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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属意的人选是陆军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1875—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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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人张作霖从小上房揭瓦，下河摸虾，因家境贫寒，很早就投身于社会这所大学校，当过兽医，做过土匪，还绑过盛京将军的老婆，人生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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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日俄战争前，被政府招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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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剿匪平叛都是一把好手，张作霖累迁至标统，受到时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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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后，袁世凯一就任总统，已成地方一霸的张作霖便宣布拥护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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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负驽前驱，唯大总统马首是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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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张作霖的立场白首不渝，口头禅远近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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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东北人，东北是我的家乡、祖宗父母的坟墓所在地。我豁出这个臭皮囊不要，也不能出卖国家的权利，让人家骂我卖国，叫后辈儿孙也跟着挨骂，那办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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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居仁堂一楼的东头是袁世凯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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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最亲近的人才能在此见到大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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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不近但地位重要的来客，便安排到西头的会客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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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般生客，则只能在居仁堂前院一处叫“大圆镜”的房子里恭候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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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说张作霖就是一大圆镜的待遇，谁知竟被领到了总统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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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拘谨地坐在沙发上，不安地打量着室内的陈设。只见北面的博古架上摆着各色器物，其中一个丝绒盒里放着四块金表，正面镶一圈珠子，背面是珐琅烧的小人，精致而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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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见张作霖时不时地注视着金表，当场将四块表都送给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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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表哥张作霖在袁世凯的扶持下异军突起，雄踞东北，成为远近闻名的扶桑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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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五年（1926），日本驻奉天领事吉田茂被张作霖的油盐不进、不受利诱激怒，盛气凌人道：“你要真不接受，我方另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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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当即反击：“怎么样？有什么好办法尽管拿出来。又要出兵吧？我姓张的等着你！”言罢即起身送客，吉田茂悻悻而去，不久便被调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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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七年（1928），北伐军节节胜利，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认为实施分化战略的时机已经成熟，便找到张作霖，说可以暗中助其作战，支持他统治北中国，跟南京的国民政府划江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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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认为中国人闹家务，不劳外国人插手，始终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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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泽谦吉只好转而去找山东省主席、狗肉将军张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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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闻讯，立刻电召张宗昌入京，劝道：“效坤，自己家的事，绝不能借助外人，落千秋万代的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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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宗昌奉命唯谨，日本的诡计又告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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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后交涉二十五次，穷其智计地化解、牵制了日本的阴谋后，袁世凯派陆徵祥和外交次长曹汝霖亲赴日本使馆，将签字文本递交日置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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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一路上心境凄凉，“若有亲递降表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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