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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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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成武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团长和我跑向前卫班，观察前面的情况。从望远镜中看见山下不远是一个颇大的村庄，在村子周围的树林中，影影绰绰地有不少人来回走动，他们身上背着枪，头上戴军帽，显然是一支军队。是自己人？我们是前卫团，前面再没有自己的部队了。这一情况着实使我们纳闷。团长和我研究后，立即派出三个侦察员去探明情况，并试着叫司号员用号音同他们联络。他们回答了。但从号音中也判断不出是敌是我。我们只得以战斗姿态向前推进，忽然，山风送来了一阵很微弱的呼声，于是我们加快速度前进。渐渐地这声音越来越大了，仿佛听见是‘我们是红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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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25师战士宗国治回忆说，当时“大雾很浓，四外什么也看不到。我们正说笑地走着，猛然听见前面枪声响起来了，大家的精神都紧张起来。雾渐渐地小了，模糊地能看出四外的东西了，这时我们将冲锋用的军旗展开，插在阵地上。可是我们看见对方也插起了和我们同样的军旗，旗上同样绘着镰刀斧头，这时我们开始意识到是误会了。经过双方的询问，的确真的误会了，原来是毛主席带领的中央红军向我们这来会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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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成武派出的侦察员飞奔回来，边跑边喊：“是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呀！”顿时，山谷中响起了一片欢呼，两支红军蜂拥而下，汇集在一起，紧紧握手，热泪夺眶而出，长时间地沉醉在欢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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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途中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师，究竟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双方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学者们为此争论不休。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写道：“很明显，双方都不知道另一方在哪里。约在六月初，双方都大概估计了另一方所在的位置。”他认为，毛泽东决定翻越夹金山是一次冒险，“他对越过这座大山后能否与张国焘会合毫无把握”。[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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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为了这次会师，中共中央和张国焘已经等待了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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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时，中革军委19日致电正在川陕革命根据地通（江）、南（江）、巴（中）地区与四川军阀激战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要他们“重新准备进攻，以便当野战军继续向西北前进时，四方面军能钳制四川全部的军队”。1935年1月22日党中央遵义会议结束后，中央军委又致电红四方面军总部，通报了遵义会议情况，对下一步的行动方针作了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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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回忆：“1935年1月中旬，我们在宁羌地区接到中共中央来电，告诉我们遵义会议决议的大要。其内容是确认中共中央苏维埃运动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军事路线却犯了严重的错误，主要是中央红军在江西苏区，误用保卫苏区的口号，采取了保守性的军事防御策略，放弃了游击战争的优良传统，因而招致了军事上的失败。此外，这个电报还告诉我们，中央政治局增选毛泽东为委员。”[5]（应为政治局常委。——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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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革军委给红四方面军的电报中说：“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指中央红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2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为使四方面军与野战军乘蒋敌尚未完全入川实施‘围剿’以前，密切的协同作战，先击破川敌起见，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湘）敌，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故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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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中央电报后，红四方面军总部立刻开会研究。三位决策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都认为：如果不是中央红军的处境相当艰难，中央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因而西进策应中央红军作战是头等紧要的事。大家一致决定，放弃在陕南地区与胡宗南、杨虎城作战的计划，西渡嘉陵江，到川西北去，与中央红军会合。为了实现会师，红四方面军放弃了刚刚建立不久的川陕苏区，集中八万大军，突破了蒋介石和四川军阀的层层封锁，于1935年5月中旬到达四川西北的松（潘）、理（县）、茂（县）地区，在那里休整，等待中央红军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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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红一方面军正由会理、冕宁一线北上。消息传来，红四方面军总部在茂县开会，研究如何迎接中央红军的到来。首先确定由30军政委李先念率部队前往懋功一带，扫清敌人，迎接中央红军。其次是要求部队做好两大主力红军会师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这个崇山峻岭、地广人稀的偏僻地区，顿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闹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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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元帅回忆：当时红四方面军上上下下都在大力筹集为中央红军准备的各种物品。“西北高原气候变化多端，昼暖夜寒，要多筹集些羊毛羊皮，制作毛衣、毛袜、皮背心。根据我军西征转战的经验，炊具容易丢，伙夫不够用，部队经常开不上饭，直接影响行军和作战。估计转战中的一方面军也会遇到同样的困难，所以我提议从各部队抽一批炊事员，带上粮食、盐巴、炊具，跟八十八师行动，会师后立即补充到一方面军，先解决吃饭问题。……一些重要地点，总经理部分别设立了粮站，专门积蓄粮食，有的粮站积存达二百万斤以上。盐巴极缺，各部队都组织了些人到山里选石头，熬盐巴（那一带有种白石头可以熬盐）。指战员普遍会打草鞋，又学会了剪皮衣服，撕毛线，捻羊毛，制毛衣、毛背心、毛袜子。从前方到后方，从总部机关到连队，从地方政府到人民群众，处处在为迎接中央红军忙碌，气氛热烈而紧张，十分感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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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雪山的那边，毛泽东正率领中央红军在崎岖荒凉的深山峡谷中，艰难地向北行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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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毛泽东的心情，并非像长征结束后宣告“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那么豪迈潇洒。自从年初的遵义会议恢复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以来，挽救中央红军的重担就压在了他的肩上。他心里非常清楚，离开江西苏区根据地的八个月来，中央红军的命运时刻处在危险之中。去年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十万人锐减到不满三万。长时间的行军，没有根据地，得不到休整，每天在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和飞机轰炸下疲于奔命，部队的情绪相当低落。掉队和逃跑造成的减员远远超过战斗伤亡，如何收拾博古、李德留下的烂摊子，恢复红军的士气和战斗力，从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军阀的包围中突出去，是毛泽东要解决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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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的瞎指挥，使中央红军内部的状况十分混乱。从遵义会议后总政治部主任王稼蔷（祥）、副主任李富春下达的一系列整顿部队的命令中可窥一斑。1935年2月18日《由川南回师东向对政治工作的指示》中说：“自遵义出发后，由于疲劳、给养之不足，特别是政治工作的不深入，除个别部队外，部队中散漫疲劳现象是在增长，军纪风纪相当松懈。阶级路线与群众路线不能严格遵守，干部中责任心的懈怠与军阀残余的增长，阶级警觉性的减低，更可能便利个别分子不满情绪的增长与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减员较一月前增长，损坏与遗失武器加多。这些现象是与部队的巩固、纪律的保持，尤其是战斗情绪的发扬，水火不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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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9日《关于收容工作的训令》指出：“最近各部队有些掉队落伍的分子，经常的每日的甚至故意掉队，他们不愿被人收容，不肯归队。或归队编队后，立即又重新掉队。这些人一般的情绪低落，不愿到前线打仗，不愿在部队担任勤务。”总政治部严肃命令：在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和收容安置工作的同时，“对专门掉队，侵犯群众利益，顽强不愿归队的分子，要选择标本例子，在部队中开展广泛的斗争，给以应有的处罚，严重的直到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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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获悉红军占领遵义后，立即调整部署，拉开了四面包围的大网。命令何键的第一路军在湘西围剿贺龙、萧克领导的红二、六军团，阻止二、六军团与中央红军在湘黔边界会师；以薛岳、周浑元、吴奇伟三个中央军纵队十二个师的兵力，围追堵截中央红军；滇军的龙云、黔军的王家烈等地方军阀部队策应协同，企图将中央红军消灭在长江以南、横江以东、叙永以西地区。面对强大敌军的包围，毛泽东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与敌人硬拼，打个你死我活；要么迈开大步跑路，争取摆脱围剿，另寻一条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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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游击战的大师，在敌强我弱的时候，他绝不会去与国民党军硬拼，而宁愿选择运动战的办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在遵义会议上，他就提出了“从阵地战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战术的坚决的迅速的转变”的方针。虽然中央红军目前疲劳不堪，情绪低落，但为了生存，还是要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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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离开遵义后，毛泽东开始了他指挥红军的第一个大动作——四渡赤水。在两个月中，红军几乎天天走路。德国人李德回忆：“为了尽可能地避开战斗，红军在一条弯弯曲曲的路线上行进。道路漫长，没有尽头，队伍时而并行，时而前进和后退，时而迂回和佯攻，有时甚至在兜圈子。每天行走四五十里的强行军是家常便饭，有一次，通常比战斗部队少走一些弯路的中央纵队，一下子就走了70公里。行军大多是在夜间，因为白天天气好时，国民党的飞机几乎整天不间断地飞行、轰炸和扫射。……疲劳现象在队伍中急剧增加，我想说一说自己的经历。如果我们在白天行军，总是以小部队为单位，相互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用树枝和野草伪装起来。如果敌机飞到头顶，我们就在路旁卧倒，不像以前那样去寻找掩体。如果我们白天在一个村子或场院里睡觉，附近落下炸弹，我也根本不会醒来，即使炮弹在旁边爆炸，我也只是翻身再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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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接着写道：“由此可以想象，部队的情况如何了。病号和累垮的人多于死伤者，损失与日俱增。虽然，自年初以来，我军在贵州招募了几千名志愿兵，但许多师团还是明显地缩减了。我想在这里特别强调一下，值得赞叹的是，尽管如此，部队的纪律和斗志依然没有受到挫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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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历史学家费了很大精力，才将“四渡赤水”的行军路线在地图上还原出来。那如同一团乱麻似的线路，记录了毛泽东与国民党中央军和川、黔军阀周旋的过程。一条赤水河就是四川和贵州两省的分界，红军在川军与黔军的包围中穿梭往返。你摆好阵势等我，我偏不来；你想跟我打仗，我虚晃一枪就走。那些背着步枪和烟枪的“双枪兵”也不傻，他们只要把红军赶出自己的地界，就不再追击。各自保存实力的算盘，使川军和黔军不可能同心协力与红军打一场死仗。毛泽东就是这样带领中央红军走出了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渡过金沙江，进入了云南境内。就连对毛泽东成见极深的李德也承认：“渡过金沙江以后，在战略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比较有利的局势。首先是摆脱了蒋介石的追击部队，通往北方的道路畅通无阻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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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会理，一座靠近云南边界的四川小县城外，毛泽东却遇到了来自敌人和自己部下的双重挑战。红军把会理城四面包围，军委将攻占会理的任务交给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没想到守城的川军团长刘元瑭没有逃跑，决心死守待援。他烧光城外的民房，把部队收缩到城内。5月10日晚，三军团开始攻城，在敌军火力封锁下，攻城没有得手。11日到14日，红军工兵在会理城下挖掘地道准备爆破城墙。14日晚，一声巨响，会理城墙炸开一个大缺口，红军发起冲锋。刘元瑭亲自带兵前来堵口，红军又未得手。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红军目前的简陋武器装备，不适宜进行城镇攻坚战。便命令停止攻城，转而向北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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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紧张的行军，中央政治局甚至没有一个从容的时间和各军团的指挥员坐下来开个会。下达的行军指示常常是绕来绕去，有的村子经过两三次。中央的口号也一变再变，一会儿说到黔北建立根据地，一会儿又变成川黔边，后来又变成川西北。一些指挥员难免会有疑问：我们到底要去哪里？一贯忠于毛泽东的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也埋怨毛泽东尽走“弓背路”（指多余的冤枉路），给军委写信，建议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让彭德怀任前敌总指挥。5月12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城郊铁厂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战略方针和统一领导层的认识。毛泽东在会上教训林彪：“你是个娃娃，你懂什么。”接着，毛泽东向大家解释：当前跟敌人硬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是必要的。会议强调了要团结一致，克服困难，顽强战斗，继续北上，到川西同四方面军会合。一场内部风波就这样平息了。[8]但是毛泽东却把这笔账记在彭德怀头上，认定是他鼓动林彪图谋篡位，结下了积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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