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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游击战的大师，在敌强我弱的时候，他绝不会去与国民党军硬拼，而宁愿选择运动战的办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在遵义会议上，他就提出了“从阵地战战术（短促突击）到运动战战术的坚决的迅速的转变”的方针。虽然中央红军目前疲劳不堪，情绪低落，但为了生存，还是要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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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离开遵义后，毛泽东开始了他指挥红军的第一个大动作——四渡赤水。在两个月中，红军几乎天天走路。德国人李德回忆：“为了尽可能地避开战斗，红军在一条弯弯曲曲的路线上行进。道路漫长，没有尽头，队伍时而并行，时而前进和后退，时而迂回和佯攻，有时甚至在兜圈子。每天行走四五十里的强行军是家常便饭，有一次，通常比战斗部队少走一些弯路的中央纵队，一下子就走了70公里。行军大多是在夜间，因为白天天气好时，国民党的飞机几乎整天不间断地飞行、轰炸和扫射。……疲劳现象在队伍中急剧增加，我想说一说自己的经历。如果我们在白天行军，总是以小部队为单位，相互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用树枝和野草伪装起来。如果敌机飞到头顶，我们就在路旁卧倒，不像以前那样去寻找掩体。如果我们白天在一个村子或场院里睡觉，附近落下炸弹，我也根本不会醒来，即使炮弹在旁边爆炸，我也只是翻身再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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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接着写道：“由此可以想象，部队的情况如何了。病号和累垮的人多于死伤者，损失与日俱增。虽然，自年初以来，我军在贵州招募了几千名志愿兵，但许多师团还是明显地缩减了。我想在这里特别强调一下，值得赞叹的是，尽管如此，部队的纪律和斗志依然没有受到挫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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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历史学家费了很大精力，才将“四渡赤水”的行军路线在地图上还原出来。那如同一团乱麻似的线路，记录了毛泽东与国民党中央军和川、黔军阀周旋的过程。一条赤水河就是四川和贵州两省的分界，红军在川军与黔军的包围中穿梭往返。你摆好阵势等我，我偏不来；你想跟我打仗，我虚晃一枪就走。那些背着步枪和烟枪的“双枪兵”也不傻，他们只要把红军赶出自己的地界，就不再追击。各自保存实力的算盘，使川军和黔军不可能同心协力与红军打一场死仗。毛泽东就是这样带领中央红军走出了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渡过金沙江，进入了云南境内。就连对毛泽东成见极深的李德也承认：“渡过金沙江以后，在战略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比较有利的局势。首先是摆脱了蒋介石的追击部队，通往北方的道路畅通无阻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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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会理，一座靠近云南边界的四川小县城外，毛泽东却遇到了来自敌人和自己部下的双重挑战。红军把会理城四面包围，军委将攻占会理的任务交给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没想到守城的川军团长刘元瑭没有逃跑，决心死守待援。他烧光城外的民房，把部队收缩到城内。5月10日晚，三军团开始攻城，在敌军火力封锁下，攻城没有得手。11日到14日，红军工兵在会理城下挖掘地道准备爆破城墙。14日晚，一声巨响，会理城墙炸开一个大缺口，红军发起冲锋。刘元瑭亲自带兵前来堵口，红军又未得手。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红军目前的简陋武器装备，不适宜进行城镇攻坚战。便命令停止攻城，转而向北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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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紧张的行军，中央政治局甚至没有一个从容的时间和各军团的指挥员坐下来开个会。下达的行军指示常常是绕来绕去，有的村子经过两三次。中央的口号也一变再变，一会儿说到黔北建立根据地，一会儿又变成川黔边，后来又变成川西北。一些指挥员难免会有疑问：我们到底要去哪里？一贯忠于毛泽东的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也埋怨毛泽东尽走“弓背路”（指多余的冤枉路），给军委写信，建议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让彭德怀任前敌总指挥。5月12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城郊铁厂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战略方针和统一领导层的认识。毛泽东在会上教训林彪：“你是个娃娃，你懂什么。”接着，毛泽东向大家解释：当前跟敌人硬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是必要的。会议强调了要团结一致，克服困难，顽强战斗，继续北上，到川西同四方面军会合。一场内部风波就这样平息了。[8]但是毛泽东却把这笔账记在彭德怀头上，认定是他鼓动林彪图谋篡位，结下了积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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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们还找不到可靠的文献能表明，此时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已经开始了通讯联系。但是他们很可能通过国民党的电台和报刊了解对方的行踪。中央红军离开会理后，便开始大踏步地北上。很快经过凉山彝族区，来到大渡河边。蒋介石决心把红军消灭在大渡河边，让朱、毛做石达开第二。无奈四川军阀刘文辉只顾自己保存实力，他的川军部下也是一帮只能抽大烟不能打仗的草包。红军一进攻，他们乱放几枪就争先恐后地逃命。所以红军连续取得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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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等中央负责人到达泸定后，开了一次会。会议分析了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以后的形势，决定了两件事：一是避开人烟稠密地区，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二是派陈云同志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10]究竟能否与四方面军会师，中央此时还没有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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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会理出发到泸定，短短半个多月内，中央红军在崇山峻岭中跋涉千里，一路作战，部队又疲劳到了极点。当时在五军团任参谋长的陈伯钧在长征日记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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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5月28日：“行程百里。是日，攀越三个大山，行军疲劳，掉队的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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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日：“行军备战。由沙坝经泸定桥，到龙八布，约五十里。连日急行军，队伍相当疲劳。因我军初次当前队，不习惯于在急行军中进行猛烈的进攻与追击，加之管理、给养保障工作均不适于新的环境，所以部队受到了一些损失，如掉队、落伍、病员之增多等。特别是卅九团最为严重。在此情况下，我们本来要求休息一天或半天，整顿集结一下再前进。但敌情紧张，我们仍于是日随友军到龙八布。”[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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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犹如大浪淘沙，在通过泸定桥，进入村落相望的汉族居民区后，一些意志薄弱分子、投机分子又开始陆续逃跑。总政治部6月13日下达的《关于克服落伍现象的指示》中说：“在最近半月间，各军团的掉队落伍现象非常严重，并有时发生三五成群故意隐藏居民家中。”落伍的人一部分是逃兵（大多数是新兵，在长征途中扩红招募的农民。他们没受过革命教育，一段行军后就吃不得苦，跑回老家去了），一部分是因伤病掉队的战士。（在紧张的行军战斗中，伤兵是最悲惨的。一般战士受伤后，只要能走动，都是咬牙坚持行军。实在跟不上，有的被安置在农民家里，有的掉队后就下落不明了。——作者注）为此，总政治部指示各部队：搞好卫生和收容工作，减少疾病流行。对有病的战士要发扬阶级友爱，关心帮助他们，减轻他们的痛苦。另一方面，“要立即在部队中抓住故意掉队的标准的分子，广泛地进行残酷的斗争，要使反对故意掉队落伍的可耻现象成为群众运动，造成反故意掉队落伍的舆论，在必要时甚至进行公审，枪毙领导掉队及掉队专家的坏分子。”[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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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35年5月底，中央红军经过十个月的万里长途行军作战，用他们自己的话说，真是“拖的只剩下了一副骨头架子”。在剩下的两万多红军中，绝大多数人是从江西苏区出来的老战士。他们身经百战，政治觉悟高，早已把自己的命运与革命拴在了一起。他们是革命的火种，是最珍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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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6月2日，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突然收到了来自雪山那边的红四方面军的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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懋功会师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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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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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西路军先头部队指挥员望转呈朱德、毛泽东、恩来诸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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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们已派一小队向西南进占懋功与你们取联系。你之先头部队确取联系后，请即飞示以后行动总方针。我方情况请问我先遣之指挥员同志，即可得知大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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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川西一带情况有利于我们消灭敌人作战巩固之后方根据地，确是兵心分□把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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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焘、昌浩、向前[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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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来电如同一阵春风，很快传遍了中央红军各部队，引起一片欢呼。陈伯钧所在的五军团当时担任后卫，也于6月5日知道了这个消息。他兴奋地在日记中写道：“现四方面军正重整旌旗于茂州，我则据师于天全、芦山与懋功之线，遥相呼应，配合反攻。我中华苏维埃之革命运动又将奠基于川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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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一、四方面军之间的联络畅通之后，张国焘立刻给中央发去了热情洋溢的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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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周、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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