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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事不尝力倡国民大会耶？当时以形格势禁，未能实行，天下至今痛惜。今时局之发展已进于昔矣，联省自治舆论望之若饥渴，颇闻湘军亦以此相号召，与执事所夙倡者，形式虽稍异，然精神则吻合无间也。执事今以节制之师，居形胜之地，一举足为天下轻重，若与久同袍泽之湘军，左提右挈，建联省的国民大会之议，以质诸国中父老昆弟，夫孰不距跃三百以从执事之后者。如是则从根本上底定国体，然后蓄精锐以对外雪耻，斯真乃爱国军人所当有事，夫孰与快阋墙之忿，而自陷于荆棘以终也。鄙人自昔本以书痴闻，比来更日夕淫于典籍，于时事无所闻问。凡此所云云，或早已在执事规画中，且或已在实行中，则吾所言悉为词费，执事一笑而拉杂摧烧之，固所愿也。若于利害得失之审择，犹有几微足烦尊虑者，则望稍割片晷，垂意鄙言。呜呼！吾频年来向人垂涕泣以进忠告，终不见采，而其人事后乃悔吾言之不用者，盖数辈矣。吾与执事无交，殊不敢自附于忠告，但为国家计，则日祝执事以无悔而已。临风怀想，不尽所言，敬颂勋安，伏惟荃察。”（民国十年《致吴子玉书》，《合集·文集》之三十六第七十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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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间先生致张东荪书，言与闻时局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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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日来天津极现活气，黄陂宅为中心，吾不愿直接参预（吾始终未一次列席），但事多与闻，捉刀之文不少。此等事于大局无甚裨益，但亦仍须鼓舞之，使助呐喊耳（讨厌问题已发生不少）。今最要者使湘与吴勿决裂，别致立诚、时若一书，请即交去，并望务以此意达湘军。”（民国十年《与东荪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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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间，先生致萧立诚（堃）、雷时若（飙）书，论对湘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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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悉，前寄代拟湘军宣言，想已达，连日曾发里密、增密两电，不审达否？日来与黄陂、凤凰诸人常集议，故于前敌事略有所闻，且曾捉刀作数文，〔皆代黄陂等（湘鄂团体）分致双方之函电，内亦有致炎午书更有代他方面拟宣言。〕今未便发表耳。季子态度始终未了，但据可靠消息，谓北京力主战，而保定暗主和也。今日见萧复黎、熊电，言‘力向和平方针进行，但湘军前进不休，不知是何用意，诸公有何切实办法，俾双方得相见以诚，早休兵一日，即得一日之福’等语。窥其意不似非无意提携者，惟彼所言湘军进逼等语，不知是否实情，以鄙见度之，或是斥堠小冲突耳。又徐世章告人，言湘军提出条件，有承认粤政府，索赔军费百万等项，窃拟纯属造谣。鄙意今日湘军所采态度，最要紧是从大处落脉，务要将题目愈做愈大，切不可愈做愈小。第一是须将湖北省之人的问题（省长问题等最讨厌）撇开不可揽在身上，以滋葛藤。第二湘军此次出动，其物质上之损失及其苦痛固在意中，然当此大局未发展以前，万不可提出本省或本军之利益条件，以授人口实，而失天下之望。若犯此两着，皆所谓将题目愈做愈小也。要之此次出兵之大旗帜，惟在联省自治（此外概不与闻），此旗帜总希望与季子共擎之，必至万不得已时，乃独擎此方针。想前敌诸公早有成竹，惟盼持以坚忍，勿因一时刺激而乱其步伐。此时总须尽其力所能及，引季子为友，不宜驱使敌我，此第一义也。此间同人凡有可以为声援者，唯力是视，若诸公有所命（仲仁克日赴汉晤季子有所忠告）。苟力所能逮者，必踊跃以赴。百里来书，言将赴前敌，急兄弟之难，吾以为义固宜尔也。阜南师长近有书至，以未审通信所在，故未复，望兄先为致意，日内当更专函达意也。”（民国十年《与立诚时若两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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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间，先生致蹇季常、张仲仁、熊秉三、范静生等书，商说吴解决湘事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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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日前有一书寄吴子玉，乃由快邮径寄者，公到彼亦当见之也。吾书中有苦不能透露之语，公如获与晤，乞倾筐倒箧破釜沉舟一言之。子玉之意或欲扫荡湘军后，以独立提议解决大局，此项城辛亥时得意之笔也。不知今日情势与昔异，湘一旦败归，则湘局已不在现时当局者之手，全湘必折而入于粤，而赣亦随之而去，彼时北张南孙皆吴劲敌，吴虽有所建议，必无附和者，欲求如去年国民大会之反响尚不可得，遑论解决大局。若趁今日与湘提携，则长江指挥若定，南北两政府虽极不愿而不能反对，则大势瞬息而定矣。吴若必欲迫湘军出境，是不异自翦其羽翼以资敌。天下事固有一著误而满覆者，此类是已。吴若徒为个人虚荣计，无意于天下大计，则复何言，若犹有意者，则此著万不可错。简单言之，则挟湘军以自重，立刻召集联省会议以号召天下，此唯一办法也。公能竭其力以图彼一寤耶？彼若忧现在鄂人难搀，则亦无妨昌言，现在专务维持武汉秩序，俟联省问题得有要领，鄂事即随而解决云云，如此措词，鄂人亦无以为难也，敬上仲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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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里、立诚来电呈鉴：吴氏此策固在意中，但有何术使吴有此觉悟耶？函电恐无补，要望仲仁兄速行，破釜沉舟与彼一言耳（别书三纸仲老晤吴时或出示之亦可）。若静生能同行似更妙，湘人措词较亲切，接头方面亦多也，敬上季常、仲仁、秉三、静生诸公。”（民国十年《致季常仲仁秉三静生诸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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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月间，先生与蒋百里书，论其参列岳州会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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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报称公参列岳州会议，大为诧怪，昨晤受庆乃知全属子虚，且闻公由长返岳，在岳被抢情形，为之失笑，乃知作史者动言传事实真相，谈何容易哉。以公所以为湘军计者，如彼其周，万里间关急难，而得此结果，固由对手方面举动出意计外，抑毋亦此方当事者非其才耶？庐山面目，滑稽可笑，通电亦到，此间早已投诸破簏，仲老勤恳可敬，惜误用其热诚，已连函劝其自拔矣。何日北旋，伫企伫企。”（民国十年《与百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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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月间，先生致张仲仁书，论对时局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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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仁先生：前静生特示公冬电后，即驰书汉口，愿公自拔，次日即见公通电，深为焦灼。顷读报知公已东下，而前书亦从邮局退还，知未达览矣。公南行本意，原冀制止此剧战，以谋时局之发展，岳州之役既现，希望已悉成泡影，更何发展可言。庐山会议太近滑稽，盼公更勿与闻，徒自损令誉。项城、合肥、河间尚尔尔，况下彼数等者耶？吾侪经此最后之试验，真可以对于彼辈不复一睨矣。公谓何如？”（民国十年《与公府机要局张仲仁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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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间，先生致张东荪、蒋百里书，论对时局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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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面目决不宜与闻，以致自污，前书已陈，吾最初即不主张复电，后伯唐言为仲仁计，不能不一敷衍，因拟一稿，交秉三商发，即前函所述是也。顷伯唐亦取消前议，不复发矣。仲仁非劝其自拔不可，一信请设法递去。近来报中颇有集矢于百里者，虽悠悠之口不必多管，但既非事实，何可听其谣诼，今别为致百里一书，若认为有登报洗刷之必要，则登之何如？”（民国十年《与东荪百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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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一日，先生曾为鲁案致外交总长颜骏人一书，论直接交涉之不利，此外关于山东问题者，先生尚有《对于日本提案第三条之批评》一文可以参考，两文分别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第七十二页和十九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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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四日，先生曾为翻译韦尔思《史纲》事，致陈叔通一书，可见该书之成，先生润色之功实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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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书言韦尔思《史纲》译事，想已达。韦氏（吾在英时曾晤数次，谈甚洽，彼书亦有征引吾说者。）为当代一著名文学家，其书文极优美，在欧诸友曾劝吾译之，吾英文既不通，为事甚劳，故未之许也。小儿辈自告奋勇，约同学三人以从事，彼辈于文学绝无素养，其辜负原著自无待言，吾因欲授小儿以国文，故本年暑假三个月中每日分半日为之改润（现仍每日分两点钟为之），故此书虽号称儿曹所译，实则无异我自译，（亦可谓私爱厥子，借此教授。）因其书为文学的，故吾于行文特加注意，往往竟半日仅改千字耳（吾自著书每日总在四千言内外）。吾改时置译者于旁（亦自用原书参考），疑辄阅之，自信此改本可谓信达雅兼备矣（此书若译笔拙劣则精华尽失矣）。现改定者约三分之一而强，待彼辈誊清，即可发印。故望商馆仍将此书全委我手（吾尚拟致书韦氏请其更作一序），准明春三月杪全部完成。前函所言希商菊生全部承诺，最所切盼。”（民国十年十月四日《与叔通吾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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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日以后，先生应京、津各学校之邀，曾为公开讲演者七次之多，第一次应双十节天津学界全体庆祝会之请，讲题为《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第二次在十一月十二日应北京国立法政专门学校之请，讲题为《无枪阶级对有枪阶级》。第三次在十一月二十一日应南开大学之请，讲题为《市民与银行》。第四次在十一月二十六日应天津青年会之请，讲题为《太平洋会议中两种外论辟谬》。第五次在十二月十七日应北京朝阳大学经济研究会之请，讲题为《续论市民与银行》。第六次在十二月二十日应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平民教育社之请，讲题为《外交欤内政欤》。第七次在十二月二十一日应北京哲学社之请，讲题为《“知不可而为”与“为而不有”主义》。这七篇演说稿，以后于次年汇集印单行本问世，题为《梁任公先生最近讲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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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夏间，张东荪等接办中国公学事，曾经一度遇阻，但其事不久即告平息。至十一月间该校忽又二度发生风潮，其情形似较第一次严重很多，虽然后来也和平解决了，可是他们办学的方针多少受了些影响。现在摘录几篇有关他们整个教育事业的材料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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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十九日，先生致蒋百里、张东荪、舒新城书，论中国公学风潮事，主张勉强办下去，不宜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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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里由杭两书并悉，中行事前书已言及，此时挤兑风潮正剧，此事更谈不到矣。两行事交通直是泻底，恐无法维持，中行尚好，尚恐为交所牵，若此次风潮能平以后，发行权从根本改正，中行内部亦澈底整顿，未始非福耳。公学事现在解决程度未知如何，鄙意谓但使勉强可办得下去，则此校断不宜舍弃。搏沙无论如何总属我辈，有事可以商量，最多再闹风潮一两次，愈闹一次则阻力愈减一分，在吾辈持之以毅而已。新城所约诸贤，无论如何不可散去，因在他处别谋进展，其难亦正相等，天下岂有无风波之地耶？若公学万不能共事，只有自谋小基础之一法，然须稍宽假以时日，恐非明年暑假后不能成立也。受庆事进行未有消息，但在君谓恐不堪（稚齿望浅必起风潮云），百里谓何如？”（民国十年十一月十九日《与百里东荪新城诸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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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二十三日，舒新城致先生书，报告解决中国公学风潮情形，和以后努力教育事业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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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馆得诵两书，公学事大体已解决，新聘诸教员除吴有训即须赴美，朱自清赴杭一师，叶圣陶回苏未返外，余如刘延陵、常乃德、陈兼善、刘建阳、许敦谷均回校供职。城与东荪亦定明日同搏沙一同入校，此事能如此解决，极佩搏沙之手腕，嗣后自当努力进行，不再言辞职矣。校潮原因城曾撰一文载《学灯》，想阅及，此文发表后，对外虽可解决几许误会，对内又发生若干小问题，现均由搏沙对付解决，可纾远念。现拟将中学部组织变更，大致仿南开办法，暂分设教务训育两股，每股由专任教员一人负责，如此对学生处理事务之法人多，吴、张、李及梁庶务又去职，嗣后纵有问题，当不至牵涉如此次之大也。新聘教员三人未返，现设法聘得五人，一商务馆学生杂志编辑杨贤江，一商务馆编辑前厦门大学教员周予同，二人俱教国文，一长沙一师训育主任向大光，电聘来公学任中学部训育主任，一长沙一师数学教员周鑫，一南高毕业陈衡，二人代吴有训教数学。此五人中杨、向及二周不但在社会上略负时望，且可为吾党用，弄风潮亦大有好处也。但欲谋学校根本改革，最早须南陔回，商科分离，方有办法，此时惟敷衍现状，努力作预备工夫耳。城现时校内负责稍轻，拟于年内竭力将学校一切根本法草好，便明年开学有所遵循。城等在沪颇感人才困难，明年稍暇，决计赴南高、北高、北大作学生数月，或者当较有补益，盖仅在纸上相见，终止知其一面，无由窥其人格之全豹也，公谓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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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对于公学事务，固极力图进行，对于吾辈所计画之新学校，亦不肯放松一步。据百里言，尚志学会年可得五千元，某（不忆其名）处年又得三千元，有八千元之常年金，又有松社作址（预计公学商科暂不移校），即可着手，根基立定之后，即用松社名义，请公与百里、君劢、宗孟、季美、伯唐、秉三、搏沙等为经济董事，城与东荪等为学务董事，向各处筹款当非甚难。倘一二年内筹得数万元，即在离沪稍远之地购地若干，再徐筹建筑费，俟新校建好，即将松坡之像移立其中，而将松社为学校基金，最少亦可得十万元，倘三五年后学校有成绩，以公等力量在国内外筹十万或二十万为基金，亦非事之必不可能者。试思南开初办时，地址几何，金钱几何，人力几何，十七年不舍，竟创成如此局面，吾辈此时果何事不及当时之南开耶？再观国内之青年会及教会所办之学校，十年前又何尝有吾辈现在之基础，即城昔曾在福湘女学服务，与美人相处将二年，颇有感于彼等办事之热心毅力，倘使新旧俱能进行顺利，更可收容多才矣。函询湖南自修大学，此事全由毛泽东一人主持，毛与独秀颇相得，且只在第一师范毕业，未必能来，即来亦无何种效用也。南开、清华望公努力进行，至于厦门大学缺教员，此时实无办法。”（民国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舒新城《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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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二十六日，蒋百里致先生书，论对中国公学办法和自立中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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