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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天，我的心都泡在伤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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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晚上，我半夜做梦，哭醒了，非常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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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我们自己做了选择，还没有得出结果，往往就很难再选择回程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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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攀登，我们的训练并不十分紧凑。大家在大本营休整时，王石说他在不远处看到了雪莲花，我和张梁随他在营地不远的碎石山脊附近寻找。终于又在海拔5000米的雪山石缝中遇见了雪莲花，这是我第二次神遇雪莲。它已经过了最早的花期，叶脉还在，花型完整，迎着风，轻轻地摇曳着，在蓝天下呈现出梦幻般的美。我看得发呆，捧着相机拍了一张又一张，王石在旁边笑我：“拍这么久，这花都被你拍‘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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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自己清楚，我是被它顽强的生命吸引了，所以才下意识地一直端着相机，从各个角度拍摄，展现它的魅力。这一朵雪莲，仿佛静静地在向我，也向所有为山而来的人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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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究竟为什么登山? 你们向山寻求的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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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是从大本营到C1营地的第一次适应训练，早上7点多钟就出发了，一直走到下午1点多，大约用了6个小时。我们在C1营地停留了一个小时，然后开始下撤。下撤途中下起了雪，周围都是雾蒙蒙的。我想尽量多拍一些素材，所以上山和下山都在忙着拍摄，等回到营地才发现，累得胳膊都快抬不起来了。晚上躺在帐篷里，我还在纠结，下次训练要不要带相机和摄像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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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该如何享受生命的历程，享受攀登带来的灵感与快乐？自己的提问，提醒我接下来的适应性训练，需要更加平和。在攀登的时候，我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走，一边走一边享受拍照片的乐趣。我甚至忽略了队长的提醒，他说，在高海拔地区的行进过程中，携带任何与登山无关的器材都会影响到行走的节奏，同时体能也会受到很大影响。所以条件不允许的时候，不能带摄像机进行拍摄。但那有什么呢？我悄悄地想，现在是适应性训练，又不是最后的登顶，即使走到最后，体能消耗很大，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所以，我不仅背上了自己的厚羽绒服，还背上了大相机、路餐、开水等许多随身必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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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觉自己的状态好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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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顶的时间安排定了下来。队伍计划在9月22日开始正式向C1营地进发，一路经过C2和C3营地，在9月25日那天，开始从C3冲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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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还有两天的休整，这天早饭后，尼泊尔登山队的队长达瓦考虑整个攀登队的安全，开始根据队员的体能适应情况分配协作，每名队员配一名夏尔巴，分配原则是体能弱、经验少的队员分配体能强、经验丰富的协作。综合所有因素之后，我被排在了倒数第三位，我的协作达瓦丹曾是个比较强的登山协作，他曾经3次登顶珠峰，还登顶过一次马纳斯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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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妥当之后，我们像即将奔赴战场的战士一样静了下来，以此减缓内心的激动。这天下午，洪海叫上了我，一起去拍摄罗塞尔组织的在营地捡垃圾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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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塞尔是经验丰富的登山家和登山活动指挥者，也是生态保护的积极倡导者，他本人不仅组织，也亲自参与捡拾和垃圾分类。他安排把垃圾分成了两类：一类是可以回收、及时就地处理的，还有一类是需要背下山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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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会与大家分享高山攀登经验，罗塞尔在大本营会时刻关注着卫星气象。这天晚上，我们从他那里得到最新的天气情况：9月25日那天顶峰会有每小时25公里的风速，到9月26日，风速会减弱，根据气象资料，在这个周期里，27日是天气最好的一天，从28日起，天气将开始变坏。所以罗塞尔决定，把原计划登顶的时间推迟两天。9月26日，我们开始从C2向C3营地攀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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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7300米C3营地之前队员都不吸氧，对于每个人都是很大的考验。这次我决定只带一个小照相机，把很沉的“无敌兔”留在了C2营地。我的目标是，保持最好的状态攀登到C3营地。所以从C2向C3进发的时候，我没有背任何多余的东西，洪海托付的摄像机也交给了夏尔巴达瓦丹增，可是我依然感觉行走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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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我走在队伍的前面，走到一半路程就感觉缺氧得厉害，攀登的路线也越来越陡，越来越困难。现在的海拔超过了7000米，天气也变得越来越冷了。我一直没有穿连体羽绒衣，后来感觉太冷，不加衣服可能再也硬抗不下去了，我决定把连体羽绒服套上。抬头一看，前面还有很长的攀登路线，而且都很陡峭，初步判断了一下，攀上去至少需要2小时，而且再往上的路线是什么情况，我也一无所知。考虑了一下，我决定在这一个陡峭的结点处停下来，把衣服穿上。达瓦丹增看我在如此陡峭的地方停了下来，很不理解地看着我。很快，他明白了我需要穿上连体羽绒服的意图。他担心我在换衣服时发生滑坠，就站到我下面，一边帮我忙活，一边担心我的举动不安全，有些不理解地摇着头嘟囔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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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也十分小心，因为在这里穿连体羽绒服真的是太危险了——要先把安全带、冰爪脱下来，才能把连体羽绒服穿上。我穿着一双大雪靴，要在不脱鞋的情况下把连体羽绒服的裤脚套进去，需要一只脚着地，难度非常大。如果脱掉雪靴再穿,难度会更大，攀登过8000米的登山者都清楚，平日在高海拔帐篷里穿雪靴都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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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陡峭的雪崖上穿连体羽绒服绝对是个技术活，缺氧和寒冷已经让我痛苦不堪。我先费力地把脚下的雪踩出一个可以站稳的坑——要知道，在海拔7000米陡峭的冰崖上做这件事可不是那么简单，然后一点一点地把腿往连体羽绒服里伸，折腾了很久总算套了进去。穿好了连体羽绒服，还要继续把冰爪和安全带重新固定上，这样才能接着攀登。不过让我后怕的是，因为穿连体羽绒服时必须解开所有的安全保护，如果在换衣服的时候不小心滑坠，在那么陡峭而高的雪壁上滑坠下去，生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出发的时候，没有穿连体羽绒服绝对是个失误，但决定在这里穿连体羽绒服绝对是明智的，否则，我将很难坚持攀登到7300米的C3营地，如果当天到达不了C3营地，结果是我没有机会和队伍一起登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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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7300多米C3营地之前，有一个非常陡峭的大雪坡，这是我感觉攀登最艰难的一段，有好几次我都落在了后面，达瓦丹增在后面示意我，超过一个一直攀登非常慢的外国女队员，走到她的前面。我试着超过她，但是不久又落在了她的后面，我努力地跟在她后面，到最后落得越来越远，我谁也跟不上了。这时，我唯一的选择，就是咬牙坚持着，走一步，停一步，向C3迈进。我是最后一个到达营地的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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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到7300米C3营地的路上，我看见一位裸露在雪面上的登山者，他仰面朝天与冰雪交融，永远地躺在了冰雪之中。这是我第一次在山上亲眼看见登山遇难者，当时自己竟然没有太多的恐惧感，也没有太多的其他反应，难道是自己麻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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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留在冰雪中的登山者，本身已是值得敬畏的雪山的一部分，作为攀登者能留在这儿，也许他的人生不会有过多的遗憾。后来我得知，这位登山者是日本人，3年前在这里遇难，根据遗体的所在的位置和他的姿态，我猜测这位登山者很可能是疲劳过度或是突发高山病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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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营地之后，自己撑不住了，头晕头痛得厉害，身体剧烈地发抖。我第一时间爬进帐篷钻进睡袋，捂了很久，还是觉得冷得难受。C3营地的海拔高度已经是7300多米，我想可能是严重缺氧带来的高原反应。夏尔巴拿来了氧气瓶，我戴上了氧气面罩，大约又过了一个多小时，感觉终于缓过劲来了。可是胃口依然不好，吃不下任何东西，达瓦丹增帮我做了一碗热汤，我勉强喝了下去，喝完汤，我躺下，连话都不想多说一句，就这样一直躺到凌晨2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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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预计的时间，队伍准备冲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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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7日接近凌晨3点的时候，我们在达瓦的引领下出发了。周围黑漆漆的，头灯照射的范围只能看见脚下的队友踩过的雪坑。大家都静悄悄的，很小心地跟着每一个脚印走。达瓦走在最前面，感觉他每一步都非常谨慎，不时地停下来观察周围的情况，跟夏尔巴一起确定一下顶峰的方向是否正确，然后再带着大家继续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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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渐渐亮了，天气很好，没有一点儿风。我感觉此时状态特别好，我向夏尔巴要过了摄像机，准备拍摄。拍摄过程有时需要多次超越队伍，也有时需要站在队伍的旁边，必定会耗费更多的体能，也加大了攀登风险。拍摄过程中王石两次朝我摇手，示意不要再拍，我想他一定担心我的安全。不过，登顶的过程好长一段路都是大缓坡，相对不是太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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