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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未三十的丁文江曾说：“中国实在太乱、太穷、太弱、太苦了，故只要有人能使她安、使她富、使她强、使她乐，我不相信谁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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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不否认独裁是毒药，民主是良药。但民主政治是一种繁琐的程序化政治，缓不济急，无法化解日益深重的亡国危机，实现中国的独立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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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呼唤一个思想开明，以国家利害为利害，能够凝聚和善用人才的独裁领袖的出现，并对反对他的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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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我们甘心去做南宋亡明的清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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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有戚戚的袁世凯注意到的第二个人是三十出头的周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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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冬天的一个早上，刚刚升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一科科长的周树人在教育总长范源濂的带领下进见大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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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你会说：各部有那么多科长，难不成每换一个袁世凯都要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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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无巨细、完美主义的处女座真干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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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黄远生曾问过赵秉钧，说总统遇事躬亲，不嫌琐碎和因小失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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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秉钧说：“这是总统做过十多年督抚的缘故。正因如此，一把总钥匙才无人能管。军兴后功将纷出，然有袁总统在，无人敢飞扬跋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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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最大的失败是失去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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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见持续的时间很短，周树人一生也只见过袁世凯这一面。一向刻薄的他后来评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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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民国期间，只有袁世凯略知怎样对待知识分子，对稳定统治最为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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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袁世凯看来，周树人绝对不是一个称职的公务员。他对仕途很冷淡，不是逛琉璃厂就是抄古碑，或者摇着蒲扇坐在绍兴会馆的槐树下消磨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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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的洞察力无人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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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人认为民国这座舞台招牌是新的，布景是新的，座位也是新的，但唱的还是老戏，唱戏的还是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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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白了，辛亥革命没能拔本塞源地根治病灶，人们依旧缺乏爱与诚，习以为常地虚伪和无耻，在暴戾愚昧的空气中互相中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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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国人的生活借由武力而非理性来塑造，则自由主义永无出头之日，毕竟，凡因刀剑得到的，必将因刀剑而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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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自由必与责任并存，自由乃有意义。因此，自由主义需要的土壤是各负其责的秩序，而非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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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好逸恶劳乃人之天性，即便是对待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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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人们拒绝排队，你争我抢地往前挤。久之，大家盼望出现一个秩序的维护者。终于，一个恶棍跳了出来，用棍子敲打每一个人，宣布由他安排次序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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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实现了，但众人也被奴役了。结果虽好于混乱，权利却遭到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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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许多悲剧，并非由丑恶造成，而产生于追求美好的中途。于是，就像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所言：“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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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逐目标的过程中，人总是为自己的行为用心堆砌词汇，觉得世界不理解我，而真相其实是我不理解世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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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经验主义者袁世凯决定倒掉一盘散沙，重建秩序时，“天下往往有主义甚正当，徒以手段之误而流毒无穷者”（张君劢语），便又多了一道真实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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