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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河口会议刚刚结束，张国焘本打算和中央负责人谈谈话再回茂县总部。这天中午，秘书黄超——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把一份刚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前进》第2期递给张国焘。黄超原来在上海读书，从事地下学生运动。30年代初被上海中央派往鄂豫皖苏区。当时他只是一个毛头小伙子，中共中央却举荐他可以担任要职。黄超在四方面军总部做了张的秘书。1933年1月，鄂豫皖苏区进行大规模肃反，黄超被沈泽民（川陕省委书记，著名作家茅盾的弟弟）等领导人怀疑为“第三党”和“取消派”，揭发他有小组织活动。在那个“左”倾的时代，戴上这些帽子足够杀头了。但张国焘并未怀疑黄超，仍然信任他、保护他。黄超对张国焘当然感激涕零，誓死效忠。这份《前进》是黄超通过关系从一方面军干部手中偷偷要来的，他告诉张国焘：这是一方面军内部传阅的，规定不得让四方面军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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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翻开一看，上面刊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凯丰（何克全）的一篇长文——《番民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张国焘对此人颇为熟悉。他是江西萍乡人，与张国焘同是江西老乡。凯丰原来在党内默默无闻，自从去了莫斯科，回国后便青云直上。1934年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靠博古等留苏派的提携，凯丰一跃而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长。张国焘耐着性子往下看，凯丰的这篇文章先是引了一大堆列宁斯大林的民族自决理论，而后话题一转说：“在目前我们所经过的松、理、茂一带的地区内，常是少数民族占多数。在这些区域内的政权形式，不是一开始就组织苏维埃。为着能够包括更广大的群众，我们可以组织一种临时革命委员会。而且从革命委员会转变到苏维埃的政权的时期，可以比在一般的区域内长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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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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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后面还附了一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康藏西番民众书》。其中有号召康藏民族自决建立人民革命政权，有信仰宗教自由等内容。最后特别注明：“这一纲领还是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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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看完凯丰的文章，心中大怒。一、四方面军刚刚会合，中央刊物上发表这篇文章，显然是在批评他搞的西北联邦政府。“西北联邦政府”是1935年5月底张国焘到理番后不久建立的。虽然张国焘按照川陕苏维埃政府的模式，在西北联邦政府中设置了几个部门、法院和基层区、乡人民革命政府，搞得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仿佛要在这个少数民族地区扎根创建根据地。但是四方面军的人自己都明白，西北联邦政府只不过是张国焘搞的一个形式，一个空架子。政府中的成员都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既没有当地党组织的人，更没有少数民族代表参加。但是张国焘把声势造得很大，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临时政府布告》第1号中声称：“本政府自成立日起，坚决率领红四方面军三十万健儿，陕甘红26军、陕南红25军、川南红93军，并团结领导西北一万万五千万民众配合中央红军六十万西征大军，以钢铁力量贯彻下列主张。”这显然把徐海东、刘志丹等陕北红军力量并入他的势力范围。在《西北特区委员会庆祝西北联邦政府成立祝辞》中，口气更大：“这一旗帜的树起，统一了西北各民族解放战争的领导，奠定了中国革命西北后方的大本营，西可收复西藏、西康；北可抵至新疆、青海；南可进取云南、贵州，以与陕甘川黔苏区打成一片。围绕这一旗帜的周围，有中央六十万西征大军，有陕南红25军，陕北红26军，有萧、贺红二、六军团，有古宋、叙永的川南红93军，有无数的陕甘回民暴动，有邛大赤区，有安绵的农民斗争，有广安革命兵变区域，有黑水、芦花、理番的番民暴动。”[7]按照这个说法，中央也成了西北联邦的一部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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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领导人在会师后看到这些文件，反感和不满的心情可以想见。张国焘不请示中央，擅自成立政府，已经是目无组织纪律。更刺眼的是那个“联邦”，和谁联？和中央联吗？当时毛泽东与张国焘谈起西北联邦，毛故意问：“我归你吧？”张国焘也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你归我呀。”[8]这句话深深刺激了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他们对张国焘的傲慢和野心已经有所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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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立即做出了反应。张闻天来找他商量事情，张国焘愤愤地把凯丰的文章拿给他看，质问他这篇文章是不是根据中央的决定写的。为何不进行讨论就在中央机关报上对一位政治局委员随意公开批评？张闻天没想到会出这种事，一时无法作答。只好安慰张国焘，说当前一、四方面军急需一致行动，不宜讨论这些有争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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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第二天，博古来找张国焘谈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两人又争论起来。张国焘已经了解到遵义会议的情况，根本没把博古放在眼里。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他（博古）虽然做过三年多中央的书记，也遭受过遵义会议的贬斥，看来历练似仍不多，说话直率倒是他的可爱之处。他是中共中央的一个小伙子，喜欢玩弄小聪明，仍不改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那种神气。他说起话来，满口这个同志那个同志，充分流露出莫斯科的气味。”他对张国焘称兄道弟的口头语感到很不习惯，认为这是国民党军阀习气，与中共的布尔什维克化极不相称。博古又谈到几天来他观察到的一些现象，认为红四方面军中有严重的等级观念和打骂现象，这些都是军阀残余的表现。张国焘虽然对此进行了解释，但口气强硬地拒绝了博古的批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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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与博古的积怨，需要追溯到张国焘与共产国际的关系。1928年6月，张国焘和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都被召到莫斯科，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一次完全由共产国际操纵的会议，更确切地说，是由共产国际中国部部长米夫操纵的会议。会议主要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追究有关领导人的责任。瞿秋白和张国焘是被批判对象，他两人分别被扣上“盲动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帽子，被迫做深刻检查。张国焘心里不服，但却不敢反抗。他说：“我们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认为是下级服从上级的应有义务。我们信仰共产国际，认为共产国际的老革命家比我们见多识广。每当我们的看法与共产国际的指示发生参差的时候，我们总以为自己不过是一些学生，对于自己的见解，不敢自信，而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必然深谋远虑。因此，也就牺牲自己的主张，来迁就共产国际的指示。甚至对于共产国际代表的任何指示，也奉若神明，无不言听计从。这种情形，简直已经到了迷信共产国际的程度，这就是事态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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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六大结束后，周恩来、向忠发回国主持领导工作，张国焘与瞿秋白、邓中夏等作为中共常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留在莫斯科。实际上，张和瞿是徒有虚名，在别人眼中，他们是犯有错误的人，处于受冷落的地位。那时中国共产党的太上皇是米夫，在他兼任校长的莫斯科中山大学里，宗派活动极为严重。米夫任人唯亲，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引起了广大留苏中共党员的不满。紧跟米夫的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等人是极少数。他们在米夫的庇护下，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动辄整人。不断在中山大学挑起事端。1928年11月，中大学生与王明、博古等人发生纠纷，张国焘前往调解。他在讲话时认为这些问题都可通过内部协商妥善解决，不赞成米夫等人把革命同志一棍子打死那套做法。博古跳出来用俄语讲话，痛骂张国焘是机会主义者，攻击他的机会主义立场妨碍了在中大开展的阶级斗争。张国焘是党内元老，却受到这么一个小青年的辱骂，不禁大怒。[10]现在博古、凯丰等仍在中央掌权，张国焘自然不会与他们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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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张国焘不能容忍的是，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找他商量在四方面军中建立保卫局工作系统的事，要求张国焘介绍保卫局的干部到四方面军中去，建立独立的政治保卫局工作系统，并调四方面军中的警卫员交他培训，然后再回到原职。张国焘大为反感，这岂不是要对他和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进行监视吗！他一口拒绝了邓发的意见，等于告诉中央：四方面军的内部事务，中央不得干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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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四方面军中不但有严密完整的政治保卫局系统，而且是张国焘亲自控制的。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担任领导期间，为了建立他的个人权威，不惜用残酷无情的镇压手段清除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或他认为可能对自己构成威胁的同志。红四方面军内部的肃反与滥杀，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1931年4月张国焘、陈昌浩来到鄂豫皖苏区后不久，为了配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红4军领导人决定南下进攻蕲春、黄梅等地区。在红4军军长徐向前、政委曾中生的指挥下，红4军勇猛进攻，一连打了好几个大胜仗，攻克英山、蕲水、罗田、广济四个县城。开辟了以英山为中心的大片红色区域。这时，张国焘硬要红军去攻打长江沿岸的潜山、太湖、安庆等城市。将鄂豫皖苏区与中央苏区连成一片。曾中生考虑攻打安庆要经过宽阔的白区，红4军虽然打了一些胜仗，但还不具备向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的能力。如果冒险进攻，有可能把红军的力量消耗殆尽。他与徐向前、许继慎、周维炯等人经过慎重的考虑与商讨，决定不执行张国焘的命令，带领红4军仍在蕲水、黄冈、广济地区作战。并写了一封信给张国焘，说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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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昌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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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在后方得知曾中生没按他的命令去打安庆，勃然大怒。这是鄂豫皖的干部没把他这个中央派来的大员放在眼里，这样下去，张国焘在红军中还有什么威信？他立即以苏区中央分局的名义给曾中生等写信，指责他们“公开抗拒分局命令”，严令部队“立即北返，不得丝毫停留”。曾中生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不服张国焘家长式的统治，在率领部队返回途中，召开干部会议。大家对张国焘的命令表示强烈不满，曾中生起草了一封给中央的申诉信，派人送往上海。这一下更被张国焘抓住把柄，他认定红4军中有“反革命分子”，立即下令免去曾中生的职务，派陈昌浩接任红4军政委，开展肃反。陈昌浩不等部队回到苏区，便开始了大规模的逮捕，先后把许继慎、周维炯两个师长抓了起来。9月底部队到达白雀园，张国焘亲自主持肃反。肃反的对象主要是三种人：一是白军过来的，无论是起义、投诚还是俘虏来的一律审查；二是地主富农出身的；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一时期恐怖之风大盛，在张国焘指挥下，陈昌浩和保卫局长周纯全带领保卫局的人天天抓人审讯。为了抓出“AB团”和“改组派”，对革命同志严刑逼供。被捕和被杀的人越来越多，形成肃反扩大化。王建安上将回忆说：“肃反时，杀了不少人。留分头的、戴眼镜的、AB团、第三党，还有吃喝委员会的都要杀掉。那时说知识分子不可靠，地方干部也杀了不少，军队中爱提意见的都杀掉了，最后在部队中找个当文书的都找不到了。”[12]总指挥徐向前在前方打仗，妻子程训宣却被保卫局抓起来严刑逼供，在没有任何罪名的情况下被杀。徐向前都不能过问，一直到了延安，徐向前才悲愤地质问周纯全：“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究竟有什么罪？”周回答：“她没有什么罪，当时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13]据当年的知情人说，保卫局把程训宣同志抓去拷问，是想把徐向前整垮。没想到程训宣被打得体无完肤，却坚决不肯说一句诬陷丈夫的话。保卫局的人眼看无法交代，怕徐总打完仗回来追查，干脆把程训宣杀了。[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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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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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雀园肃反，张国焘使用铁腕和屠杀建立起自己在红四方面军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却受了致命的内伤。一大批忠诚的共产党人，具有较高军事和文化素质的红军指挥员被杀害了。活着的人也胆战心惊，今天不知明天的命运。大家宁可牺牲在战场上，也不愿背着“反革命”的罪名被自己的同志砍头。连许世友这样出身贫苦、作战勇猛的战将都心里发虚。他回忆道：“那时一说反党就不得了，杀人不敢作声。他以中央名义杀人，谁敢作声？谁作声，马上就被杀掉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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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反造成的恐怖和人心的恐慌，大大削弱了红军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不久，当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红军终于顶不住了。被迫离开了鄂豫皖苏区，向川陕边区千里转移。在转移中，红军干部中对张国焘的怀疑和不满终于爆发了。12月初，部队翻越秦岭后，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张琴秋等高级干部就酝酿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进行斗争。12月7日，在小河口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曾中生向张国焘递交了一份书面意见。大家也都建议停止转移，争取迅速创建新的根据地。面对大家的意见，张国焘表示接受，并委任曾中生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张琴秋为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大家出于善良的愿望，张国焘是中央代表，只要他承认错误，大家仍然拥护他的领导。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太天真了，当张国焘在川北通南巴地区站稳了脚，便又大开杀戒了。1933年6月间，他再次主持肃反，秘密逮捕处死了旷继勋、余笃三、舒玉章等高级指挥员，逮捕了朱光、王振华，斗争了张琴秋。红四方面军成了张国焘个人统治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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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肃反不是张国焘个人的行为，是和当时统治中央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密切相关的。张国焘通过在四方面军中的肃反，确立了自己巩固的地位。以张国焘在党内的资历，加上红四方面军强大的实力，党中央也不被他放在眼里。从他个人的性格来说，也不甘屈居别人之下。现在，毛泽东和张国焘这两位党内最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人走到一起来了。他们能够同心协力吗？两河口初次会见，已经留下了争斗的阴影。张国焘的心中已经开始盘算：现在应该由他来执掌党和红军的最高权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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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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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篇第6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1册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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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年版，下册第5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