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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21932 “数示均悉。兹略将鄙见所及拉杂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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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21934 一、聘请者之人数或团体数，多多益善，此亦一种国民外交也。学校固可，报馆亦可，即工商界之人物与团体如张四先生，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亦可。昨与教育次长谈及，教育部亦可略为担任，宜急印一公启，分寄各处，公启中宜言明所集之款，如不足则由某人或某团体补足之，如有余则以之聘请他人，如拍尔哥宋，或继续聘请罗素。后者若为其结果，或可立一名义，如‘国外名哲聘请团’，团中之款项如继续增加，则聘请之名哲即继续增加。此公启宜请先生主笔并出名，若欲言及罗素氏之生平及学说，铜可贡献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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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21936 二、宜急登报，招译罗素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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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21938 甲、译时每节须各标一题，使阅者一睹卷首之内容Contencts即可知全书之梗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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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21940 乙、文体不求词费之白话，不取源晦之文言，一须明，二须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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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21942 丙、译体宜取意译，原书铺张之处，硝〔琐〕碎之处，或惟与英文有关之处，少为削略亦可（此指关于社会主义之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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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21944 丁、报酬每千字宜不在六元以下，商务印书馆亦承每千字四元，罗素氏销售必广，或可略使增加，否则其不足之数，由聘请罗素经费中提划，其为数并不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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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21946 戊、敝友王抚五（《科学方法》编著者）已承认翻译其《哲学中之科学方法》，敝友程铸新已译成其《政治理想》，（此书已有人译，然搏沙谓其不通，非重译不可。）不日即可改译他书，张兆芝先生与铜皆可任审查之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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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21948 己、此丛书可否先生斟酌之。”（民国九年八月八日傅铜《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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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21950 九月五日，先生致张东荪书，商筹办讲学社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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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21952 “入京为讲演事，忽费半月，现所进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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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21954 一、组织一永久团体，名为讲学社，定每年聘名哲一人来华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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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21956 一、讲学社董事暂举定以下诸人，伯唐、孑民、亮俦、秉三、仲仁、任公、静生、梦麟、搏沙、陈小庄（高师校长）、金仲蕃（清华校长）、张伯苓（南开校长），尚拟邀范孙、季直、菊生，尚未得本人同意，想必乐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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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21958 一、经费政府每年补助二万元，以三年为期，此外零碎捐款亦已得万元有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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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21960 一、赵君事数日前晤金仲蕃，已由同人公托之，想必允（此数日未晤金君当更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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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21962 一、罗素所乘之船，改期十月十二乃到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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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21964 一、讲演或先在南举行最佳，搏沙日内到沪，面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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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21966 一、中国公学教务长望公决任勿疑，经费顷方有某方面可以进行，容续报。其办法则公与百里所商讲座之说最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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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21968 一、出版时请寄敝寓三份，别有两份，一寄仲策（京南长街），一寄小儿梁思成（清华学校）。”（民国五年《致东荪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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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21970 九月十日，先生致张东荪书，言讲学社与中国公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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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21972 “讲学社规约及董事名单寄上，请登报。第二年所聘之人，已由董事会决议为倭伊铿矣。郭、黄二君本皆在董事会之列，或前书忘列其名耶？公学款事，确有进行方法，信中未便发表，旬日后如已成就，当更相告，大约年入三四万之讲座费，可望筹得。其图书馆则向别方面筹之，以开办费五万，常年经费一万为标准，亦可望成。似此则规模不已粗具耶。公决任教务长，甚喜，惟同时摆脱报务，却可不必，挂名主持，大事乃过问，不碍事也。改大学今年已来不及，须俟来年暑假否，抑中途尚有改进之余地，请示复。”（民国九年《致东荪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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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21974 十月四日，先生与张东荪书商迎罗素事，是时罗氏已在来华途中，先生正在著《清代学术概论》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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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21976 “本拟南下迎罗素，顷方为一文，题为《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为《改造》作，然已褎然成一书矣，约五六万言。）颇得意，今方得半，（尚有一文债未了，则张三先生寿文也，连作带写非三四日之功不可。）一出游又恐中辍，决作罢矣。其实对罗氏亦不必行亲迎礼也。顷促百里代行，惟赵君处最好能由南中要求彼往迎，能由公及黄任之、陈仲甫、沈信卿联名致一电与赵及金（清华校长）最妙，望速办。或约人费时日，则用上海学界同人名义发电亦可。”（民国九年《与东荪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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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21978 十月十五日，傅治致张东荪书，论团体事业之前途与办法，读此书可见先生与他一班同志是时对于他们整个事业的主张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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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721980 “刻君劢先生转示先生与君劢及任公先生与先生书各一通，甚快。政论发动，任公先生又热心大发，为之喜惧并集，以创议手段撼动社会，为议论行动之出发点，诚为妙着，几经政变，无法收场，自应另辟蹊径，以利解决。惟谓此议前途一帆风顺，则虽中智知其无望，以广土众民，无户口统计，无地方自治之国，欲借国民大会收一日之效，解积年之纷，其事之难自可想象。况对此议兴高采烈者，尽属无业游民，其人岂诚有爱于国民大会，特借此自跻于候补政客之林，以便其偷窃耳。议者有见于是，自以初无奢望，不过借此种根。此说达矣，然种根之利，究有几何，所种者皆能破土而出，承露而长耶？政治运动须有基础，先生所谓非候青年团成立，不向一般国民说话，此即求基础之义，治始终笃信而主张之。而任公则曰非向国民说话，则此团将不能成立；又曰：欲求真团结，非共事不可，非觅事来共不可。就一方面观之，其言殊是，以补尊论之未充，顾治欲问任公所谓说话，所为〔谓〕共事，其话与事有何〔所〕择耶，抑无所择耶？有计画耶，抑无计画耶？澈始贯终耶，抑东起西落耶？任公但云随时与人协同动作，一若协同动作，团体自成者，不知此可以成一时之群众，不可以成经久之团体也。治所怀万端，不能于此短幅中罄道什一，又不欲妄发肤泛之议论，一言以蔽之，则任公仍在浮处用力，不在实处用力，仍于政治方面有泛运动之兴趣，不于社会方面下筑基础之苦工，思前顾后，可为寒心。人生几何，何堪再误。先生与任公知深而居近，倘亦能为根本一贯之打算耶？今之所急，一在立事业而图发展，一在定主义而事宣传，然后方有真团体之组织，须知组党虽非其时，而团体则不可不早结，（政党以争内阁至少争议席为事，团体则不必争内阁争议席，为政治未入轨道以前泛运动之组织，盖全以社会事业为基础之团体也。）又须知团体须有主义之信仰，事业之活动，又须知团体与寻常朋友不同，其结合也以公意，不以私情，又须知团体不可无事业，而事业不必便为团体，若报、若杂志、若译书社，同人集于一堂，不必便为一体，谓之报馆同人，杂志之同人，译书社之同人可，谓即先生所谓我辈之青年团不可。故治欲问先生者，即先生所谓之青年团，将由何道以成立耶？前者所采之联络主义，可谓组织青年团之预备，不可谓组织青年团之办法也。至事业方面，则先生所提学校问题，最为切实，望任公摆脱政治之泛运动，全力从事于此事，设科不必多，惟教授须最高手，藏书楼须极完备，须有一种特别精神，特别色采，此为吾辈文化运动、社会事业、政治运动（间接关系）之重要基本，应早筹备。报馆一窘至此，决非办法，衡以欧西报纸，竟是笑话，须集大款（至少三十万）求大发展，或改股份公司性质，开放于一部资本家，或借社会后援，公诸一部社会同志，另组董事部，为报馆最高管理机关，此事曾与君劢细谭，似以开放于一部资本家较有把握，如张季直等当可求其帮助。改组新局，务为中国惟一大报，此事祈与溯初先生等平情细想，或能设法开一新路，君劢以为如果有意，极易办到也。”（民国九年十月十五日傅治《致东荪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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