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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子迈得太大，一夕之间跨越了欧美上百年的进程，随之而来的问题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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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八十多岁的盐商萧某从扬州赶到南京总统府，求见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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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卫问他何事，答称“无事，只想看看民主气象”。门卫拒绝引见，他却执意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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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听此讯的孙文派人把萧某搀扶进来，含笑起立，准备同他握手。谁知萧某却放下手杖，跪在地上磕起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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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连忙将他扶起，道：“总统在职一天，就要为全国人民服务，是国民的公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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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某不解道：“那离职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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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答：“离职就又回到人民的队伍里，和老百姓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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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老汉兴奋道：“今天总算见到民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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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基层是县、乡，在没有《白鹿原》的时代，你很难看清这场巨大的历史震撼给那片广阔天地带来了怎样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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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某县长接到上级“调查选举人札”的公文后，竟以为是要在境内挑选“举人”，回复道：“本县文风不振，贡生、监生倒有几个，举人却是一个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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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广州附近的乡间，雨后春笋般出现了一百多个社会团体。劣绅和地痞都在社团里找到了新的位置，摇身一变成为“爱国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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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另一个世界，这是同一个世界。在争权夺利上，顶层和底层心有灵犀如影随形，硬要说有什么不同，无非后者更简单粗暴，比如当社长演讲到高潮时，主持人会举起一张“请众鼓掌”的提示牌，为会场招来一阵“热烈”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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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认为：文明的外形易学，而内在的文明难求。对中国而言，这似乎就是一道无解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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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曾列举国民性的六大弊端：奴性、愚昧、自私、好伪、怯懦、麻木。主张“欲维新吾国，先维新吾民”，并给新民开出了药方：兴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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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显然，那个宁快勿慢的时代没有给建设预留任何土壤。连孙文都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砸烂一切的革命自然成为热血青年们心向往之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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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清朝灭亡还不到一个月，刚当上小学老师的叶圣陶就开始同好友顾颉刚讨论无政府主义，认定“政府之行为断不能为吾人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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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晚年感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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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张之洞这样的改革派是我们眼里的老顽固，不能不让位给我们这些“革命的暴徒”。而现在我们这些人也一个个变成了臭官僚，白花了二十年改革的工夫。年轻人一腔热血，想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问题，但最终你会发现，只能用温和的法子激活人性中的善，而无法消灭人性中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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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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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不情愿，孙文仍得恪守承诺，将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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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不是诚信问题，搞政治的人节操早就碎了一地了。主要因为列强不承认，穷得叮当响，执政的又是一帮同盟会的小年轻，好多人自己都感到学识跟经验不足，主动弃官，重新磨炼或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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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孙文的“拱手让江山”，既不应指责其软弱妥协，也不必谬赞什么绅士风度，真相很简单：玩不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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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对袁世凯严重猜防的孙文是不可能裸让的，他祭出了杀手锏——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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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成立不久的临时参议院（同平民色彩更浓的众议院一起构成国会）代行国会职能，是中华民国的最高立法机关。可惜，四十三名参议员，三十三个都是同盟会会员，公信力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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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参议院赶在孙文“禅让”前，为袁世凯量身定制了一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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