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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祖宗之法是用来治理祖宗留下的土地的，土地都守不住了，还谈什么祖宗之法？就说这个办外交的衙门，也不是祖宗之法中所有的，因时制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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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寿恒问该当如何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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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应以修改法律、官制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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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是把六部都裁撤，规章制度全部废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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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当今列国纷争，已不再是大一统的世界，而法律和官制却仍沿袭大一统时代的，殊不知弱亡中国的全是这些东西。即使一时不能彻底废除，也应斟酌改订，为新政扫清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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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同龢问筹款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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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日本银行的纸币、法国的印花税、印度的土地税，以中国之大，只要变更制度，收入可相当于今天的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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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分门别类地陈说学校、农商、工矿、铁路、邮政、结社、海军和陆军的改革方法，把荣禄憋得中途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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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呈上新作《日本变政考》和《俄彼得变政记》以供采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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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翁同龢在日记中用两个字形容康有为白天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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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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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刻起，翁师傅便再也跟不上年轻皇帝狂奔的步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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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把光绪的渴求急变解读为孟浪，确实是因为陛下跪了太多的废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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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部的满族主事大多目不识丁，没有外放和升迁的机会，朝廷往往让熬了多年的满主事去当御史，以示优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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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直接拉低了都察院的官均文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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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正酣时，一日早朝，国子监祭酒、甲骨文发现者王懿荣在午门外和同僚论及军事，叹息道：“事急矣！非起檀道济为大将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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檀道济是南北朝时宋朝的名将，王懿荣以此指代左宗棠的爱将、常年卫戍新疆的甘军首领董福祥。谁知一个满御史闻言凑了过来，问“檀道济”三个字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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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懿荣鄙视地看了他一眼，随手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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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御史乐颠儿乐颠儿地跑回家，第二天光绪便接到一封奏疏，上书：请迅速起用檀道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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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气得胸闷，又收到一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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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东北有两大国，曰缅甸、曰交趾（越南），壤地大于日本数倍，日本畏之如虎，请遣一善辩大臣前往，与该两国订约，共击日本，必可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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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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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不难想见光绪在读到言之有物煽动性强的康著时心潮澎湃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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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激动的还有慈禧，捧着康著《波兰分灭记》，她泪如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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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年的所作所为再次印证了慈禧的立场：要改革，但不能威胁到自身的权力和满人的统治。因此，她对光绪说：“不烧祖宗牌位，不剪发辫，你便放手去做，我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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