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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慈禧可以开明到给光绪请英文教师，但权力红线决不能碰，一旦变法滑向党争的歧途，则再无回头是岸的机会。届时，作为帝党领袖、康有为的介绍人，翁同龢将首当其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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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新学伪经考》后，翁同龢开始从内心深处排斥康有为，称他为“经家一野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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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对比了公开发行和进呈光绪两版立论截然相反的《孔子改制考》后，翁同龢对康有为的人品产生了严重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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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议会还是开制度局，二者所走的道路可谓南辕北辙。一个伸张民权，一个巩固君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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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康有为在戊戌年之前与之后都大谈议会和宪政，唯独戊戌年间猛烈反对的行径，同盟会骨干胡汉民犀利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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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时因官职不高，或因立宪条陈，被一封御旨弄个贵族议员当，岂不荣耀？及特旨召见，自以为指日可以大用，变法之际要用他多少条陈，作为新政要人，何患不得大位？万一他把握政府的权柄，却被议院监督住，岂不是好些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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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也明白，朝秦暮楚贻人口实，便在日后刊印的《戊戌奏稿》中大肆篡改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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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清帝第六书》为例。原折中对制度局的定位是“将旧制新政，斟酌其宜”，伪折中却变成了“商榷新政，草定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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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伪折还掺入了一大段原折中根本没有提及的对西方政治体制的描述：“泰西论政，皆言三权。有议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三权立然后政体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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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政客，以为恶行只要做得足够隐秘，便能逃脱历史的审判。殊不知在时光的沉淀下，善恶皆暴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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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清康有为庐山真面目的翁同龢急踩刹车，在光绪又一次向他索要康著时说“与康不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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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吓了一跳，追问其故，翁同龢答以“此人居心叵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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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当场发毛：居心叵测你引荐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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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强忍怒火，让翁同龢传知张荫桓——绕开你总行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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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翁仍然拒绝，反问道：“张某日日进见，何不面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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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有点为老不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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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岁的年龄差距，代沟深到足以使情同父子变成形同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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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分危机让翁同龢的思想渐趋变革，甚至一度想全权委托汉纳根来练兵，但观其一生，对洋人的排斥与仇视是深入骨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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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笔下，英使巴夏礼“嗫嚅（niè rú，吞吞吐吐）浮伪，最可恶”，日使盐田三郎“陋而狡”，只有美国公使杨约翰“尚敦笃”。曾纪泽同外宾周旋则是“作夷语，啁啾（鸟叫）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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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翁同龢还把一次外交活动写成“正午各国公使来拜（不书“来访”）。一群鹅鸭杂遝（tà，杂乱）而已”。把聚会结束写成“公使退，余等一哄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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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把同洋人打交道比作“日处豺狼虎豹丛中”的老头，与光绪的矛盾则更像是两个时代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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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集中爆发点在于外交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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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陆续向清廷派驻公使。围绕使节见清帝时的礼仪，中外展开了艰难而曲折的谈判，终于在同治十二年（1873）以清政府的屈服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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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二月，同治亲政。六月，西方五国公使以鞠躬而非跪拜之礼在中南海紫光阁觐见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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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面对墙倒众人推的局面，光绪忍辱负重，稳步改进外交礼节，捭使同国际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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