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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北上实施松潘战役计划——藏族上层贵族煽动反对红军——筹粮困难——红军四出寻找粮食——藏民与红军的冲突——后卫部队遭到藏民和国民党军的夹击——松潘战役进展不利——红军在川西北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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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河口会议结束后，根据中央决议，朱德、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在一起迅速拟定了《松潘战役计划》，于1935年6月29日下达到一、四方面军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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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役部署是：红军主力兵分三路，林彪、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十六个团为左路军；徐向前率红四方面军十个团为中路军；陈昌浩率八个团为右路军；三军分路并进，准备集中优势兵力，夺取川西北军事重镇松潘，控制通向甘南的道路。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和红9军军长何畏分别率岷江支队、懋功支队掩护红军后方的安全。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率各警备部队负责中央和方面军总部机关驻地卓克基、阿坝等地的保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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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刚刚开始行动，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和厄运就降临了。它们不是来自国民党和四川军阀，而是来自川西北高原的自然地理环境和藏族土著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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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西北地区的自然地貌十分复杂，松、理、茂地区岷山、邛崃山、大雪山高耸入云，原始森林密布，河谷水深流急。今天这里美丽的自然风景吸引着众多的旅游者，在当时却给长征的红军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山高路险，部队行进十分艰难。由于地处海拔3500—4000米的高寒地区，人烟稀少，粮食作物只有大麦和青稞，产量很低。这个荒凉地区现在一下来了十万红军，他们吃什么，到哪里去找寻足够的粮食和给养，立刻成了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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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地区世世代代居住着藏族人。他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纪的唐朝。当时，他们的祖先吐蕃人从青藏高原迁徙到这里，为了争夺成都平原的财富与唐朝军队进行多次交锋。唐朝宰相李德裕修筑的姜维城遗址，至今还雄踞在茂汶境内的半山腰上。民国以来，四川军阀对川西藏民横征暴敛，滥施淫威。激起了藏民对汉人的仇恨心理。封闭和愚昧使土司和活佛成为贫苦藏民至高无上的主宰，这里的社会还处在奴隶制和封建制的时代。红军突然来到这里，打破了山间的沉寂。但他们给藏民带来的不是惊喜，而是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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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民屋（黄镇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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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方面军刚到这里不久，徐向前就敏锐地感觉到：“这里的条件远不及通南巴，发动群众的工作困难重重。一是语言不通，障碍甚大。二是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很深，短期内不易消除。三是地广人稀，走上百多里山路，往往见不到一个寨子。四是少数上层反动的土司、喇嘛，利用他们的统治势力和影响，暗地进行破坏活动，甚至公开组织反革命武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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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共产党和红军的行动，是当地藏族土司和宗教上层人士共同策划的。红军进入川西北地区后，国民党军队因崇山峻岭、交通及后勤补给等方面的困难，无力派大军追剿。于是便利用藏族宗教界上层人士和地方土司，向藏族群众作反动宣传。当时青海、川西的宗教领袖和土司虽然与国民党军阀也有矛盾，但在反对共产党和红军方面，立场是一致的。1935年6月9日，蒋介石在成都召见流亡的昌都诺那活佛，封他为“西康宣慰使”。此举被当地记者讥为“闲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而诺那本人却感激不尽，愿效犬马之劳。6月22日，诺那发表《告康藏民众文》，咒骂共产党“杀人放火，劫掠奸淫，对于一切宗教，无不毁灭净尽”。要藏族僧众“俱宜一心一德，以与残匪作殊死战，无论如何，不令越康境一步”。[2]这些宣传对于那些信奉喇嘛教的藏族民众，无疑有着很大的欺骗性和号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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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四方面军一部在傅钟带领下向卓克基东北的马塘、康猫寺地区进发，在康猫寺与日头喇嘛率领的僧众骑兵遭遇，双方激烈交火。傅钟抓来两个俘虏审问，了解情况后，立即给张国焘写了书面报告。报告中说：“日头喇嘛现率反动多人，已经跑往草地去了。现只留少数匿迹康猫寺左山老林中，企图继续扰乱。……据捉获反动所供，他们是听说黑水蛮子来了，如有不跑者，即被杀戮，所以他们才跑的。这完全是反动借群众口气，掩盖自己的一种说话。否则他们不会严阵以待，公然开枪与我打仗。总之，前日杂谷脑事件，完全是该地喇嘛寺早与芦花、黑水反动及叩山沟之番族土官头人均有整个密谋勾结者。故前日我们政治部同独立二师一路去大小沟、木村沟打反动时，曾捕获三个番人，是从杂谷脑送信到黑水和左耳沟的反动回来的。”[3]傅钟向总部发出信息：藏族宗教上层和土司策划的有组织的反对红军的活动已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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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克基土司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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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原来的打算是：按照苏区打土豪分田地的老办法，取得藏族民众的拥护。然后筹粮筹款，准备北上的物资。然而现实的一切却令红军战士迷惑不解，所到之处藏民都逃的不知去向，家里的粮食、物品都藏匿一空。没跑的则集中在喇嘛寺中，持枪严阵以待，不许红军靠近。这使红军以往的政策办法全都失灵。但是，粮食必须筹集，这是关系到每个红军战士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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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总政治部6月25日在两河口发布《关于收集粮食的通知》，政策界限还是很严格的。其中规定：“甲、在收买粮食时，必须很好地向群众做宣传，使群众自愿将自己所有的粮食拿一部分出来卖给红军，并帮助红军去收集粮食。乙、收买粮食时一定要给足价钱。丙、群众仅存很少的自己吃的粮食，不得他本人的同意不应强迫购买。……戊、群众逃跑不在家时，购买他的粮食一定要找得邻近的群众同去，并将价付给邻近的群众，留信给逃跑的群众。”一个星期过后，总政治部发现原订的政策根本行不通。藏民不但全部逃跑，而且坚壁清野。如果还按老政策办，红军很快就会绝粮，乃至饿死。严重的情况来得如此之快，迫使总政治部在7月3日下达严厉的训令。指出：“目前我们正处在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的战斗关头，为着实现这个历史任务，克服目前放在我们面前的粮食困难，是具有严重的战略意义的任务。估计到前进路上粮食更形困难，和胡敌在松潘附近已经把粮食完全收集，和番人的坚壁清野，更必须决心用大力来克服粮食困难。各部队政治部必须发动连队用一切办法，如没收、搜山、收买等收集粮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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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片广阔荒凉的土地上，一场为粮食、为生存而战的斗争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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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在藏区搜集粮食的具体过程，一、四方面军都没有留下完整的记载。红二方面军长征结束后，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同志给中央写了一个详细的《二、六军团长征的政治工作总结报告》。谈到在藏区筹粮时的情况和对策，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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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番区解决给养，我们感觉番区粮食的缺乏，和群众的藏匿粮食，以及群众的逃匿山中，使我们在给养上感觉很大的威胁。搜索粮食我们所采取的办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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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山：群众和土司头人喇嘛的粮食，大部早已匿藏山上，牛羊亦早已迁避。我们为着解决给养问题，不能不实行搜山。自然我们在搜山原则上是要调查土司头人的粮食或牛场，而征发其一部分，尽量不侵犯群众的利益。但实际上在山上是万难见到群众，无从调查与分别清楚，有时番民武装掩护这些粮食或牛场，经我们射击，即已逃散一空，也弄不清是谁的，所以实际上在搜山时是侵犯了群众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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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窖：番区粮食有许多是埋在房子里、土里、夹墙中与偏僻的地方，我们因粮食困难，一到宿营地即实行挖窖，搜得了不少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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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贷券：我们在搜山、挖窖所得的粮食是完全不知是谁人的，给钱无法交给谁手。我们才入番区时，如群众未在家吃了他的粮食，有的将钱放在经堂内，写一个条子给该主人，有的交给当地某一喇嘛。结果部队先行后进，有的番民乘前梯队走后，即乘机乱搜。事实上这些钱不知落在该家主人没有，因此我们由供给部印发一种借贷券（内容是：因取粮食时主人已逃，钱不便交与谁人，特按所吃粮食定出价格，说明以后如遇任何红军，即可持此券去接钱），在搜山与挖窖获得粮食如无主人时留下此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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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如群众或喇嘛在家，我们对他们的粮食一般的是用钱购买的。我们在噶多寺首先得守家喇嘛的许可，在寺内进行清查，并召集喇嘛开会，经过通事说明向他们购买的理由，取得其同意，动员他们帮助集中，按价给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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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捐：经过通事向喇嘛寺鼓动，结果喇嘛寺有自动乐捐的（如中甸、白玉、噶多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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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价格：收集粮食后有些群众，有自动回来的，有因宣传回来的。群众回来后即召集茶话会，经通事向之宣传鼓动，并赔偿其一部分钱，这样群众是欢喜的（如在党村、中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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