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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日来读《竹窗随笔》、《云栖遗稿》，生大惭愧，增长信根，极欲更求憨山、蕅益诸集读之，以助修行，不审金陵皆有刻本否，请将集名开示。（金陵所刻《经目录》希寄一张。）”（民国七年十月七日《致宰平我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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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日，徐世昌就大总统职于北京，二十三日熊希龄等通电发起和平期成会，二十四日北京政府下令停战，尊重和平。十一月欧战告终，十一日协商各国与德国签订休战条约，二十二日广东军政府通令休战。十二月十八日全国和平联合会在京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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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运动初发起时，报载先生也为中坚领袖之一，实际先生虽极赞成其事，但是并未参与其中。十月二十六日《申报》载他对某报记者发表谈话一篇，可见先生是时对和平运动和整个国事的态度和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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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来在野名流，有和平期成会之组织，各报登载谓梁任公为主动之一人，顷有某报记者往访任公，其问答如下。问：近日平和期成会之组织，先生与闻乎？答：闻之，旬日来各方面皆有人来接洽。问：此会得先生协同主持，当更有力。答：余未加入。问：然则先生不以平和旨宗为然乎，抑有所不慊于此会乎？答：否，平和为今日时势所必要，且亦鄙人夙所主张，此会发起诸贤，又皆平昔所契敬，主持其事者，实为最亲爱之人，吾闻此会成立发展，喜极不寐也。问：然则何为不加入？答：此会属吾个人之事，不含政治意味，其一因大病新起，元气未复，医者即力戒节省思虑，且必须转地疗养。吾平生担任一事，必思积极负责任，此时筹画奔走，既非病躯所堪，徒挂空名，则又何必。其二有数种著述，经营多年，迄未成就，皆由于政治所牵扰，致荒本业。一年以来，闭户自精，略成十余万言，但所就仅十分之一二，自审心思才力，不能两用，涉足政治，势必荒著述，吾自觉欲效忠于国家社会，毋宁以全力尽瘁于著述，为能尽吾天职，故毅然中止政治生涯，非俟著述之愿略酬，决不更为政治活动，故凡含有政治意味之团体，概不愿加入。其三此会成否，及其效果如何，决不以吾一人进退为轻重，故吾可以不加入。问：旧进步党员与先生关系甚密，先生既如此消极，诸贤得毋亦取同态度乎？答：凡以政治为职志者，则目前第一问题，当先尽力以取得和平，然后政治始可言。我同志诸贤既未脱政治关系，此吾以为亟当与各派协同活动，不容消极。至于鄙人生平，向不取消极主义，今中止政治生涯，将从别方面有所积极耳。谓不作政治活动，即为消极，吾所不承。问：此次和平运动，先生卜其能成否？答：若和平不成，则纷扰何日始了，非至国亡，恐无了日。以全国人心理所趋，及世界大势所迫，宜若可成。虽然，若非双方当事者及大多数国民有根本觉悟，则终恐无成，即成亦无补于时局也。问：何谓双方当事者之根本觉悟？答：应有二种觉悟，其一现在双方，甲主威信，乙言护法，皆欲自占一好名目，而将战争之责任嫁与其敌，实则使两方主战。此清夜扪心，自问何尝有所谓威信，所谓护法，盖皆有不〈可〉告人之隐，特借此以自掩护耳。若北方果为威信而战也，威信能行于南方与否，且勿论，试问中央对于北方诸督威信何在，愈主战而愈倒持大阿，以授彼在外拥兵之军阀，以此言威信，失将谁欺？若南方果为护法而战也，北方能守法与否，且勿论，试问南方举动有一合法者乎？同一法也，便己则护之，不便则不护，敌违法则护法，我违法则护我，以此言，护法又将谁欺？实则彼双方者，曷尝知威信护法作何解释，其心目中曷尝有丝毫威信护法之念存，直盗此美名，以天下人为可欺耳。殊不知国人之视公等，已如见其肺肝，此等美名决非不诚无物者所能滥盗，公等若自质言吾为意气也，吾为权利也，虽复粗犷顽悍，犹不失磊落气象，若长戴此假面具，不肯自揭，国人终必共起为公等揭之，即国人竟无此能力，国外人且必共起为公等揭之，此其宜有根本觉悟者一也。问：请问其二？答：若双方者能有一方有大力量，以贯澈大欲望，则借此假面具为手段，我亦无责质言之，若北方武力果能统一全国者，吾亦祷祝之崇拜之；南方武力果能统一全国者，吾亦祷祝之崇拜之。今交斗逾年，战绩既所共见，双方丑态犹暴露未尽，所谓指挥湘江犁扫滇、粤者，所谓奋师武汉直捣燕、幽者，岂非各个对床梦呓，此犹不自羞，国人咸为公等羞之，夫双方当事者，虽极愚顽，至今日岂不自知其大言之决不能践，既知之矣，而犹于是以苦我父老子弟，则其居心何等，人责可逃，鬼殊难逭，此其宜有根本觉悟者二也。问：何谓国民大多数之根本觉悟？答：须〈知〉军国主义之为物与中国数千年来建国之根本精神，本不相应，吾国人前此眩于德国、日本之骤强，欲效其颦，致此名义为武力所利用，一切俶扰之根原皆起于此。今欧战将终，世界思潮剧变，即彼真正有力之军国主义，亦已于世界所不容，不久将绝其迹，观美国威总统之宣言，此其见端矣。况我国之为军国主义，乃由少数蠢如豕贪如羊狠如狼之武人，窃取名号以营其私，若此者无南无北，无新无旧，已一丘之貉也。更质言之，则现在拥兵弄兵之人，实我国民公敌，其运命与国家之运命不能并存，今举国共痛恨于武人之干政矣。然干涉武人之干政，亦唯武人调和武人者，亦唯武人递相乘除，安有纪极，夫既已拥兵在手，其力量足以挥斥一切，蹴踏一切，而欲责其安分而勿干政，此固必不可得之数矣。是故吾敢下明决之断案曰，自今以往，有军队则无中国，有中国则无军队，军队能收束与否，即国家存亡所攸判。然无论如何武人运命终必随欧战完结而消灭，但我国人自消灭之耶？抑外人代我消灭之耶？此则在我国民之能彻底觉悟，尤在少数明大体有天良之武人有彻底觉悟耳。问：先生睹现在各方面现有此等觉悟乎？答：似未也。其有觉悟者，无力者也，吾惟冀觉悟之日不远耳。问：现在欧战平和之机已大动，我国将来所受影响如何？答：吾不忍言，去年吾侪力排众议，主张对德宣战，固逆料欧战之结果必有今日，以此为增进我国际地位之极好时机，岂料双方皆利用此为政争资料，而置国家大计于不顾，因此而倒阁，因此而发生督军团围国会，因此而复辟，蹉跎光阴，已历半载，及段阁再现，吾当时以本已厌离政界之身，而毅然入阁者，徒欲贯彻宣战之初志，求能出兵欧洲，当时尽一分义务，即将来享一分权利，吾在阁数月中，无日不提此议，谓无论如何必须赶今年春间决战以前，有数万人到西战场，则将来和平会议之发言权，我国必不在人下，吾之入阁几为此一事而已。而岂料宣战以来，一年之岁月竟为内讧销磨以尽，今千载一时之机已逸，更有何说，今但能有和平统一之国家，俾将来国际团体上尚认为一国，斯已过望矣。虽然，恐并此希望而不能达也，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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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三十日，袁思亮曾致先生一书，除论和平运动外，并劝先生乘时联合同志从事讲学事业，其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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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拜手书，并进使者讯起居近况甚悉。先生数十年来抱如伤之怀，负先觉之责，不惜哓音瘏口，焦头烂额，以赴国家之急。天不厌乱，踬蹶相继，曾不得少行其志，支颐袖手，杜门谢客，发愤著书，至于呕血，而又掌珠匿彩，增其感伤，先生之所遭，亦可谓极人世之坎坷者矣。……近闻京津之间，有所谓和平期成会者，多吾党明达之士，其用心良苦，然其效亦大略可睹矣。区区之愚，以为先生宜以此时结合少数同志，授徒讲学，屏弃一切机权术数，急切近名之说，一以扶植人类信义为归，合古今中外道德家言一炉而冶之，庶几救已死之人心，存未亡之国脉，其功当不在禹下。自非然者欲因人以成事，必至屈己以徇人，若夫遗世淑身，此吾侪小人苟全性命于乱世者之所为，非所仰望于先生者也。违离日久，辄一发其狂瞽之言，惟裁择焉。”（民国七年十月三十一日袁思亮《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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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欧战告终，和平会议即将开幕，忽有我国因处置敌侨等事未能尽其责任不能列席的传说，先生因撰《为请求列席平和会议敬告我友邦》一文，发表于北京《公民报》。（见十二月十七日《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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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十一月二十六日《申报》载先生是时到京对时局发表两项主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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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到京宣示两主张，欧战议和主促陆使早行，先赴美交换意见，再至欧。内阁问题如不正式组阁，不必提交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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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十一月，先生始识胡适之。十一月七日，徐振飞有一封介绍胡于先生的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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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年丈总长：胡适之先生现任北京大学掌教，主撰《新青年》杂志，其文章学问久为钧座所知，兹有津门之行，颇拟造谭，敢晋一言，以当绍介。”（民国七年十一月七日徐新六《致任公年丈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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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十一月二十日胡适之致先生一书，论墨学并道求见之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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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先生有道：秋初晤徐振飞先生，知拙著《墨家哲学》颇蒙先生嘉许，徐先生并言先生有墨学材料甚多，愿出以见示。适近作《墨辩新诂》，尚未脱稿，极思一见先生所集材料，惟彼时适先生有吐血之恙，故未敢通书左右，近闻贵恙已愈，又时于《国民公报》中奉读大著，知先生近来已复理文字旧业，适后日（十一月二十二日）将来天津南开学校演说，拟留津一日，甚思假此机会趋谒先生，一以慰生平渴思之怀，一以便面承先生关于墨学之教诲，倘蒙赐观所集墨学材料，尤所感谢。适亦知先生近为欧战和议问题操心，或未必有余暇接见生客，故乞振飞先生为之绍介，拟于二十三日（星期六）上午十一时趋访先生，作二十分钟之谈话，不知先生能许之否？适到津后，当再以电话达尊宅，取进止。”（民国七年十一月二十日胡适《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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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先生的欧游计划进行成功，是月初旬先生曾到京与大总统徐世昌接洽数次，并与驻京各国公使周旋一切，十二月十日《申报》记其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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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氏以个人资格前赴欧洲，早经决定，日前来京趋谒东海，接洽数次，并与驻京外交团周旋一切，现事已完竣，业于昨日下午四时四十五分出京回津，料理行装，各部院人员及其朋旧昨赴东车站送行者甚多，闻之行期，已定于本月二十九日乘日本邮船横滨丸由沪直航欧洲，大约二十五日将由津赴沪，在起程前尚须来京一次，亦未可知。”（《梁任公将赴欧美游历》民国七年十二月十日《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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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日，先生有与梁令娴一书，其时有关游历各事大体均已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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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香港至吉隆坡前后五禀（仰光电亦收）具悉，初次离家，长途多感，固所宜然。既抵所向地，心当宁静，但不审能堪彼湿热否耳。吾度此闲适之岁月，恰仅一年，欧战既终，逼使我不复能自逸，今当西游，已决乘横滨丸于本月二十九日自上海首途取道印度洋地中海，直趋法国，同行者张君劢、徐振飞、蒋百里、刘子楷、丁文江，并携鼎甫作录事（不带仆人）兼服役（初拟带延纬，卒致鼎甫），此行全以私人资格，（经费殊不充，公家所给仅六万，朋旧馈赆约四万耳。）不负直接责任，然关系当不小。近数日来陆使在日本闹笑话，舆论哗然，复有将我资格化私为公之议，然吾殊不欲也。初时拟电汝来槟榔屿相见，顷见汝书，路费如彼其巨，跋涉千里，乃得一日之盘桓，甚无谓矣。当于归途迂道仰光携汝归耳。此次若非汝已南行，则吾必调希哲随往，希哲不获参与此活剧，实为妻孥累也。然万一到必须化私为公时，仍当借重希哲，届时则惟设法先送汝归耳。若必有此事，则此书未到前，电当先到，然什九不至成为事实也。吾入京半月，一昨方归，检点行装，且须赶作多数文字，无寸晷暇，昨夜已通宵不寐，一年来养成之良习惯，忽遂破坏，可叹也。家中甚安，汝母亦入京旬日，先我归，吾频有文登《时事新报》，曾饬寄汝处，已见否，两孙乐南居耶？希哲想佳。父示思顺。十二月十日。成、永、忠成绩均甚优。”（民国七年十二月十日《与思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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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在《欧游心影录节录》中自记此行以前各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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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民国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由北京动身，天津宿一宵，恰好严范孙、范静生从美国回来，二十四早刚到，得一次畅谈，最算快事。二十四晚发天津，二十六早到南京，在督署中，饭后即往上海，张季直由南通来会，念七午国际税法平等会开会相饯，季直主席，我把我对于关税问题的意见演说一回。是晚我们和张东荪、黄溯初谈了一个通宵，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这一席话要算我们朋辈中换了一个新生命了。念八晨上船，搭的是日本邮船会社的横滨丸。”（《欧行途中》，《合集·专集》之二十三第三十九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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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又在同书中自述此游目的和同行诸人出发的情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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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行七人，蒋百里（方震）、刘子楷（崇杰）、丁在君（文江）、张君劢（嘉森）、徐振飞（新六）、杨鼎甫（维新），到了欧洲后常在一处的，还有夏浮筠（元瑮）、徐巽言（■），这就是我一年来的游侣。因船位缺乏，分道首途。在君、振飞经太平洋大西洋，我和蒋、刘、张、杨四君就取道印度洋地中海。我们出游目的，第一件是想自己求一点学问，而且看看这空前绝后的历史剧怎样收场，拓一拓眼界。第二件也因为正在做正义人道的外交场，以为这次和会真是要把全世界不合理的国际关系根本改造，立个永久和平的基础，想拿私人资格将我们的冤苦向世界舆论申诉申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如今外交是完全失望了，自己学问匆匆过了整年，没有长进，说起来好生惭愧。我们动身以前，在东交民巷免不了有些应酬，其时英、美等国外交当局大约和我们同做一样的梦，着实替我们打算，有几回肺腑之谈，今且未便把他发表。”（《欧行途中》，同上第三十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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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是年著述中除金石跋、书籍跋、书跋外，并无散文，只岁初曾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未完，《合集》收录者有八页三十七条。又夏秋间为《中国通史》，仅成十余万言。此外，欧游途中又综所见闻为《欧游心影录》一书，但此书迄未完成，《合集》所收仅系节录一部，且此书大部当成在民国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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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年谱长编 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己未） 四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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