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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笑道:“大作何时杀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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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觉得老头儿就差指着自己鼻子说:“作为失败的典型,你实在是太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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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之下,总算勉力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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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稿在手的张之洞扫了一眼,盯着大头道:“如今竟连半个通人都不见。”(袁世凯曾放言“天下真正通达的翰林只有三个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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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通人不如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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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达人,不是“达人秀”上卖笑耍贱的人物,而是“己欲达而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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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张之洞一生,举荐提拔的人才最多不过至道台(厅局级)。爱惜羽毛的结果便是热衷功名的士人并不依附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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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登门求见者,七八次不得一入;或虽见面,略为询问即打哈欠唤人端茶送客,估计只有辜鸿铭那样动不动就甩辫子的“名士”能对其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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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待人求全责备,幕僚禀告公事时,稍有失误,苛责之声便传至院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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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袁世凯,信奉“表扬一个人要用公文,批评一个人要用电话”的他对人才的挖掘和利用可谓不择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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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凡有一技之长,均不惜金钱权位,必先网罗而后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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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反而不是其考虑的重点。因为大头清楚,道德往往是拿来表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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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德才不能兼备时,宁可要损友的管仲、盗嫂的陈平,也绝不养一团和气无所事事的老好人,毕竟北洋集团不是废柴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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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公正公开的用人机制,百年后大改履历的体制内“神童”们肯定是混不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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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又是一阵喧闹——袁世凯的两大财神梁士诒(1869—1933)和周学熙(1866—1947)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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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人梁士诒小时候就放过狠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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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塾师让学生们谈谈理想,大家的回答都很积极健康,可到了梁同学这气氛就不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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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丈夫生天地间,不为英雄,便当为流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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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咋舌良久,退而告其父:“贵公子将来取得的名位,将不在萧、曹(萧何、曹参)之下。公宜适时抑之,使不入邪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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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梁士诒高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戊戌变法时,曾劝梁启超道:“中国今日非变法不可。但若轻举妄动,一击不中,必生他变,转成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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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无言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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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清政府举办第一届经济特科考试。梁士诒在策论中对历代币制如数家珍,论据则多援引各朝祖训,以塞顽固派之口,可谓用心良苦,终于赢得阅卷大臣一致首肯,拟录头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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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顽固派还是跑到慈禧那告了一状:“中榜者大多是革命党。尤其那个广东的梁士诒,‘梁头康尾’(康有为原名康祖诒),其人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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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平生最恨康梁,梁士诒要怪也只能怪爹妈取错了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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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储才大户袁世凯在,落榜只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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