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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理重要古籍校勘训释编订，令尽人能读且乐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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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将旧籍或新著翻译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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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编定学校用之国史、国文及人生哲学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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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定期出版物公布同人研究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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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巡回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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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时所需最低限度之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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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筑院舍费四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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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购置图书费二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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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头两年经费共四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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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超今以极诚恳的意思，及积极负责任的精神，敬求海内同志予以乐赞，俾得于十二年秋季始业，不胜大愿，梁启超百拜。”（民国十二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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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日，先生致张东荪一书，论对时局态度与文化学院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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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君劢书悉。吾辈本已立战线上，初不因人，都中斗者似无力，或当俟再受绝对的摧残后，方有办法耳。今日之事，须练有劲旅乃能作战。吾辈须以奋斗中坚队自任，但此为数年后事也，公谓何如？文化学院简单之建筑终不可少，即此亦非三、四万不可，故小启内之数目实不能减，现所得者尚不及十之二也。此间有人建议，约二十人，每人认募五千，已函揆初、孝忻[1]属各认一分，望就近约同振飞[2]一鼓厉之。”（民国十三年《与东荪足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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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创办文化学院的计划和征求赞助的启事，遍达各处后，名流中复书慨愿捐助者颇不乏人，学生中因仰望而致书愿来受教者也大有人在。至此项计划未能实现的主要原因，大概仍是经费的困难，现在摘录两篇材料于下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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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六日，张正禄致先生书，可见其倾慕先生之殷和仰望此项计划之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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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先生钧鉴：生不才，窃慕先生之为人久矣。自束发受书，读先生之文章，辄怦然心动，思一瞻丰采为幸。未几在天津、长沙两处，竟得于万声欢呼中亲聆伟论，如慰饥渴，徒以境殊势异，无缘受业，一闻大道，至深怅惘。生不才，窃思民国肇造，大乱频仍，固为改革中必经之阶级，要以无强有力之学说为之主，致人心惶惑无所依归，只骛功利，不尚名节，实乱因之最大者也。忧时之士，鉴于泰西文明，盛倡物质救国之论似矣；然不先正人心，图精神之改进，何异与虎添翼，其乱弥滋。譬之本不固而求叶之茂，源不深而望流之长，无有是处。我国列圣相传之心法，阐明性理之学，至精至微，无远弗届，无物不赅，大莫能载，小莫能破，得之则蔬食饮水无以改其乐，颠沛造次无以易其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可久可大，能用能藏，诚世界之明星，人类之救主，不仅为国粹已也。生今之世，欲救今之俗，舍就固有之国学而发辉光大之，其道莫由。生之怀此想久矣，未尝敢以闻于人。顷阅报载先生欲鸠集同志，创设文化学院，以整理国故，培植青年，沟通东西之文明，慰解人类之沉闷，开物成务，继往兴来。读竟不觉如火如沸之热潮，突涌而起，遂忘其疏愚，谨缕陈所怀于次，伏乞垂察，而曲成之，实深感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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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觉人生在世，当确有树立，以造福社会，不然碌碌与草木同腐，又何贵有此生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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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觉人生最荣耀之冠冕，莫如具优美之学识，高尚之情操，可传于天下，可法于后世。而世俗之高官厚禄，无殊朝露，实卑卑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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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觉人生最愉快之事，莫如与当代贤豪朝夕相从，积深研几，以扩心胸，而广闻见，虽南面王乐无以易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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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觉人皆可以为尧舜一语，为不我欺，只要有良师益友，提撕警觉，又何业不可成，何功不可就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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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西哲有言，人能每日一时专究一种科学，不十年即为博士。中庸亦曰：人一已百，人十已千，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故人之能否造就，当以有无决心毅力为断，不关秉性之智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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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现时之学校制度，徒为贵族及资产阶级之子弟而设，以致有志上达者，苦于无力，而有力者，又不肯苦读。此人才之所以日乏，而国事之所以益不堪问也。孟子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自古贤豪出自穷巷桑户者为多，盖其操心危，虑患深，故所成就者亦大。确信先生创设文化学院，必能调剂斯弊，对于坚志向学苦于无力之青年，当有以处之也。生不才，自幼颇知振奋，嗣以经济关系遂改习军医专门于天津，毕业以还，不数年得遍历秦、陇、燕、赵、齐、鲁，东北至满、蒙，凭吊遗迹，益增神往。徒以人事日纷，遂致大好韶光，半多虚度，良用慨然。亦尝与环境奋斗，力自振拔，奈盲人瞎马，卒鲜有成。日月逝矣，岁不我与，此生将永坠千仞之渊，无复扬眉吐气得闻大道之一日矣。每于中宵起舞，望月兴悲，而孰知幼时所渴慕梦想之任公先生创立学院之声达于耳鼓，不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今而后始，获受业之机会，或者能遂平昔之壮志，不虚生于人世乎。孟子曰：‘五谷不熟，不如荑稗。’又曰：‘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犹为弃井。’夫子设科虽有函授一门，然以学无底蕴，事多乱意，不用猛火煮，断然有成，故决计舍去一切职务，专心肆志受业于先生之门，以终生从事。第不知入院手续如何？院中规程如何？伏乞即日择要赐示，以便早作准备。不胜拜祷企盼之至。”（民国十二年二月六日张正禄《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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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二十六日，张季直致先生书，除言捐助千金外，并论提倡教育方法与先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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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书敬悉。讲学之益，稍具知识者能言之，惟谋费于今之政府，则知公必有今日耳。公之谋教育无所谓根据地，故业广而博；走以村落为本，故力专而狭，亦惟有所根据，乃有不能济人人之病。南通地方教育慈善公益事业，常费岁有所增，顷为明年自治报告会筹备计，亦已负债二十万矣。知其不可而强为之，志盖与我公同也。兹与叔兄谨合助千圆，固知戋戋之数，诚无所补，但亦寸缕粒粟之愿耳。”（民国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张謇《致任公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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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日，先生著《陶渊明年谱》成，其自序中述著该书之经过甚详，兹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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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冬间讲学白下，积劬婴疾，医者力戒静摄，宁家后便屏百虑，读陶集自娱。偶钩稽其作品年月，而前人所说，皆不能惬吾意。盖以吾所推定，陶公卒年仅五十六，而旧史旧谱皆云六十三，缘此一误，他皆误矣。遂发愤自撰此谱，三日而成。成后检箧中故书，得旧谱数种，复以两日校改之为斯本，号称养病，亦颇以锼刻愁肝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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