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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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黎元洪还数次致书遣人恳邀先生入京，赞襄一切，此外并令公府收支处自七月分起月赠津贴二千元。其致先生各书中有一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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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违麈教，裘葛载更。岭树江云，迢迢千里，虽鳞鸿多便，邮电常通，而仰企之怀，未足罄其万一也。徐君佛苏到京，询悉素履安和，旅祺清适，欣慰不可言喻。国家多故，祸变相寻，赖执事奔走提倡之功，与夫调护斡旋之力，幸得由剥而复，转危为安。元洪不才，亦获随诸君子后，共荷巨艰，凡百措施，均资指导，嘉猷伟略，薄海同钦，此固民国无疆之休，非仅私幸已也。现在国会在开，人心粗定，而茫茫前路，来日大难，一切建设问题，非得闳才卓识，如执事者，从容坐论，随事谘商，长夜冥行，其何能淑。前曾奉上一电，敬迓高轩，适执事俨然在忧服之中，哀毁已甚，未便固请，然引伫足音，寸阴若岁，自夏徂秋，虚席以待者，亦既三阅月矣。屈指读礼之期，行满百日，为国夺情，万民所望，睹此危局，宁忍恝然，伏乞台从北来，克日命驾，慰我饥渴，示我同行。遥望江天，九顿以请，幸毋遐弃，鉴此微忱。”（民国五年黎总统《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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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五日，军务院宣布撤销，先生前后主张斡旋之力最多，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记述其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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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日午后一时抵肇庆，悉军务院已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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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务院之始设立也，宣言俟袁氏退位，黎公就职，国会召集，国务院依法成立时始行取消。至是袁死黎继，而国会亦已有召集之明文，所欠者则国务院未依法成立耳。故激烈之士，以此集怨于梁任公，以任公赞成取消军务院之说也。取消军务院之议，倡自浙江督军吕公公望，梁任公起而和之，于是军务院诸抚军皆赞成此议，遂宣告军务院取消。怨任公者，以取消之议任公之电最有力，此说诚然。虽然，若以取消为非当，先怨首倡之吕，不当独怨附和之梁，况附和者举抚军皆是也，何独梁任公？独丛怨于梁，苟非借以快私忿，持论宁得谓平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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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务院之取消亦不得谓其为非黎公正位而后，所谓惩办罪魁也，恢复旧约法也，召集旧国会也，撤去龙济光也，凡护国军方面所提议者，北京政府一皆降心以相从，军务院既终当取消，则提前裁撤，以示交相让步，顾全大局之意，此正公忠体国之所为，宁有不合。且惩办罪魁，恢复约法，召集国会，撤退孽龙等事，欲使总统命令有效，必有阁员副署，苟以军务院与之对抗，而不认现国务院为合法之机关，则其所副署之命令，安能发生效力。诚如是也，则各种问题奚从解决，故军务院之取消，诸抚军不特忠于谋国，抑亦见理甚明，丝毫不得置议也。”（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五年七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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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以后先生斡旋时局的事绩尚甚多，兹不赘述。惟有一极重要事，便是先生和同人的出处问题，先生为这个问题曾屡次与同人磋商，最后的结果大概是同人方面不必拘定，先生方面则绝对不可出山。现在摘录有关此问题之材料数篇于下，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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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于六月二十六日给其子梁思成、梁思永书，可见先生是时的态度尚未大定，其时梁夫人有归宁贵州之议，所以信中也有道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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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此书时，计汝母已首途矣。吾为时势所驱，恐非久亦须入都，乃知大隐市朝，谭何容易，虽以季丈之消极，当亦不能坚持也。川局已定，汝母或可由重庆行，汝等学业近如何，成永何久无禀报耶？英文京报文日内当赶成，但客多竟未获一执笔也。吾因不轻发言，故全国各报皆无文字发表，《国民公报》所登告白，不过一种虚伪耳。”（民国五年六月二十六日《与思成思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