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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2007年秋天卓奥友峰的攀登让我与死神擦肩而过，汶川地震的救援则让我目睹了生命的脆弱与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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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12日，我的家乡四川发生了8级罕见强震，当时我正在探路者公司参加为期3天的战略董事会。从媒体得知震中汶川灾区已千疮百孔，特别是在网络上看到一张被无数次转发的从废墟里伸出的血淋淋的布满尘土的小手被母亲的手紧紧拉着的照片，这样的场面深深牵动着我！那里是我的家乡，可能有很多人需要帮助，我要回去，尽我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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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后，公司便组建了汶川灾区应急救援队，调集了大量帐篷、衣物等，赶往地震灾区。我原本可以随队参与救灾物资的发放等工作，但却接到了民政部山岳救援队的救援待命通知。我没有犹豫，就决定跟随救援队出发，我想，那是更需要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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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发的飞机上，我们每个人都按规定签了份类似遗嘱的个人声明, 作为队里唯一的一名女队员，此前从来没有接触过“遗嘱”这样的东西，救援队是由具有各种专长的志愿者组成，看这些男士们都痛快地签字，内容我连看都没有看，也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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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时，除了必要的救援装备，我们没有购买食品等补给，原本打算到成都再购买。飞机刚刚降落，一辆中巴车在机场接上我们连夜就奔赴彭州市。到达彭州后，直接被当地救援指挥中心安排前往震中龙门山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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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山作为成都的后花园，曾经是热门的旅游景点，每个周末、假日，有多达十几万人在此休闲、旅游。地震后，龙门山断裂带造成的强烈破坏致使当地交通、通讯完全瘫痪，机械化部队无法深入。当时部队的单兵山地搜救无论装备还是专业程度还很有限，在开展大规模救援行动开始前，由山岳救援队突击进入龙门山地震核心区，掌握第一手灾情，在当时是唯一可行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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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中巴车最终不得不在驶入龙门山镇的小鱼洞大桥前停下来，官兵们正在搭建临时浮桥，无数前来救援的部队车辆在此排着长长的队伍。由于一直在赶路中，我们始终没有时间购买食物补给，此时此地，周围一片混乱，也不可能买到食物。就在我们停车的附近，队友们捡拾了一些散落在地上的未喝完的瓶装矿泉水还有未开封的方便面、饼干等当做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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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救援指挥中心的报告，我们即将展开突击搜救的银厂河峡谷，当时推测约有上万游客被困。在余震不断、可能的受灾人数比较多的情况下，为了第一时间把灾情通报给救援指挥中心，救援队决定把队伍临时分成突击队、救援队和大本营协调组。突击队由体能最好、救援经验最丰富、户外技能最强、装备最精良的队员组成，尽量用最快的速度向峡谷纵深突进，通过无线电台将沿途灾情，特别是峡谷里面受灾的严重程度通报给指挥部；救援队负责跟在突击队后面进行次生灾害评估与沿途搜救；留守大本营的队友保证无线电畅通并协调各方救援力量根据前方反馈及时调整救援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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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我是女性，体能可能比不上男队员，开始并未把我分在突击队里，但在我的坚决要求并保证不拖后腿的承诺后，终于加入了由挪亚、杨献忠、老龙等5人组成的突击队。出发后，发现一座山完全倒了下来，横亘在原本通往峡谷的路上，公路像被翻炒过一样，沥青、山石草木、衣物以及动物残肢混杂在一起，而正在我们脚下踩着的泥石流里，埋葬着全村13户人家，五十几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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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和大强度的赶路，突击队的5名队员们体能消耗极大。从在北京接到救援任务到现在，除了在桥头喝的几口捡来的矿泉水和进食一点零食，几乎一直没有吃东西。搜救途中，当我们路过一个已经坍塌的矿泉水厂时，我决定试试从中找些矿泉水补充能量。队友还没来得及劝阻，我已经快速小心地进入厂房，搬着一箱矿泉水冲了出来。队友都吃惊地看着我，虽然我跟队友强调我个子小、动静小、没事儿，其实我清楚，震后摇摇欲坠的钢筋水泥屋顶随时可能继续掉下砸在我微小的身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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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抱着矿泉水跑出厂房没多久，那栋建筑轰然倒塌，队友们被吓得目瞪口呆，我也腿脚发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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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十几个小时的奔波，我们终于到达银厂河峡谷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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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怎样的景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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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真的是–天，塌了下来，填平了这座峡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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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当我们拖着疲惫的身体返回到大本营，等待我们的是一个更不幸的消息：既然大多数游客不在银厂河里峡谷，就一定在另外一条旅游热线——回龙沟峡谷里。而且这条沟里有三座水坝，如果垮塌，后果不堪设想！此前某部官兵小分队曾尝试进入峡谷搜救，没多久就因有官兵受伤而不得不终止搜救撤回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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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我们的体能也已经接近透支，如果不能保证自身安全，是否还要冒险搜救？队员们的心情非常复杂。我们是民政部专门抽调过来执行山地搜救任务的专业山地搜救队伍，如果我们不进去，谁进去？这似乎为救援队现场总指挥王鑫出了一个难题。别无选择，我们必须立即赶往回龙沟峡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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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在当地老乡的帮助下，三名队友通过翻山绕路，忍受着山体裂开后散发出的让人窒息的强烈的硫黄气味，靠四肢爬行穿过只有大熊猫行走的灌木丛，在一米多厚枯木落叶的原始森林中艰难跋涉12小时后，终于解救出被困6天的8名幸存者和1条小狗！这也是彭州地区在地震后唯一一次性解救被困者生还人数最多的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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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是一个胆小鬼，但从汶川地震灾区回到北京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夜里常常在地震救援现场的噩梦里惊醒。那段时间，只有与那些一起在地震灾区共同经历过死生的队友们在一起时，才会感到踏实。救援的原则虽然是生命平等不存在交换，但当我们作为救援队员出现在灾难现场，面对死伤，其实来不及做任何选择。正如在进入回龙沟峡谷搜救的前夜，有队友躲在帐篷里偷偷地用仅有的矿泉水擦洗满身汗水、泥浆的身体，只是希望如果遇难被发现时，身体能稍微干净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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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作为两个女儿的母亲、母亲的女儿、丈夫的妻子，每每回想起在汶川救援死生一线的经历，身体总是处于紧绷的状态，鼻子发酸、内心对家人充满愧疚感……身为救援队队员，当时的每一个决定、参与的每一次救援行动，都意味着可能与家人的永别。而我离开的时候，甚至都没有来得及与亲人说句告别的话，也不知道该如何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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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回忆,我不想再描述经历过的血腥、惨烈场面，我想，地震之后人们的积极生活状态，人人都有心存敬畏，顽强不屈的精神面貌，是这次地震给社会留下的真正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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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作为一名山岳救援队队员，还是儿时在山里的玩耍经验，都告诉我，危险就在那里，它其实无处不在。但当我决定涉足喜马拉雅山脉的时候，尚未很清楚地在脑海里形成对攀登危险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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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攀登希夏邦马时，我最初几天的状态，比攀登卓奥友峰时好了许多。随着从大本营到山上的适应性训练距离越来越远，这种感觉就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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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我们开始从ABC前进营地向C1方向进发，我们的目的地是到达ABC与C1之间的换鞋处，换鞋处的设立是为了高海拔适应时大家需要把技术装备带上去事先放在那里。这段路程大约5公里，海拔5800米，我这次上山大约用了3个半小时，下山将近两小时，在队伍里算是走得不快也不慢。每当在营地休息的时候，心里都十分宁静舒适。偶尔也会带着几件衣服，找到距离营地很远的水坑，在冰凉的雪水中就着石头搓洗，感受高山牧民的清凉平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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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我和队友们聚在大帐里看了著名的登山电影《进入空气稀薄地带》。当看到影片里的队长在登顶后下撤遇难前，和他正怀身孕的妻子最后一次通话的情景时，我眼泪不知不觉流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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