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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回上协和一个大当。他只管医痔，不顾及身体的全部，每天两杯泻油，足足灌了十天，（临退院还给了两大瓶，说是一礼拜继续吃，若吃多了非送命不可）把胃口弄倒了。也是我自己不好，因胃口不开，想吃些异味炒饭、腊味饭，乱吃了几顿，弄得胃肠一塌糊涂，以致发烧连日不止（前信言感冒误也）。人是瘦到不像样子，精神也很委顿，现由田邨医治，很小心，不乱下药，只是叫睡着（睡得浑身骨节酸痛），好容易到昨今两天热度才退完，但胃口仍未复原，想还要休息几日。古人谓‘有病不治，常得中医’，到底不失为一种格言了。好在还没有牵动旧病。每当热度高时，旧病便有窃发的形势，热度稍降，旋即止息，像是勉强抵抗相持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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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姊和思永、庄庄的信都寄阅。姊姊被撵，早些回来，实是最可喜的事。我在病中想他，格外想得厉害，计算他们在家约在阳历七月，明年北戴河真是热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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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营业还未有机会，不必着急，安有才到一两月便有机会找上门来呢？只是安心教书，以余力做学问，再有余力（腾出些光阴）不妨在交际上稍注意，多认识几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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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实在睡床睡怕了，起来闷坐，亦殊苦，所以和你闲谈几句。但仍不宜多写，就此暂止罢。”（民国十七年十月十七日《与思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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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一日，前清华研究院学生徐中舒、程璟、杨鸿烈、方欣、陆侃如、刘纪泽、周传儒、姚名达等致先生一书，除恳切慰问外，颇致仰望祷祝之诚。兹录其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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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师夫子大人钧鉴：自别道范，相从南来，河山虽隔，系念常殷。每度京津同学有道出沪上者，辄相与把臂促膝问津门起居。闻师座清羔大减，则粲然色喜；若闻玉体违和，则相与蹙额浩叹矣。客岁党军占领江南，南北之音问遂疏，师座因历史关系，为各方所注目，邮电往来常被检查，用不便径修书候；然间接因同门诸子传达状况，耑颂起居者，盖无时或缺焉。暑假中得刚主信，称师座近况佳善，息影著书，私心窃喜，以为稍养数月，或能全愈矣。今为时不过三月，乃报忽载病重入协和医院之说。诚然此信非虚。惟此间同门所急欲知者，即师座病为旧疾复发耶，抑新恙乍添耶？饮食行动尚能如常否？尚祈师座有以示之。师座以一身关系国家前途，文化前途。今政治方面虽较黯淡，而全国学术待师座之整理，全国学子待师座之指导者极多，即就政治方面言，初，亦非全然绝望，惟暂时不得不权安缄默耳。他日春雷陡起，万象或能更苏矣。尚望师座节忧寡虑，清心静养，留得梁木，为他日用。此间同门有足为师座告者，即全体俱能安心向学，无一轻率浮动者；且社会各方皆相推重，是悉由师座曩日训诲之功也。专此敬禀，即叩钧安。”（民国十七年十二月一日徐中舒、程璟、杨鸿烈、方欣、陆侃如、刘纪泽、周传儒、姚名达《致任师夫子大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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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年谱长编 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己巳） 五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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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十九日，先生在北平协和医院逝世。先是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再入协和医院诊治后，病势迄未大减，不久且发见新病，加以身体虚弱太甚，遂卒不支，于一月十九日午后二时溘逝。是时女令娴、思庄，子思永、思忠等尚均在美。兹录梁仲策《病床日记》和梁思成等追述先生得病逝世经过一文于下，借见先生几年来得病和这次逝世的经过情形。一月廿一日《大公报》转载梁仲策《病床日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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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于四年前，即患小便出血症，当时因在清华讲学，城内各校时有定期讲演，异常忙碌；加以其夫人病体沉重不可救治，任公以此种种关系，未暇医治。及其夫人病殁之后，任公失偶，情极难堪，仍在清华讲学如常，亦借此寄托，以过其难堪之日月也。其小便出血之症，由此愈剧。友人有劝其就医者，因先入德国医院，由克里大夫检查，结果不能断定病原所在。因改入协和医院，由协和泌尿科诸医检验，谓右肾有黑点，血由右边出，即断定右肾为小便出血之原因。任公向来笃信科学，其治学之道，亦无不以科学方法从事研究，故对西洋医学向极笃信，毅然一任协和处置。其友人中有劝其赴欧美就名医诊治者，有劝其不必割治，辞却一切事务专心调养者，有劝其别延中医，谓有某人亦同患此病，曾服某中医之药而见痊者，众论纷歧，莫衷一是。而任公微笑曰：‘协和为东方设备最完全之医院，余即信任之，不必多疑。’及右肾割去后，小便出血之症并未见轻，稍用心即复发，不用心时便血亦稍减。二三年来，精神体力已大不如从前，时到协和打血针，约一个月一次，此法以生人之血补其血分之不足，打针后，元气稍复。而任公因著述方面未完之工作甚多，虽友朋切劝而思潮时起，欲理旧业，仍不能绝对停止。近数月来，专以词曲自遣，拟撰一《辛稼轩年谱》。去年九月中因痔疾复发，未能脱稿，即来平，入协和割治，服泻药二星期之久，稍见轻。在院中仍托人觅关于辛稼轩材料，忽得《信州府志》等书数类，狂喜，携书出院，痔疾并未见好，即驰回天津，仍带泻药到津服用。拟一面服泻药，一面继续《辛稼轩年谱》之著作。未及数日，即发微热，延日医田邨氏诊治未见有效，热度不稍退，体气渐就衰弱，在津寓约四五十日，衰弱日甚，渐至舌强神昏，几至不起。去年十一月廿七日，乃弟仲策启勋到津视疾，遂偕至平入协和医院诊治。经该校教授柏格兰发见痰内有毒菌，在肺部及左肋之间。此病在美国威士康辛地方有三人曾罹此病，其一已死，其一治愈，一人尚医治中。在病原未发见以前，任公以其病不治，亲嘱家人以其尸身剖验，务求病原之所在，以供医学界之参考。一月十一日，任公拟预备自祝六十岁寿，请其友人作文百篇，请林宰平作关于任公之佛学研究，罗复庵作任公书法。一月十五日病势垂危，至临终时，无一语遗嘱云云。”（梁仲策《病床日记》民国十八年一月廿一日《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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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梁思成等追述先生得病逝世的经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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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君子往矣！先君子盛德大业，国人共知，岂不孝等所能以文字显扬。独以诸亲友或有未详先君子致病之繇与易箦之状况，敢略追述一二，上谢慰唁之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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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君子体质素强，疾病极少，平日自恃，殚精运思时，于一己体力尤不措意。十二年春，先慈癌病复发，协和医院声言不治，先君子深受刺激，遂得小便带血之症。然以先慈病重，不愿以此增家人累，秘不告人。十五年一月，始入德国医院检查化验尿血后，内中并未含有不良之质，以手术探源，亦不能得究竟，出院以就中医，亦不见效。复入协和医院检查多日，认为右肾生瘤，遂于三月十六日将右肾全部割去，然割后血仍不止，协和医师亦只能作消极防御，不能作积极治疗。自是之后，便血之多寡，辄视工作之劳逸而定。医者惟嘱静养，每二三月则注血一次，以补所失，舍此而外，医者盖已无能为矣。自出医院之后，又讲学清华学校及燕京大学。家人苦谏节劳，然以学问欲太强，不听也。直至十七年四月，始辍讲清华，返天津休养，每身心过劳，或动感情，则病转剧，最近一年中小便堵塞者凡三次。去岁一月一日，范公静生逝世，先君子伤感甚，小便不通者二十九小时。六月二十七日，约五十余小时。八月十三日，不孝思成偕妇徽音自海外归来，先君子以先慈见背后，初次复见不孝等悲喜交集，小便堵塞又二十余小时。九月二十七日，痔疮复发，入协和医治，本拟用手术，医者谓恐流血过多，不宜割治，故每日服泻油者盈旬，痔未愈而食欲全失。先是先君子著《辛稼轩年谱》，未成而痔发，入院数日，无意中搜得稼轩之轶事二种，遂不俟退院之期，力疾返津，痔疮未收，乃执笔侧身而坐，如是者三日，至十月十二日不能支，乃卧床，从此遂不起矣。先君子曾谓‘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方在清华、燕京讲学，未尝辞劳，乃至病笃仍不忘著述，身验斯言，悲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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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君子病状初若甚微，惟体温不平，食欲不进，他无所苦。始延日医诊治，病势缓和，数日中必一度转剧，以此累进及于绵惙，而日医每日声言愈矣愈矣，直至十一月二十七日，先君子忽自言欲入协和医治，遂于翌日入协和就医。协和医院重施检查数日，谓肺部撮影似有肺痨，左胁微肿，取痰化验，则无痨菌，而有一‘末乃厉’菌monelli极多，复由左胁肿处取出脓血化验，结果亦同，以脓血注入小动物体中，亦内部溃烂出血。末乃厉菌者，固人体中所常有，本不足以致病也，杀此菌之药极简单，惟用碘质。然协和医院诸医师未有曾诊此病之经验者，遍考医书，惟一九二五年美国维斯康新省某医学杂志有关于与此病同征之论文一篇，病情治法皆同。惟医者深以先君子体过弱，不便用药为忧，勉试而已。十二月七日，小便忽又堵塞，约三十小时。经此之后，先君子精神健旺，食欲亦稍进，医生亦稍稍表示或有希望可言，不孝等私心稍慰，岂知十七日，病势又转恶，寒热交作，廿四日，注血二百立方生的，反动甚剧，平复后，医谓结果小有进步。不孝思成侍疾在侧，望愈心切，徒见精神健旺，病象见轻，心之所冀，目为之迷。而医以药菌剧斗，太伤元气，竟于此数日间并药而不给，延至一月十九日下午二时十五分，遂弃不孝等而长逝，呜呼痛哉！酷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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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君子于人生观无论环境如何，辄以不忧不惧为宗旨，虽至临终之前数日，犹日夜谋病起之后，所以继续述作之计画。欻忽之顷，赍志九泉，不孝等不肖，其将谁为继者。所遗藏书数十万卷，当俟国中有稍完备之图书馆时全数捐赠，以供海内学子之求，则先君子虽往，吾学术界庶几犹沾遗教，亦不孝等所以继先君子讲学之志于万一者也。神志瞀乱，语无伦次，伏唯矜鉴。”（梁思成等述《梁任公得病逝世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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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先生在协和医院逝世前后的情形，当日各报纸均有记载，兹不赘述。至于先生的生平事绩，他逝世以后中外人士颇多评论称述之者，亦无待编者赘言。现在只录其自述和他的挚友徐佛苏论述他的两段话在下面，以见一斑。他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自述其生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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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启超常称佛说谓：‘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为菩萨发心。’故其生平著作极多，皆随有所见随即发表。彼尝言：我读到‘性本善’，则教人以‘人之初’而已，殊不思‘性相近’以下尚未读通，恐并‘人之初’一句亦不能解，以此教人，安见其不为误人。启超平素主张谓：须将世界学说为制限的尽量输入，斯固然矣；然必所输入者，确为该思想之本来面目，又必具其条理本末，始能供国人切实研究之资。此其事非多数人专门分担不能。启超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平心论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委靡，非用此种卤莽疏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就此点论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虽然国人所责望于启超者不止此，以其人本身之魄力及其三十年历史上所积之资格，实应为我新思想界力图缔造一开国规模；若此人而长此以自终，则在中国文化史上不能不谓为一大损失也。”（《清代学术概论》页一四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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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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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超与康有为有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其治学亦有然。有为常言之：‘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启超不然，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故有为之学在今日可以论定，启超之学则未能论定。然启超以太无成见之故，往往徇物而夺其所守，其创造力不逮有为，殆可断言矣。启超‘学问欲’极炽，其所嗜之种类亦繁杂；每治一业则沈溺焉，集中精力，尽抛其他。历若干时日移于他业，则又抛其前所治者。以集中精力故，故常有所得；以移时而抛故，故入焉而不深。彼尝有诗题其女令娴《艺蘅馆日记》云：‘吾学病爱博，是用浅且芜，尤病在无恒，有获旋失诸。百凡可效我，此二无我如。’可谓有自知之明。启超虽自知其短，而改之不勇；中间又屡为无聊的政治活动所牵率，耗其精而荒其业。识者谓启超若能永远绝意政治，且裁敛其学问欲，专精于一二点，则于将来之思想界，当更有所贡献，否则亦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而已。”（《清代学术概论》页一四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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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徐佛苏在他的《梁任公先生逸事》里面，综述先生四十年报国事业的经过和著述情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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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论梁先生生平以著作报国，实有四十年之历史，此四十年间之事实，又可分晰为‘四个时期’：（1）为戊戌变法及逋日刊报之时期；（2）为运动立宪请愿及辛亥革命之时期；（3）为兴师起义讨伐洪宪及复辟之时期；（4）为入校讲学指导青年读书运动、爱国运动时期。又第一个时期亦可称为维新变法之时期，第二个时期亦可称为立宪、革命双方并进之时期，第三个时期亦可称为兴兵起义、恢复共和之时期，第四个时期亦可称为讲学育才、领导青年救国之时期。此系梁先生四十年报国历史中之四大纲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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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年甫十六时，即大倡维新（年十六为光绪戊子年，年十七为己丑，是年中举人，其时尚未倡维新论也。光绪丙申七月始办《时务报》，维新论始于是年，先生年二十四。——原初稿批注。）大享文名，而誓欲终身以文字报国，距其戊辰冬间逝世时恰近四十年之报国历史。此历史中之学业，又恰可分为四大时期。此种盖棺论定之笔法，余思为先生撰行状、编年谱之同志，必能研究及之为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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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先生四十年之中，脑中固绝未忘一‘国’字，且平昔眼中无书，手中无笔之日亦绝少，故生平之著述总额人皆谓有‘二千余万字’之多，占古今中外著作家之第一位。余颇觉此言近于臆测。盖一人每年若书至六十万字，而又继续至四十年之久，此为人类之生理及四十年之寿历所不可能者。若以余之理想推之，则先生生平之文字合‘著’与‘述’两项言之，约在‘一千四百万字’内外。盖每月平均以三万字计，每年平均以卅六万字计，而四十年可得‘千四百万字’之和数也。先生之著述，既能有一千数百万字之多，其价值又极重，则确为‘世界第一之博学家’无疑，此‘年谱’中亦当标明之要点者。”（徐佛苏《记梁任公先生逸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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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逝世后，其家族于二月十七日举行开吊。是日，其知友同志及各界，分别在京、沪举行追悼大会。天津《益世报》春季增刊中《北平公祭梁任公先生情状志略》一文，记北平是日追悼先生情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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