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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六大结束后，周恩来、向忠发回国主持领导工作，张国焘与瞿秋白、邓中夏等作为中共常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留在莫斯科。实际上，张和瞿是徒有虚名，在别人眼中，他们是犯有错误的人，处于受冷落的地位。那时中国共产党的太上皇是米夫，在他兼任校长的莫斯科中山大学里，宗派活动极为严重。米夫任人唯亲，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引起了广大留苏中共党员的不满。紧跟米夫的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等人是极少数。他们在米夫的庇护下，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动辄整人。不断在中山大学挑起事端。1928年11月，中大学生与王明、博古等人发生纠纷，张国焘前往调解。他在讲话时认为这些问题都可通过内部协商妥善解决，不赞成米夫等人把革命同志一棍子打死那套做法。博古跳出来用俄语讲话，痛骂张国焘是机会主义者，攻击他的机会主义立场妨碍了在中大开展的阶级斗争。张国焘是党内元老，却受到这么一个小青年的辱骂，不禁大怒。[10]现在博古、凯丰等仍在中央掌权，张国焘自然不会与他们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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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张国焘不能容忍的是，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找他商量在四方面军中建立保卫局工作系统的事，要求张国焘介绍保卫局的干部到四方面军中去，建立独立的政治保卫局工作系统，并调四方面军中的警卫员交他培训，然后再回到原职。张国焘大为反感，这岂不是要对他和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进行监视吗！他一口拒绝了邓发的意见，等于告诉中央：四方面军的内部事务，中央不得干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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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四方面军中不但有严密完整的政治保卫局系统，而且是张国焘亲自控制的。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担任领导期间，为了建立他的个人权威，不惜用残酷无情的镇压手段清除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或他认为可能对自己构成威胁的同志。红四方面军内部的肃反与滥杀，达到非常严重的地步。1931年4月张国焘、陈昌浩来到鄂豫皖苏区后不久，为了配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红4军领导人决定南下进攻蕲春、黄梅等地区。在红4军军长徐向前、政委曾中生的指挥下，红4军勇猛进攻，一连打了好几个大胜仗，攻克英山、蕲水、罗田、广济四个县城。开辟了以英山为中心的大片红色区域。这时，张国焘硬要红军去攻打长江沿岸的潜山、太湖、安庆等城市。将鄂豫皖苏区与中央苏区连成一片。曾中生考虑攻打安庆要经过宽阔的白区，红4军虽然打了一些胜仗，但还不具备向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的能力。如果冒险进攻，有可能把红军的力量消耗殆尽。他与徐向前、许继慎、周维炯等人经过慎重的考虑与商讨，决定不执行张国焘的命令，带领红4军仍在蕲水、黄冈、广济地区作战。并写了一封信给张国焘，说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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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昌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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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在后方得知曾中生没按他的命令去打安庆，勃然大怒。这是鄂豫皖的干部没把他这个中央派来的大员放在眼里，这样下去，张国焘在红军中还有什么威信？他立即以苏区中央分局的名义给曾中生等写信，指责他们“公开抗拒分局命令”，严令部队“立即北返，不得丝毫停留”。曾中生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不服张国焘家长式的统治，在率领部队返回途中，召开干部会议。大家对张国焘的命令表示强烈不满，曾中生起草了一封给中央的申诉信，派人送往上海。这一下更被张国焘抓住把柄，他认定红4军中有“反革命分子”，立即下令免去曾中生的职务，派陈昌浩接任红4军政委，开展肃反。陈昌浩不等部队回到苏区，便开始了大规模的逮捕，先后把许继慎、周维炯两个师长抓了起来。9月底部队到达白雀园，张国焘亲自主持肃反。肃反的对象主要是三种人：一是白军过来的，无论是起义、投诚还是俘虏来的一律审查；二是地主富农出身的；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一时期恐怖之风大盛，在张国焘指挥下，陈昌浩和保卫局长周纯全带领保卫局的人天天抓人审讯。为了抓出“AB团”和“改组派”，对革命同志严刑逼供。被捕和被杀的人越来越多，形成肃反扩大化。王建安上将回忆说：“肃反时，杀了不少人。留分头的、戴眼镜的、AB团、第三党，还有吃喝委员会的都要杀掉。那时说知识分子不可靠，地方干部也杀了不少，军队中爱提意见的都杀掉了，最后在部队中找个当文书的都找不到了。”[12]总指挥徐向前在前方打仗，妻子程训宣却被保卫局抓起来严刑逼供，在没有任何罪名的情况下被杀。徐向前都不能过问，一直到了延安，徐向前才悲愤地质问周纯全：“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究竟有什么罪？”周回答：“她没有什么罪，当时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13]据当年的知情人说，保卫局把程训宣同志抓去拷问，是想把徐向前整垮。没想到程训宣被打得体无完肤，却坚决不肯说一句诬陷丈夫的话。保卫局的人眼看无法交代，怕徐总打完仗回来追查，干脆把程训宣杀了。[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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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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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雀园肃反，张国焘使用铁腕和屠杀建立起自己在红四方面军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却受了致命的内伤。一大批忠诚的共产党人，具有较高军事和文化素质的红军指挥员被杀害了。活着的人也胆战心惊，今天不知明天的命运。大家宁可牺牲在战场上，也不愿背着“反革命”的罪名被自己的同志砍头。连许世友这样出身贫苦、作战勇猛的战将都心里发虚。他回忆道：“那时一说反党就不得了，杀人不敢作声。他以中央名义杀人，谁敢作声？谁作声，马上就被杀掉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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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反造成的恐怖和人心的恐慌，大大削弱了红军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不久，当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红军终于顶不住了。被迫离开了鄂豫皖苏区，向川陕边区千里转移。在转移中，红军干部中对张国焘的怀疑和不满终于爆发了。12月初，部队翻越秦岭后，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张琴秋等高级干部就酝酿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进行斗争。12月7日，在小河口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曾中生向张国焘递交了一份书面意见。大家也都建议停止转移，争取迅速创建新的根据地。面对大家的意见，张国焘表示接受，并委任曾中生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张琴秋为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大家出于善良的愿望，张国焘是中央代表，只要他承认错误，大家仍然拥护他的领导。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太天真了，当张国焘在川北通南巴地区站稳了脚，便又大开杀戒了。1933年6月间，他再次主持肃反，秘密逮捕处死了旷继勋、余笃三、舒玉章等高级指挥员，逮捕了朱光、王振华，斗争了张琴秋。红四方面军成了张国焘个人统治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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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肃反不是张国焘个人的行为，是和当时统治中央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密切相关的。张国焘通过在四方面军中的肃反，确立了自己巩固的地位。以张国焘在党内的资历，加上红四方面军强大的实力，党中央也不被他放在眼里。从他个人的性格来说，也不甘屈居别人之下。现在，毛泽东和张国焘这两位党内最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人走到一起来了。他们能够同心协力吗？两河口初次会见，已经留下了争斗的阴影。张国焘的心中已经开始盘算：现在应该由他来执掌党和红军的最高权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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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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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篇第6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1册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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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年版，下册第5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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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12章。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4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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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陈昌浩：1961年5月10日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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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廖盖隆：《徐向前元帅生前的肺腑之言》，《炎黄春秋》199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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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28、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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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刘伯承：1961年1月26日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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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8篇第2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3册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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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4篇第2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2册3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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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8篇第2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3册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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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王建安：1979年5月21日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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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5章。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1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