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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日来读《竹窗随笔》、《云栖遗稿》,生大惭愧,增长信根,极欲更求憨山、蕅益诸集读之,以助修行,不审金陵皆有刻本否,请将集名开示。(金陵所刻《经目录》希寄一张。)”(民国七年十月七日《致宰平我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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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日,徐世昌就大总统职于北京,二十三日熊希龄等通电发起和平期成会,二十四日北京政府下令停战,尊重和平。十一月欧战告终,十一日协商各国与德国签订休战条约,二十二日广东军政府通令休战。十二月十八日全国和平联合会在京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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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运动初发起时,报载先生也为中坚领袖之一,实际先生虽极赞成其事,但是并未参与其中。十月二十六日《申报》载他对某报记者发表谈话一篇,可见先生是时对和平运动和整个国事的态度和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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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来在野名流,有和平期成会之组织,各报登载谓梁任公为主动之一人,顷有某报记者往访任公,其问答如下。问:近日平和期成会之组织,先生与闻乎?答:闻之,旬日来各方面皆有人来接洽。问:此会得先生协同主持,当更有力。答:余未加入。问:然则先生不以平和旨宗为然乎,抑有所不慊于此会乎?答:否,平和为今日时势所必要,且亦鄙人夙所主张,此会发起诸贤,又皆平昔所契敬,主持其事者,实为最亲爱之人,吾闻此会成立发展,喜极不寐也。问:然则何为不加入?答:此会属吾个人之事,不含政治意味,其一因大病新起,元气未复,医者即力戒节省思虑,且必须转地疗养。吾平生担任一事,必思积极负责任,此时筹画奔走,既非病躯所堪,徒挂空名,则又何必。其二有数种著述,经营多年,迄未成就,皆由于政治所牵扰,致荒本业。一年以来,闭户自精,略成十余万言,但所就仅十分之一二,自审心思才力,不能两用,涉足政治,势必荒著述,吾自觉欲效忠于国家社会,毋宁以全力尽瘁于著述,为能尽吾天职,故毅然中止政治生涯,非俟著述之愿略酬,决不更为政治活动,故凡含有政治意味之团体,概不愿加入。其三此会成否,及其效果如何,决不以吾一人进退为轻重,故吾可以不加入。问:旧进步党员与先生关系甚密,先生既如此消极,诸贤得毋亦取同态度乎?答:凡以政治为职志者,则目前第一问题,当先尽力以取得和平,然后政治始可言。我同志诸贤既未脱政治关系,此吾以为亟当与各派协同活动,不容消极。至于鄙人生平,向不取消极主义,今中止政治生涯,将从别方面有所积极耳。谓不作政治活动,即为消极,吾所不承。问:此次和平运动,先生卜其能成否?答:若和平不成,则纷扰何日始了,非至国亡,恐无了日。以全国人心理所趋,及世界大势所迫,宜若可成。虽然,若非双方当事者及大多数国民有根本觉悟,则终恐无成,即成亦无补于时局也。问:何谓双方当事者之根本觉悟?答:应有二种觉悟,其一现在双方,甲主威信,乙言护法,皆欲自占一好名目,而将战争之责任嫁与其敌,实则使两方主战。此清夜扪心,自问何尝有所谓威信,所谓护法,盖皆有不〈可〉告人之隐,特借此以自掩护耳。若北方果为威信而战也,威信能行于南方与否,且勿论,试问中央对于北方诸督威信何在,愈主战而愈倒持大阿,以授彼在外拥兵之军阀,以此言威信,失将谁欺?若南方果为护法而战也,北方能守法与否,且勿论,试问南方举动有一合法者乎?同一法也,便己则护之,不便则不护,敌违法则护法,我违法则护我,以此言,护法又将谁欺?实则彼双方者,曷尝知威信护法作何解释,其心目中曷尝有丝毫威信护法之念存,直盗此美名,以天下人为可欺耳。殊不知国人之视公等,已如见其肺肝,此等美名决非不诚无物者所能滥盗,公等若自质言吾为意气也,吾为权利也,虽复粗犷顽悍,犹不失磊落气象,若长戴此假面具,不肯自揭,国人终必共起为公等揭之,即国人竟无此能力,国外人且必共起为公等揭之,此其宜有根本觉悟者一也。问:请问其二?答:若双方者能有一方有大力量,以贯澈大欲望,则借此假面具为手段,我亦无责质言之,若北方武力果能统一全国者,吾亦祷祝之崇拜之;南方武力果能统一全国者,吾亦祷祝之崇拜之。今交斗逾年,战绩既所共见,双方丑态犹暴露未尽,所谓指挥湘江犁扫滇、粤者,所谓奋师武汉直捣燕、幽者,岂非各个对床梦呓,此犹不自羞,国人咸为公等羞之,夫双方当事者,虽极愚顽,至今日岂不自知其大言之决不能践,既知之矣,而犹于是以苦我父老子弟,则其居心何等,人责可逃,鬼殊难逭,此其宜有根本觉悟者二也。问:何谓国民大多数之根本觉悟?答:须〈知〉军国主义之为物与中国数千年来建国之根本精神,本不相应,吾国人前此眩于德国、日本之骤强,欲效其颦,致此名义为武力所利用,一切俶扰之根原皆起于此。今欧战将终,世界思潮剧变,即彼真正有力之军国主义,亦已于世界所不容,不久将绝其迹,观美国威总统之宣言,此其见端矣。况我国之为军国主义,乃由少数蠢如豕贪如羊狠如狼之武人,窃取名号以营其私,若此者无南无北,无新无旧,已一丘之貉也。更质言之,则现在拥兵弄兵之人,实我国民公敌,其运命与国家之运命不能并存,今举国共痛恨于武人之干政矣。然干涉武人之干政,亦唯武人调和武人者,亦唯武人递相乘除,安有纪极,夫既已拥兵在手,其力量足以挥斥一切,蹴踏一切,而欲责其安分而勿干政,此固必不可得之数矣。是故吾敢下明决之断案曰,自今以往,有军队则无中国,有中国则无军队,军队能收束与否,即国家存亡所攸判。然无论如何武人运命终必随欧战完结而消灭,但我国人自消灭之耶?抑外人代我消灭之耶?此则在我国民之能彻底觉悟,尤在少数明大体有天良之武人有彻底觉悟耳。问:先生睹现在各方面现有此等觉悟乎?答:似未也。其有觉悟者,无力者也,吾惟冀觉悟之日不远耳。问:现在欧战平和之机已大动,我国将来所受影响如何?答:吾不忍言,去年吾侪力排众议,主张对德宣战,固逆料欧战之结果必有今日,以此为增进我国际地位之极好时机,岂料双方皆利用此为政争资料,而置国家大计于不顾,因此而倒阁,因此而发生督军团围国会,因此而复辟,蹉跎光阴,已历半载,及段阁再现,吾当时以本已厌离政界之身,而毅然入阁者,徒欲贯彻宣战之初志,求能出兵欧洲,当时尽一分义务,即将来享一分权利,吾在阁数月中,无日不提此议,谓无论如何必须赶今年春间决战以前,有数万人到西战场,则将来和平会议之发言权,我国必不在人下,吾之入阁几为此一事而已。而岂料宣战以来,一年之岁月竟为内讧销磨以尽,今千载一时之机已逸,更有何说,今但能有和平统一之国家,俾将来国际团体上尚认为一国,斯已过望矣。虽然,恐并此希望而不能达也,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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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三十日,袁思亮曾致先生一书,除论和平运动外,并劝先生乘时联合同志从事讲学事业,其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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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拜手书,并进使者讯起居近况甚悉。先生数十年来抱如伤之怀,负先觉之责,不惜哓音瘏口,焦头烂额,以赴国家之急。天不厌乱,踬蹶相继,曾不得少行其志,支颐袖手,杜门谢客,发愤著书,至于呕血,而又掌珠匿彩,增其感伤,先生之所遭,亦可谓极人世之坎坷者矣。……近闻京津之间,有所谓和平期成会者,多吾党明达之士,其用心良苦,然其效亦大略可睹矣。区区之愚,以为先生宜以此时结合少数同志,授徒讲学,屏弃一切机权术数,急切近名之说,一以扶植人类信义为归,合古今中外道德家言一炉而冶之,庶几救已死之人心,存未亡之国脉,其功当不在禹下。自非然者欲因人以成事,必至屈己以徇人,若夫遗世淑身,此吾侪小人苟全性命于乱世者之所为,非所仰望于先生者也。违离日久,辄一发其狂瞽之言,惟裁择焉。”(民国七年十月三十一日袁思亮《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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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欧战告终,和平会议即将开幕,忽有我国因处置敌侨等事未能尽其责任不能列席的传说,先生因撰《为请求列席平和会议敬告我友邦》一文,发表于北京《公民报》。(见十二月十七日《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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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十一月二十六日《申报》载先生是时到京对时局发表两项主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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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到京宣示两主张,欧战议和主促陆使早行,先赴美交换意见,再至欧。内阁问题如不正式组阁,不必提交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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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十一月,先生始识胡适之。十一月七日,徐振飞有一封介绍胡于先生的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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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年丈总长:胡适之先生现任北京大学掌教,主撰《新青年》杂志,其文章学问久为钧座所知,兹有津门之行,颇拟造谭,敢晋一言,以当绍介。”(民国七年十一月七日徐新六《致任公年丈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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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十一月二十日胡适之致先生一书,论墨学并道求见之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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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先生有道:秋初晤徐振飞先生,知拙著《墨家哲学》颇蒙先生嘉许,徐先生并言先生有墨学材料甚多,愿出以见示。适近作《墨辩新诂》,尚未脱稿,极思一见先生所集材料,惟彼时适先生有吐血之恙,故未敢通书左右,近闻贵恙已愈,又时于《国民公报》中奉读大著,知先生近来已复理文字旧业,适后日(十一月二十二日)将来天津南开学校演说,拟留津一日,甚思假此机会趋谒先生,一以慰生平渴思之怀,一以便面承先生关于墨学之教诲,倘蒙赐观所集墨学材料,尤所感谢。适亦知先生近为欧战和议问题操心,或未必有余暇接见生客,故乞振飞先生为之绍介,拟于二十三日(星期六)上午十一时趋访先生,作二十分钟之谈话,不知先生能许之否?适到津后,当再以电话达尊宅,取进止。”(民国七年十一月二十日胡适《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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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先生的欧游计划进行成功,是月初旬先生曾到京与大总统徐世昌接洽数次,并与驻京各国公使周旋一切,十二月十日《申报》记其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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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氏以个人资格前赴欧洲,早经决定,日前来京趋谒东海,接洽数次,并与驻京外交团周旋一切,现事已完竣,业于昨日下午四时四十五分出京回津,料理行装,各部院人员及其朋旧昨赴东车站送行者甚多,闻之行期,已定于本月二十九日乘日本邮船横滨丸由沪直航欧洲,大约二十五日将由津赴沪,在起程前尚须来京一次,亦未可知。”(《梁任公将赴欧美游历》民国七年十二月十日《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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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日,先生有与梁令娴一书,其时有关游历各事大体均已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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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香港至吉隆坡前后五禀(仰光电亦收)具悉,初次离家,长途多感,固所宜然。既抵所向地,心当宁静,但不审能堪彼湿热否耳。吾度此闲适之岁月,恰仅一年,欧战既终,逼使我不复能自逸,今当西游,已决乘横滨丸于本月二十九日自上海首途取道印度洋地中海,直趋法国,同行者张君劢、徐振飞、蒋百里、刘子楷、丁文江,并携鼎甫作录事(不带仆人)兼服役(初拟带延纬,卒致鼎甫),此行全以私人资格,(经费殊不充,公家所给仅六万,朋旧馈赆约四万耳。)不负直接责任,然关系当不小。近数日来陆使在日本闹笑话,舆论哗然,复有将我资格化私为公之议,然吾殊不欲也。初时拟电汝来槟榔屿相见,顷见汝书,路费如彼其巨,跋涉千里,乃得一日之盘桓,甚无谓矣。当于归途迂道仰光携汝归耳。此次若非汝已南行,则吾必调希哲随往,希哲不获参与此活剧,实为妻孥累也。然万一到必须化私为公时,仍当借重希哲,届时则惟设法先送汝归耳。若必有此事,则此书未到前,电当先到,然什九不至成为事实也。吾入京半月,一昨方归,检点行装,且须赶作多数文字,无寸晷暇,昨夜已通宵不寐,一年来养成之良习惯,忽遂破坏,可叹也。家中甚安,汝母亦入京旬日,先我归,吾频有文登《时事新报》,曾饬寄汝处,已见否,两孙乐南居耶?希哲想佳。父示思顺。十二月十日。成、永、忠成绩均甚优。”(民国七年十二月十日《与思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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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在《欧游心影录节录》中自记此行以前各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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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民国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由北京动身,天津宿一宵,恰好严范孙、范静生从美国回来,二十四早刚到,得一次畅谈,最算快事。二十四晚发天津,二十六早到南京,在督署中,饭后即往上海,张季直由南通来会,念七午国际税法平等会开会相饯,季直主席,我把我对于关税问题的意见演说一回。是晚我们和张东荪、黄溯初谈了一个通宵,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这一席话要算我们朋辈中换了一个新生命了。念八晨上船,搭的是日本邮船会社的横滨丸。”(《欧行途中》,《合集·专集》之二十三第三十九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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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又在同书中自述此游目的和同行诸人出发的情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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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行七人,蒋百里(方震)、刘子楷(崇杰)、丁在君(文江)、张君劢(嘉森)、徐振飞(新六)、杨鼎甫(维新),到了欧洲后常在一处的,还有夏浮筠(元瑮)、徐巽言(■),这就是我一年来的游侣。因船位缺乏,分道首途。在君、振飞经太平洋大西洋,我和蒋、刘、张、杨四君就取道印度洋地中海。我们出游目的,第一件是想自己求一点学问,而且看看这空前绝后的历史剧怎样收场,拓一拓眼界。第二件也因为正在做正义人道的外交场,以为这次和会真是要把全世界不合理的国际关系根本改造,立个永久和平的基础,想拿私人资格将我们的冤苦向世界舆论申诉申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如今外交是完全失望了,自己学问匆匆过了整年,没有长进,说起来好生惭愧。我们动身以前,在东交民巷免不了有些应酬,其时英、美等国外交当局大约和我们同做一样的梦,着实替我们打算,有几回肺腑之谈,今且未便把他发表。”(《欧行途中》,同上第三十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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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是年著述中除金石跋、书籍跋、书跋外,并无散文,只岁初曾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未完,《合集》收录者有八页三十七条。又夏秋间为《中国通史》,仅成十余万言。此外,欧游途中又综所见闻为《欧游心影录》一书,但此书迄未完成,《合集》所收仅系节录一部,且此书大部当成在民国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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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年谱长编 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己未) 四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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