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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间，先生致蹇季常、张仲仁、熊秉三、范静生等书，商说吴解决湘事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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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日前有一书寄吴子玉，乃由快邮径寄者，公到彼亦当见之也。吾书中有苦不能透露之语，公如获与晤，乞倾筐倒箧破釜沉舟一言之。子玉之意或欲扫荡湘军后，以独立提议解决大局，此项城辛亥时得意之笔也。不知今日情势与昔异，湘一旦败归，则湘局已不在现时当局者之手，全湘必折而入于粤，而赣亦随之而去，彼时北张南孙皆吴劲敌，吴虽有所建议，必无附和者，欲求如去年国民大会之反响尚不可得，遑论解决大局。若趁今日与湘提携，则长江指挥若定，南北两政府虽极不愿而不能反对，则大势瞬息而定矣。吴若必欲迫湘军出境，是不异自翦其羽翼以资敌。天下事固有一著误而满覆者，此类是已。吴若徒为个人虚荣计，无意于天下大计，则复何言，若犹有意者，则此著万不可错。简单言之，则挟湘军以自重，立刻召集联省会议以号召天下，此唯一办法也。公能竭其力以图彼一寤耶？彼若忧现在鄂人难搀，则亦无妨昌言，现在专务维持武汉秩序，俟联省问题得有要领，鄂事即随而解决云云，如此措词，鄂人亦无以为难也，敬上仲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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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里、立诚来电呈鉴：吴氏此策固在意中，但有何术使吴有此觉悟耶？函电恐无补，要望仲仁兄速行，破釜沉舟与彼一言耳（别书三纸仲老晤吴时或出示之亦可）。若静生能同行似更妙，湘人措词较亲切，接头方面亦多也，敬上季常、仲仁、秉三、静生诸公。”（民国十年《致季常仲仁秉三静生诸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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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月间，先生与蒋百里书，论其参列岳州会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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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报称公参列岳州会议，大为诧怪，昨晤受庆乃知全属子虚，且闻公由长返岳，在岳被抢情形，为之失笑，乃知作史者动言传事实真相，谈何容易哉。以公所以为湘军计者，如彼其周，万里间关急难，而得此结果，固由对手方面举动出意计外，抑毋亦此方当事者非其才耶？庐山面目，滑稽可笑，通电亦到，此间早已投诸破簏，仲老勤恳可敬，惜误用其热诚，已连函劝其自拔矣。何日北旋，伫企伫企。”（民国十年《与百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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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月间，先生致张仲仁书，论对时局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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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仁先生：前静生特示公冬电后，即驰书汉口，愿公自拔，次日即见公通电，深为焦灼。顷读报知公已东下，而前书亦从邮局退还，知未达览矣。公南行本意，原冀制止此剧战，以谋时局之发展，岳州之役既现，希望已悉成泡影，更何发展可言。庐山会议太近滑稽，盼公更勿与闻，徒自损令誉。项城、合肥、河间尚尔尔，况下彼数等者耶？吾侪经此最后之试验，真可以对于彼辈不复一睨矣。公谓何如？”（民国十年《与公府机要局张仲仁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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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间，先生致张东荪、蒋百里书，论对时局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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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面目决不宜与闻，以致自污，前书已陈，吾最初即不主张复电，后伯唐言为仲仁计，不能不一敷衍，因拟一稿，交秉三商发，即前函所述是也。顷伯唐亦取消前议，不复发矣。仲仁非劝其自拔不可，一信请设法递去。近来报中颇有集矢于百里者，虽悠悠之口不必多管，但既非事实，何可听其谣诼，今别为致百里一书，若认为有登报洗刷之必要，则登之何如？”（民国十年《与东荪百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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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一日，先生曾为鲁案致外交总长颜骏人一书，论直接交涉之不利，此外关于山东问题者，先生尚有《对于日本提案第三条之批评》一文可以参考，两文分别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第七十二页和十九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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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四日，先生曾为翻译韦尔思《史纲》事，致陈叔通一书，可见该书之成，先生润色之功实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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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书言韦尔思《史纲》译事，想已达。韦氏（吾在英时曾晤数次，谈甚洽，彼书亦有征引吾说者。）为当代一著名文学家，其书文极优美，在欧诸友曾劝吾译之，吾英文既不通，为事甚劳，故未之许也。小儿辈自告奋勇，约同学三人以从事，彼辈于文学绝无素养，其辜负原著自无待言，吾因欲授小儿以国文，故本年暑假三个月中每日分半日为之改润（现仍每日分两点钟为之），故此书虽号称儿曹所译，实则无异我自译，（亦可谓私爱厥子，借此教授。）因其书为文学的，故吾于行文特加注意，往往竟半日仅改千字耳（吾自著书每日总在四千言内外）。吾改时置译者于旁（亦自用原书参考），疑辄阅之，自信此改本可谓信达雅兼备矣（此书若译笔拙劣则精华尽失矣）。现改定者约三分之一而强，待彼辈誊清，即可发印。故望商馆仍将此书全委我手（吾尚拟致书韦氏请其更作一序），准明春三月杪全部完成。前函所言希商菊生全部承诺，最所切盼。”（民国十年十月四日《与叔通吾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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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十日以后，先生应京、津各学校之邀，曾为公开讲演者七次之多，第一次应双十节天津学界全体庆祝会之请，讲题为《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第二次在十一月十二日应北京国立法政专门学校之请，讲题为《无枪阶级对有枪阶级》。第三次在十一月二十一日应南开大学之请，讲题为《市民与银行》。第四次在十一月二十六日应天津青年会之请，讲题为《太平洋会议中两种外论辟谬》。第五次在十二月十七日应北京朝阳大学经济研究会之请，讲题为《续论市民与银行》。第六次在十二月二十日应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平民教育社之请，讲题为《外交欤内政欤》。第七次在十二月二十一日应北京哲学社之请，讲题为《“知不可而为”与“为而不有”主义》。这七篇演说稿，以后于次年汇集印单行本问世，题为《梁任公先生最近讲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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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夏间，张东荪等接办中国公学事，曾经一度遇阻，但其事不久即告平息。至十一月间该校忽又二度发生风潮，其情形似较第一次严重很多，虽然后来也和平解决了，可是他们办学的方针多少受了些影响。现在摘录几篇有关他们整个教育事业的材料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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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十九日，先生致蒋百里、张东荪、舒新城书，论中国公学风潮事，主张勉强办下去，不宜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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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里由杭两书并悉，中行事前书已言及，此时挤兑风潮正剧，此事更谈不到矣。两行事交通直是泻底，恐无法维持，中行尚好，尚恐为交所牵，若此次风潮能平以后，发行权从根本改正，中行内部亦澈底整顿，未始非福耳。公学事现在解决程度未知如何，鄙意谓但使勉强可办得下去，则此校断不宜舍弃。搏沙无论如何总属我辈，有事可以商量，最多再闹风潮一两次，愈闹一次则阻力愈减一分，在吾辈持之以毅而已。新城所约诸贤，无论如何不可散去，因在他处别谋进展，其难亦正相等，天下岂有无风波之地耶？若公学万不能共事，只有自谋小基础之一法，然须稍宽假以时日，恐非明年暑假后不能成立也。受庆事进行未有消息，但在君谓恐不堪（稚齿望浅必起风潮云），百里谓何如？”（民国十年十一月十九日《与百里东荪新城诸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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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二十三日，舒新城致先生书，报告解决中国公学风潮情形，和以后努力教育事业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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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馆得诵两书，公学事大体已解决，新聘诸教员除吴有训即须赴美，朱自清赴杭一师，叶圣陶回苏未返外，余如刘延陵、常乃德、陈兼善、刘建阳、许敦谷均回校供职。城与东荪亦定明日同搏沙一同入校，此事能如此解决，极佩搏沙之手腕，嗣后自当努力进行，不再言辞职矣。校潮原因城曾撰一文载《学灯》，想阅及，此文发表后，对外虽可解决几许误会，对内又发生若干小问题，现均由搏沙对付解决，可纾远念。现拟将中学部组织变更，大致仿南开办法，暂分设教务训育两股，每股由专任教员一人负责，如此对学生处理事务之法人多，吴、张、李及梁庶务又去职，嗣后纵有问题，当不至牵涉如此次之大也。新聘教员三人未返，现设法聘得五人，一商务馆学生杂志编辑杨贤江，一商务馆编辑前厦门大学教员周予同，二人俱教国文，一长沙一师训育主任向大光，电聘来公学任中学部训育主任，一长沙一师数学教员周鑫，一南高毕业陈衡，二人代吴有训教数学。此五人中杨、向及二周不但在社会上略负时望，且可为吾党用，弄风潮亦大有好处也。但欲谋学校根本改革，最早须南陔回，商科分离，方有办法，此时惟敷衍现状，努力作预备工夫耳。城现时校内负责稍轻，拟于年内竭力将学校一切根本法草好，便明年开学有所遵循。城等在沪颇感人才困难，明年稍暇，决计赴南高、北高、北大作学生数月，或者当较有补益，盖仅在纸上相见，终止知其一面，无由窥其人格之全豹也，公谓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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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对于公学事务，固极力图进行，对于吾辈所计画之新学校，亦不肯放松一步。据百里言，尚志学会年可得五千元，某（不忆其名）处年又得三千元，有八千元之常年金，又有松社作址（预计公学商科暂不移校），即可着手，根基立定之后，即用松社名义，请公与百里、君劢、宗孟、季美、伯唐、秉三、搏沙等为经济董事，城与东荪等为学务董事，向各处筹款当非甚难。倘一二年内筹得数万元，即在离沪稍远之地购地若干，再徐筹建筑费，俟新校建好，即将松坡之像移立其中，而将松社为学校基金，最少亦可得十万元，倘三五年后学校有成绩，以公等力量在国内外筹十万或二十万为基金，亦非事之必不可能者。试思南开初办时，地址几何，金钱几何，人力几何，十七年不舍，竟创成如此局面，吾辈此时果何事不及当时之南开耶？再观国内之青年会及教会所办之学校，十年前又何尝有吾辈现在之基础，即城昔曾在福湘女学服务，与美人相处将二年，颇有感于彼等办事之热心毅力，倘使新旧俱能进行顺利，更可收容多才矣。函询湖南自修大学，此事全由毛泽东一人主持，毛与独秀颇相得，且只在第一师范毕业，未必能来，即来亦无何种效用也。南开、清华望公努力进行，至于厦门大学缺教员，此时实无办法。”（民国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舒新城《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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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二十六日，蒋百里致先生书，论对中国公学办法和自立中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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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荪转来手示奉悉，前周至沪，与东荪、放园相谈，觉得自立一中学之议，根本上有必要，而此种中学规模开始不必大，须要有荜路蓝缕的精神，则人不尽注意，迨其有注意之价值，而吾辈于此，已根深柢固矣。公学与东荪两者都嫌目标太大，此后不能保其无意外，吾辈对此只能取蔡鹤卿之于北京大学态度，而彼等之大本营，则在数年前人不注意之孔德学校也。任此事之人才，舒新城即最好，渠明年欲当学生，此着实为决胜的奇兵，震与东荪同心赞成。公学此时东荪只能能安一日进行一日，将来南陔归来，必请其先担任商科一部，而后渐移于全部则甚佳矣。自立中学之议，现在□且秘之，待震回津时细谈，受庆、清华之事，极望其成，然恐进行时窒碍尚多，不知现在有否眉目？震意此时宜郑重出之，恐一击不中，转于此后进行有窒也。此事若成，实天下一大快事也。顷见梁漱溟《东西文化》一书，此亦迩来震古铄今之著作，渠结末之告白，大与吾辈自由讲座之宗旨相合，先生于最近日内，何妨与南开确定一办法，将先生之历史讲义亦归为讲座之一，而再约漱溟也担任一座，震与君劢、东荪每各担一座，每座讲演之期为四个月，文书口头研究之期为六个月，因每座专为内部学生不收外人，则由学校酌送束修，大约连买书费在内得万六千金即足。（若四人则更少矣）若能公开，更添收一部听讲生则其效益宏矣。此事似尚轻而易举，而为震与君劢当前目[3]下之生活问题，亦可同时解决，岂非一举数得。震待下月中旬归津，甚望此时先生先续有眉目，俾归京时即可决定一切也。”（民国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蒋方震《与任师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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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十一日，舒新城致先生书，报告解决中国公学风潮情形，及今后发展教育势力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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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函诵悉，昨日同东荪商议校事，城因鉴于人才之难，当拟两种办法：一请公多在各校讲演，尤不可不到东南大学（每处只旁听数星期），二城拟亲赴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北京高师、北京大学读书，专门联络人才。以城所知，欲举大事，只有师生与朋友可靠，然皆须有长久之时日。盖人为有感情之动物，相处既久，情意浃洽，纵有错误，亦可谅解。若骤然相遇，不论思想如何一致，终有客气，决难共甘苦也。城为此言，一面鉴于此次校潮，一面本诸个人经验，故尝与东荪言，共学社、讲学社之办法，只能增加灯中之油，欲光大固须油多，但欲光能集聚，必不可不恃灯心。吾辈所缺者以灯心为最，而造灯心又以自己作灯心为不二法门。谈后即电百里，请其来沪商定，专函达公，得同意即实行。只以百里在杭未来，来即告公。今日公示关于南开事，与城等一项精神完全相合，城与东荪读之，不觉跳跃欲狂，公见城等之第二项，当亦蒙赞许也。校事现将逐渐解决，为首学生已由搏沙令其退学，主事之教职员亦决计辞退，已辞职之八教员，现正设法由学生出名挽留，虽不能全留，但亦可留一半以上，至城个人本学期不再入学，职务请新同事代理，预定明年二月十五开学，一月一日放寒假，以修理房屋为名，令学生一律出校。城拟于此事解决后，即在外面考察教育、物色人物，在开学前将一切应办之事概行办妥，先期通告学生，告以办法，使其来校有一定规章可遵，能于此校内无问题也。倘能照此步伐做去，则可以中国公学委城与南陔、东荪三人办理，君劢、志摩则分在南开讲演，公则往南京讲演（最好请百里设法在东南大学设自由讲座），如此鼎足而三，举足可以左右中国文化，五年后吾党将遍中国，岂再如今日之长此无人也。以城个人观察，事极可为，亦所当为，公意云何，尚望示及。”（民国十年十二月十一日舒新城《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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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二月间，先生致蒋百里、张东荪、舒新城书，言中国公学事和发展他校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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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京住西郊数日，殊得佳趣，中间一晤新闻大王，谈颇洽。昨日返津，连得公及新城各两书（东荪书皆不署日子以后勿尔），知公学事可望解决，甚慰。现在进行到何地步，仍请见示，顷复有数事相告或相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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