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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绪，连李德这位德国人都看出来了。他后来回忆道：“6月中旬，中央纵队到达两河口。张国焘，一个高大的，仪表堂堂的，四十岁左右的人，像主人对客人一样接待了我们。他显得很自负，看来已充分意识到了他在军事上的优势和行政上的权力。这些情况，使毛泽东和政治局不得不仰仗于张，不仅如此，张的整个品格以及他在共产党和红军中的崇高威望，也使人不得不依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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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的心情又与毛、张不同，遵义会议对他的批判，受冷落的处境，使博古产生强烈的失落感。只有李德理解他的内心。对于一、四方面军的会师，博古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他欢迎即将到来的红军主力会师；另一方面，他又担心毛泽东会把张国焘的、在很大程度上与毛以前的思路相吻合的政策变成他自己的政策，强迫政治局接受下来。”[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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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张国焘的第二个程序是晚上的聚餐。表面的气氛是轻松愉快的。大家坐在一起天南海北地闲聊，张国焘却颇感沉闷。因为在座的诸位既“不谈长征和遵义会议的经过，甚至也没有兴趣听取我关于红四方面军情况的叙述”。而是听毛泽东大发其吃辣椒者即是革命的高论（这是毛泽东在饭桌上常见的话题）。博古这位不吃辣椒的江苏人则予以反驳（显然是话中有话）。张国焘隐约地感觉到中央领导层内的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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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张国焘邀朱德在一起长谈。从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后分手，他们各自都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回想往事，两人都有说不完的话。朱德待人坦诚，一派忠厚长者风度，在红军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张国焘对他也十分敬服。朱德坦率地向他介绍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经历和遭受的损失，但是并不颓丧。中央红军的干部大部分保存下来了，有了这些骨干，朱德坚信革命形势还会发展壮大起来。他对红四方面军力量的强大和饱满的精神状态感到欢欣鼓舞，他还向张透露：政治局委员们都希望从速北进，不愿在这个少数民族区久留，他本人也觉得北进意见是对的。张国焘对此没有表态，但朱德的诚恳态度使他很受感动。就这样，他们一直谈到东方既白。[8]（张国焘回忆录关于这段叙述，因为是多年后的追述，有些内容可能不准确，并含有感情色彩。其中有可供参考之处，但并不完全可信。——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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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收获很大，了解到不少中央红军的底细。但是在另一座房子里，毛泽东睡着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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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6月26日）上午，在两河口村的一座关帝庙里，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战略方针问题。参加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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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洛甫）、博古（秦邦宪）、王稼祥、张国焘。政治局候补委员刘少奇、邓发、凯丰（何克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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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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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林彪、彭德怀、聂荣臻、林伯渠、李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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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先由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做报告。他简单回顾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经过，主要谈目前的行动方针。他说：现在一、四方面军都离开了苏区，都要在新的地区创造根据地。应在什么地方创造新苏区？第一是便利我们作战的地方。现在一、四方面军会合了，力量大了。松潘、理番、懋功地区地域虽大，但多是狭路，敌人容易封锁我们，而我不易反攻。第二是群众条件，红军走过的一些人口较多的地方，能大批扩大红军。松、理、懋地区总共只有二十万人口，少数民族占多数。这地方不可能成为我们的根据地，红军发展还是要在汉人多的地方。第三是经济条件，这里粮食缺少，有些地方粮食还不能自给，牛羊有限，布匹也不易解决，军事上补充更难。因此，在岷江西岸的松、理、懋地区是不利于建立根据地的。我们如陷在这里就没有前途。我们新的战略方针是向北进攻，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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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战略行动问题，周恩来指出：目前一、四方面军的战略行动，向南不可能；向东过岷江对我不利；向西北是广大草原。现只有转向甘肃，向岷山山脉以北，争取这一地域。这地区道路较多，人口多，山少。我们可用运动战消灭敌人。我们要勇猛果敢、巧妙机动、毫不迟疑地打击敌人。红军战略转移的具体要求是：第一，向松潘与胡宗南作战。第二，高度机动，不要被敌牵制。第三，坚决统一意志。两个方面军部队大，要特别坚决地统一指挥。这三条是最高原则，必须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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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些具体问题，周恩来说：将红军分为左、中、右三个纵队，右纵队进攻松潘。利用夏季迅速北上通过草地。万一过不去，就向西，也许困难更多，但这条退路要保存。后方补充问题，会合后力量大了，但需要补充。一方面军质量强，但数量需要补充（具体的另谈）。粮食问题也要专门讨论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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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报告最后强调，战争指挥的最高原则是：第一，应集中统一，指挥权集中于军委。第二，为使作战更有力量，改组为三个纵队。第三，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克服粮食、寒冷、过草地和少数民族等困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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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报告以后，张国焘发言。他首先谈了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根据地以来的作战情况和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的过程，他说：我们到理番后，知悉你们到了天全。当时我们计划在天全与你们会合，再打雅州。如能在天全、雅州会合，占领芦山，以松、理、懋为后方发展基地。一、四方面军主力会合了，现在应怎样打？现在接近我们的是胡宗南与刘湘，如果我们的战略是向南，向成都打，这些敌人是不成问题的。向东打，为地势所限制。向西要过草地，冬天经过，没有帐篷，冷得很。夏天雨季，长途行军会有大的减员，柴火也没有。松潘以北的情况还没有调查确实，发展条件是甘南对我有利。所以，要向甘南发展，要以消灭胡敌为重点。政治局应决定在甘南建立根据地，至于怎样打，军委应作具体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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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发言中同意周恩来的意见。他说，关于根据地的问题，现在要用全力放在川、陕、甘这一地区。这样可以把苏区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四方面军要做好解释工作，因为他们的计划是打成都的。他指出：我们的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去创建的。他主张集中主力打松潘。他说，现在就是要迅速地打破胡敌向前，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因为等到冷了，解决皮衣很困难。应力争在6月突破，虽然那里要经过草地。这里地区条件太坏，后退不利，现在就是要力争经松潘到决定的地区去。最后他强调：“统一指挥的问题，责成常委、军委解决。”[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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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张、毛三人作了主要发言后，其他与会者都发表了意见。大家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报告中提出的北上方针，认为当前最关键的是从松潘打出去。讨论结束后，周恩来作了结论。最后，全体通过了中央提出的北上战略方针，并责成张闻天起草决议。两河口会议在平静的气氛中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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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布《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在宣布了夺取松潘，创造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后，还做出下列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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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夏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甘青新宁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的向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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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条件上均不利于大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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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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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中的最后一段话是耐人寻味的。既然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革命气势空前高涨，两河口会议又取得了一致意见，那么“右倾机会主义”的大帽子要给谁戴？“退却逃跑”又是指谁？写到中央的决议里，总不会无的放矢吧。在这份决议中，隐约闻到了一股党内斗争的火药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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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再次举行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张国焘、博古、王稼祥出席。会议决定增选张国焘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统一组织的问题似乎也解决了。同日，中央发布了《松潘战役计划》，派刘伯承、李富春率中央慰问团随张国焘去红四方面军总部慰问。一切似乎都很顺利，然而张国焘却不知哪里来的无名火。第二天早晨刘伯承准备和张国焘一起出发时，却看见他正和毛争吵。张国焘大声说：“我们跑来还听你毛泽东的指挥呀！”[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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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师的喜悦还不到半个月，张国焘与中央领导成员之间的矛盾就显露出来，一场错综复杂的党内斗争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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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12章。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4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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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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