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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人交出劳乃宣的一封密折，内称德国陆军最强，建议溥仪向其皇室求婚，立威廉二世之女为皇后，如此则复辟有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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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真是碧血丹心，感天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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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免节外生枝，袁世凯没有深究，而是命人重修《清室善后办法》，制定了更加严厉的约束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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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切都逃不过杨度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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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注意到两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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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阮忠枢的宦海沉浮。阮大秘跟袁世凯的关系毋庸赘言，前清时几乎所有袁的奏折都出自其手，深悉幕主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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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到了民国，公文程式为之一变，阮忠枢顿失所长，不知不觉便打了酱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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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袁世凯给他布置了新任务——奔走于北京和徐州之间，安抚、笼络张勋这个日渐坐大的老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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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忠枢不辞辛苦的身影给时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被唤作“神行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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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令杨度心中一动的是，当总统府秘书厅被改为内史厅时，出任内史监的竟然是阮忠枢。袁世凯需要他起草什么，可堪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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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事实是袁克定透露的家事，说袁世凯命人找来《德皇威廉本纪》和严复翻译的《欧洲战纪》细读，还聘请荫昌为家庭教师，吩咐子女不要再学英文，统统改学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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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嫌疑不能作为呈堂证供。根据袁记约法，不论“终身总统”还是“志在传子”，都具备很强的可操作性，而称帝，动机不足，风险却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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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明白，轮到自己上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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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洋洒洒的奇文《君宪救国论》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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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意虽说反动，理论上的贡献却也不容抹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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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一上来便正本清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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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强者，国家之目的也；立宪者，达此目的之方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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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先要搞清楚，我们是为了富强才去立宪，不是为了立宪而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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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分析地缘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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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日二国，君主国也，强国也。我以一共和国处此两大之间，左右皆敌，兵力又复如此，一遇外交谈判，绝无丝毫后援，欲国不亡，不可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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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没有否定共和制，而是认为“共和误中国，中国误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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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的基础是法治，用杨度的话说就是“贤者不能逾法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但可惜，中国自古就没这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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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临终前给袁世凯打的电报里称自己“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可见直到那会儿，“权利”还不是今天的意思，而是个贬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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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杨度看来，民国人大多不知共和为何物，既没有法治精神又缺乏权利意识，“以为此后无人能制我者，我但任意行之可也”，中央威严扫地，社会呈现无政府主义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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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和尚摸得，我摸不得？”的逻辑中，“总统人人做得”的所谓“民权观念”深入人心，进而发展到“选举不可得，则举兵以争之”，最后给人留下的混乱观感让唐德刚感慨“假共和不如真帝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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