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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王占元的反应令人费解，他把气撒到顶头上司、接替黎元洪任湖北都督的段芝贵身上，整日给领导穿小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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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芝贵也不是吃素的，收集了一堆黑材料，暗中参了王占元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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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何王师长情报工作搞得比较扎实，破获了段芝贵的密电，看完后气鼓鼓地打电报向袁世凯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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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占元的兵跟他十几年，你批一个“同意”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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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一面派人到湖北调和矛盾，一面升王占元为湖北军务帮办，以平其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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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效只持续了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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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段芝贵频繁往来于北京和湖北，离鄂期间的工作由王占元暂代。结果“干殿下”痛苦地发现，每次回来王师长的态度都比之前更为骄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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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王占元扩了权，第三师师长曹锟就必须得扩，毕竟人在清末当镇统时王只是个协统。于是，曹锟捞了个“长江上游警备司令”的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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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引发的连锁效应是，对两个重要岗位上海镇守使（军分区司令，位同前清总兵、民初师长）和松江镇守使也不得不有所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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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兵权而无地盘的张勋不干了，给自己的“长江巡阅使”一职正名，制定了一个条例，把长江流域各省一律划入其势力范围，并呈请公布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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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大惊，立即批示：“长江上游已另设员警备，该使不宜过劳”，并规定张勋的巡阅范围是从安庆（安徽）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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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化解统治危机，袁世凯着手在地方推行“军民分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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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既符合历代开国后偃武修文的惯例，也是黎元洪早就在湖北开展过的实验。当时，黎的笔杆子饶汉祥用骈四俪六的文章力陈唐代藩镇之祸，给全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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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权力，自古不易，袁世凯的措施迂回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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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废除“都督”，改称“督军”。以前是什么都能督，现在只能督理军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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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给各省督军加将军衔，在北京设将军府，由段祺瑞管理。按照袁的说法，将军既可内调北京，也能外放各省，流通自由。其实明眼人都清楚，将军府就是个坑，掉进去便出不来，只能坐冷板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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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改原都督之下的“民政长”（省长）为“巡按使”，兼管军事。当然，这必定会引起督军的反弹，但袁世凯尽量起用前清的封疆大吏为巡按使，结果军头们在情感上非但不好拒绝，还得自觉接受老领导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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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督裁兵是维护国家统一的必须，但也因此，袁世凯犯了众怒，在各地埋下了反叛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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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配合大总统全面左转的政治立场，“相国”徐世昌掀起了一阵复古的浪潮，把中央的官职全部改回旧称，并在法制局局长顾鳌的建议下，由政事堂议决，交参政院颁行恢复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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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有行政经验的遗老遗少被返聘回来做官，支撑民国这栋摇摇欲坠的新屋。舆论讽刺参政院有“枯木逢春之气象”，袁世凯的辩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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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之良相即亡秦之退官，唐之名臣即败隋之故吏。政治不能凭虚而造，参政责任极重，非富有经验者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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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朱尔典附和说：“老成持重者联翩而出，是政治稳定的吉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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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人心大乱的肇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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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劳乃宣为代表的投机分子倾巢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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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国变时，吴桥县令劳乃宣写了篇《义和拳教民源流考》，居然“考证”出义和拳为白莲教支流，奏请朝廷取缔拳匪，名噪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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