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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闻世是从襄公上溯的四个时代；所传闻世是再一次上溯，直至隐公的四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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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指出：对所传闻世的坏人坏事，孔子批起来不留情面；对所见世则含蓄委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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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流露出变态的欣赏，说这是一种谨慎的处世态度，进能安邦，退能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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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休见董仲舒睁眼说瞎话，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貌似恶人最多的所传闻世定为“据乱世”，恶人稍少的传闻世定为“升平世”，无比和谐的所见世定为“太平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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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指鹿为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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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春秋到战国，分明是越来越乱，怎么倒升平而太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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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休也知道漏洞很大，敷衍说所谓的太平世暂时是“文致太平”，其实还比较乱。孔子先把太平的构想画在纸上，以待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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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在今文家笔下，孔子是一个政治家，作《春秋》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变革；而在古文家笔下，孔子不过是一个史学家，述而不作，整理国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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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问题可以简化为：尊重事实与尊重事理，到底哪一个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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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想改造世界，无人愿改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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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以降，公羊式微。五代之后，士大夫都去玩儿宋明理学了，搞经学的逐渐边缘化。而《左传》名为经，实为史，凭借其扎实的史学功底，影响反倒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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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清朝，章学诚甩出一句“六经皆史”，把经学的地位大大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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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学派寻章摘句的考据癖也是信仰崩溃之后的结果——倘或《春秋》真有那么多大义，则崖山之变、满人入关又作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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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万马齐喑的局面还是被龚自珍和魏源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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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二人重提公羊，发廖平之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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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廖平显然将今文家一惊一乍、耸人听闻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说走火入魔也不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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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刘篇》就是一部阴谋论，说刘歆是史上第一骗，骗了中国人两千年，他探佚出来的那些以《左传》为首的“古文经”都是自己一手伪造的，整个一经学妖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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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圣篇》又成了《达芬奇密码》，把孔子打造为预言帝，说《春秋》不可小觑，你要是把它当作鲁国的编年史来看那就白瞎了圣人的一番苦心了。《春秋》其实是现代世界的一种想象，郑国代表中国，秦国代表英国，而鲁国则是日本，鲁哀公就是明治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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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疯子遇到神经病，历史便充满了喜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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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先是故作惊疑状，责备廖平标新立异以求出名，又以一脸谆谆善诱的过来人表情，劝他焚毁草稿，以免惹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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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要信了康有为的话，才是自取其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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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转身就剽窃了廖平的观点，用半年时间赶出两部怪书——《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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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诸经学史，再也找不到比这两本更离奇的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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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本是“破”。按照廖平的思路，痛骂刘歆篡改六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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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个问题很好求证，把流传下来的文献和出土文物两相比较即能得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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