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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日来常患失眠,每间日辄终夜不能合眼,晨起便须应酬游览,觉疲惫极矣。殆因求学太锐,思虑太深所致,欲自节,但苦不能,或登舟后少佳耳。在此照一相,似较上半年憔悴也。”(民国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由柏林《与思顺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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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这次与同行诸人的游欧,原在他们将来的整个事业上抱有极大的目的和计划,这一点从上面所引的材料里面已经可以见到。现在再把夏秋间张东荪致张君劢、刘子楷、蒋百里、徐振飞等两书抄在下面,他们所抱的远大计划的情形,更可见一斑了。其第一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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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来不得通信,闷甚。据荪妄测,此次欧会恐于我一无所得,所希望之种种,恐皆成泡影,设其事已非,似宜另打主意,否则人将以种种无稽之言相加也。最好将此中内幕澈底宣布,免致国内人生疑。至学校计画,尤望进行。又世界大势已趋于稳健的社会主义,公等于此种情形请特别调查,并搜集书籍,以便归国之用,未识以为然否。”(民国八年张东荪《与君劢、子楷、百里、振飞四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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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第二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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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片及通信均收到,比来通讯渐疏者,实由无可告语耳,卖国风潮已熄,大学计画闻已由北京寄上矣。公等此行不可仅注视于和会,宜广考察战后之精神上物质上一切变态,对于目前之国事不可太热心,对于较远之计画不可不熟虑,否则专注目于和会,和会了便无所得,未识以为然否。至于国内和议,大概可了,国会问题不外乎先行制宪,宪成解散南北两会耳。苟且之谋,无一顾之价值也。”(民国八年张东荪《与君劢、子楷、百里、振飞诸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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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游欧一年中,都以巴黎附近白鲁威地方为长川住所,他在《大战前后之欧洲》一文的楔子里,记述当日居住其地的情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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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八年双十节之次日,我们从意大利经过瑞士,回到巴黎附近白鲁威的寓庐,回想自六月六日离去法国以来,足足四个多月,坐了几千里的铁路,游了二十几个名城,除伦敦外,却没有一处住过一来复以上,真是走马看花,疲于奔命,如今觉有点动极思静了。白鲁威离巴黎二十分钟火车,是巴黎人避暑之地。我们的寓庐,小小几间朴素楼房,倒有个很大的院落,杂花丰树,楚楚可人,当夏令时想是风味绝佳,可惜我都不曾享受。到得我来时,那天地肃杀之气,已是到处弥满院子里,那些秋海棠野菊,不用说早已萎黄凋谢,连那十几株百年合抱的大苦栗树,也不过霜威风力,一片片的枯叶,蝉联飘堕,层层堆叠,差不多把我们院子变成黄沙荒碛。还有些树上的叶,虽然还赖在那里挣他残命,却都带一种沈忧凄断之色,向风中战抖抖的作响,诉说他魂惊望绝,到后来索性连枝带梗滚掉下来,像也知道该让出自己所占的位置,教后来的好别谋再造。欧北气候本来森郁,加以今年早寒,当旧历重阳前后,已有穷冬闲藏景象,总是阴霾霾的,欲雨不雨,间日还要涌起濛濛黄雾,那太阳有时从层云叠雾中瑟瑟缩缩闪出些光线来,像要告诉世人说他还在那里,但我们正想要去亲炙他一番,他却已躲得无踪无影了。我们住的这避暑别墅,本来就不是预备御冬之用,一切构造都不合现在的时宜,所以住在里头的人,对于气候的激变,感受不便,自然是更多,且更早了。欧战以来,此地黑煤的稀罕,就像黄金一样,便有钱也买不着,我们靠着取暖的两种宝贝,就是那半干不湿的木柴,和那煤气厂里蒸取过煤气的煤渣,那湿柴煨也再煨不燃,吱吱的响,像背里埋怨,说道你要我中用,还该先下一番工夫,这样生吞活剥起来,可是不行的。那煤渣在那里无精打彩的干炙,却一阵一阵的爆出碎屑来,像是恶狠狠地说道:‘我的精髓早已榨干了,你还要相煎太急吗!’我们想着现在刚是故国秋高气爽的时候,已经一寒至此,将来还有三四个月的严冬,不知如何过活,因此连衣服也不敢多添,好预备他日不时之用,只得靠些室内室外运动,鼓起本身原有的热力,来抵抗外界的沍寒。我们同住的三五个人,就把白鲁威当作一个深山道院,巴黎是绝迹不去的,客人是一个不见的,镇日坐在一间开方丈把的屋子里头,傍着一个不生不灭的火炉,围着一张亦圆亦方的桌子,各人埋头埋脑,做各自的功课,这便是我们这一冬的单调生活趣味,和上半年恰恰成个反比例了。我的功课中有一件便是要做些文章,把这一年中所观察和所感想写出来。”(《合集·专集》之二十三第一——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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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在欧游期中,其随时随地所经历观察和感想都有记述,他住在巴黎的时候,曾经整理出一部分来,回国以后就因为百事待理,无暇及此了。所以结果全书迄未完成,行将出版的《饮冰室合集》里有《欧游心影录节录》数篇,便是全书的一部,也就是先生归国后在《近著第一辑》上卷中所发表的几篇。兹列其目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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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上篇《大战前后之欧洲》、下篇《中国人之自觉》、《欧行途中》、《伦敦初旅》、《巴黎和会鸟瞰》、《西欧战场形势及战局概观》、《战地及亚洛二州纪行》、《国际联盟评论》、《国际劳工规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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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几篇文章里面最要紧的是第一文的下篇——《中国人之自觉》,因为读了这篇文章可见先生思想见解转变之迹,和对于将来政治社会等问题的主张。该文共分十三节,欲窥全豹,可参考《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第二十——三十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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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十二月二日七子思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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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年谱长编 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庚申) 四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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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九日,先生由德国返巴黎,十七日由巴黎赴马赛,二十二日由马赛乘法国邮船归国,三月五日抵上海。先生这次归来后,对于国家问题和个人事业完全改变其旧日的方针和态度,所以此后绝对放弃上层的政治活动,惟用全力从事于培植国民实际基础的教育事业,计是年所着手的事业有承办中国公学,组织共学社,发起讲学社,整顿《改造杂志》,发起中比贸易公司,和国民动议制宪运动等数事。是年先生著《墨经校释》和《清代学术概论》两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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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三日,先生游马丁路德避难译经处,同日游槐马,五日游希拉尔与葛特故居,七日返柏林,先生在是日给梁令娴的明片里记游德国的情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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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十日之力,游德国外省,略睹其概,今日返柏林,三日后将去德国矣。此次游德,费日少而所得多,最满意。日来早睡早起,神志健旺。”(民国九年一月七日《与思顺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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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十二日,张君劢致黄溯初一书,述与先生等在欧洲所商归国后各事方针甚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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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初吾兄:任公游一年,行将归矣。登岸后方针之宣布,前函已详,兹不赘。惟在欧所商不止一事,敢为公言之,并望将其先后次第,详加讨论焉。一、中比贸易公司。二、中比轮船公司,此二事虽二而实一。三、月报及印刷所。四、大学。五、派留德学生。第一、第二两事,详致公权函电中,谅公已知之。第三事,月报月出两期三期,尚未大定,总之在必办之列。并拟为文化运动计,创刊小丛书,故非自办印刷所不可。大旨拟集资五万,并以商业方法经营之,恐亦不难支持焉。第四事即前冯河间所提,河间去矣,此后办法非敢悬断。第五事以此次赴德,觉学费之廉,出人意外,现一元可易五十马克,每学生得三十元或四十元(即一千五百马或二千马)尽可从容度日,如国内大公司如中原公司之类,每年能出资万元或五千元,可派学生十人或二十人。国内后起不乏才智,李石曾留法勤工俭学会以招至万人为度,吾侪并此不图,尚何新人才之可言,此事并非与李竞争,为国家计,应如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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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五事,每事所需人才甚多,故其举行之先后,人才之分配,不可不斟酌。第一、第二两事,总须有第一等人才方能与外人共事,以弟所见,由公及舍弟揆初、振飞、仍珠、光甫、季罄等分数人专任之,至应募股本,则范围自应较广。第三事除任公拟定编辑人外,其经理印刷所之人,亦不可不注意。总之应作为一种独立商业,不可与政党财政混同,方能持久。第四事以弟所见现时无从办起,以现有人才分配于以上三事,已属不敷,尚何大学可言。弟意与其自办大学,不如运动各省筹办而自居于教授,只求灌输精神,何必负办学之责任乎。任公于编纂杂志之外,在北方学校中居一教习地位,亦计之得者也。第五事如冯河间家能提兴学之费五万元,则每学生期以五年四年,可得毕业生二十人,但德国大学纯采自由制,大学功课自己选择,非招致科学有根底者难收效果,弟意拟分三等,日本或美国大学毕业者为第一等,科学有根底而英、德、法文不深者为第二等,但通德文同济学堂之类是为第三等。学生招齐后,由森在欧随时考察,并告以求学之门径,或者收效不在内地办学下也。弟意拟在德办一预备班,除德语外授以应学之根本智识(但大学正式毕业者不在此限)一年后方得自由求学,石君酢六与任公、百里交甚深,与弟亦熟识有年,向为松坡参谋,三次革命后留日攻德语与哲学,此人应为之筹一二千元之费,令其即来德,待彼于德学风熟习后,则留德学生之指导,可由彼任之,不必弟在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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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各事,深恐任公归后手忙脚乱,绝不计其轻重缓急,而又信口糊说,故为公一一详之,并望与东荪先生、宗孟、子楷、崧生、为藩详计之。再宗孟之来,想已定计,以弟观之,宗孟应作留学之计,不可作游历计,此点已为任公言之。以游历必受人招待,匆匆观其大略,决不能窥其深处,且以宗孟之英文本有根底,留英一年,则口耳之学已自由自在,再以一二月为游历计,则所得较多矣。此层望为宗孟言之。后起人才,固应设法培养,而如公如宗孟得多来欧,均属不可缓之举,以出游者不徒明了大势,且能增进勇气,觉中国事非不可为,故弟望公之来,不亚于宗孟也。弟上半年在法,暑假在德三月,年终取道美国归国,所念念不忘者,在延揽同志而已。惟内地吾党旗帜不鲜明,则招致新人才之举,无由着手,故任公宣布方针,及此后杂志之论调,总以打破军阀,改进社会为标目,要之应与世界潮流相应,不可专顾国内环境而已。匆匆不尽欲言。”(民国九年一月十二日张嘉森《与溯初吾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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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以一月十七日由巴黎起程归国,十八日抵马赛,以待舟期,乃于二十日游马赛附近之尼士,二十一日游赌国孟的加罗,二十三日始由马赛首途返国,以三月五日抵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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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抵沪时,曾对某君发表关于山东外交问题的谈话一篇,三月七日《申报》记其谈话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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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任公日昨抵沪时,某君在码头相迓,匆匆一谈,某君先询对于外交方面之意见,梁曰:‘余初履国土,即闻直接交涉之呼声,不胜骇异。夫既拒签于前,当然不能直接交涉于后,吾辈在巴黎时对于不签字一层,亦略尽力,且对于有条件签字说,亦复反对,乃有不签字之结果,今果直接交涉,不但前功尽失,并且前后矛盾,自丧信用,国际人格从此一隳千丈,不能再与他国为正义之要求矣。其间最足感人听闻者,为英、法感情说,以为提出联盟,必大伤英、法感情,此说实不值一笑。殊不知和会与联盟会完全不同,和会代表各国,联盟则为国际之一共同机关,和会犹如省议会联合会,而联盟则参议院也,虽同由省议会选出,其性质不同。联盟既为超然之一机关,当然不能以一二国之感情为本位,且诉诸联盟与退出和会不同,当然不伤英、法感情,虽诉诸联盟得胜与否,仍在未可知之数,然吾辈固以此问题引全世界人之注意,将来必有好影响。天下恶事必与秘密相伴,愈公开则正义愈明,一国之政治能公开于全国人,一国之外交能公开于全世界,则流弊自然减少,而至于无也’,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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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君又叩以归后对于社会从何方面尽力,梁曰:‘去国一年余,对于国内情形颇不明了,惟对于此种状态亦不愿加以考究决定。对于现实的方面(尤以政治方面为最)皆一概绝缘,而对于各方面的黑暗,则由个人良心为猛烈的攻击,暂时如此。以后研究有得,再拟定建设方针,供国人之采择。”(《梁任公抵沪后之谈话》民国九年三月七日《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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