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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方面军刚到这里不久，徐向前就敏锐地感觉到：“这里的条件远不及通南巴，发动群众的工作困难重重。一是语言不通，障碍甚大。二是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很深，短期内不易消除。三是地广人稀，走上百多里山路，往往见不到一个寨子。四是少数上层反动的土司、喇嘛，利用他们的统治势力和影响，暗地进行破坏活动，甚至公开组织反革命武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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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共产党和红军的行动，是当地藏族土司和宗教上层人士共同策划的。红军进入川西北地区后，国民党军队因崇山峻岭、交通及后勤补给等方面的困难，无力派大军追剿。于是便利用藏族宗教界上层人士和地方土司，向藏族群众作反动宣传。当时青海、川西的宗教领袖和土司虽然与国民党军阀也有矛盾，但在反对共产党和红军方面，立场是一致的。1935年6月9日，蒋介石在成都召见流亡的昌都诺那活佛，封他为“西康宣慰使”。此举被当地记者讥为“闲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而诺那本人却感激不尽，愿效犬马之劳。6月22日，诺那发表《告康藏民众文》，咒骂共产党“杀人放火，劫掠奸淫，对于一切宗教，无不毁灭净尽”。要藏族僧众“俱宜一心一德，以与残匪作殊死战，无论如何，不令越康境一步”。[2]这些宣传对于那些信奉喇嘛教的藏族民众，无疑有着很大的欺骗性和号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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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四方面军一部在傅钟带领下向卓克基东北的马塘、康猫寺地区进发，在康猫寺与日头喇嘛率领的僧众骑兵遭遇，双方激烈交火。傅钟抓来两个俘虏审问，了解情况后，立即给张国焘写了书面报告。报告中说：“日头喇嘛现率反动多人，已经跑往草地去了。现只留少数匿迹康猫寺左山老林中，企图继续扰乱。……据捉获反动所供，他们是听说黑水蛮子来了，如有不跑者，即被杀戮，所以他们才跑的。这完全是反动借群众口气，掩盖自己的一种说话。否则他们不会严阵以待，公然开枪与我打仗。总之，前日杂谷脑事件，完全是该地喇嘛寺早与芦花、黑水反动及叩山沟之番族土官头人均有整个密谋勾结者。故前日我们政治部同独立二师一路去大小沟、木村沟打反动时，曾捕获三个番人，是从杂谷脑送信到黑水和左耳沟的反动回来的。”[3]傅钟向总部发出信息：藏族宗教上层和土司策划的有组织的反对红军的活动已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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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克基土司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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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原来的打算是：按照苏区打土豪分田地的老办法，取得藏族民众的拥护。然后筹粮筹款，准备北上的物资。然而现实的一切却令红军战士迷惑不解，所到之处藏民都逃的不知去向，家里的粮食、物品都藏匿一空。没跑的则集中在喇嘛寺中，持枪严阵以待，不许红军靠近。这使红军以往的政策办法全都失灵。但是，粮食必须筹集，这是关系到每个红军战士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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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总政治部6月25日在两河口发布《关于收集粮食的通知》，政策界限还是很严格的。其中规定：“甲、在收买粮食时，必须很好地向群众做宣传，使群众自愿将自己所有的粮食拿一部分出来卖给红军，并帮助红军去收集粮食。乙、收买粮食时一定要给足价钱。丙、群众仅存很少的自己吃的粮食，不得他本人的同意不应强迫购买。……戊、群众逃跑不在家时，购买他的粮食一定要找得邻近的群众同去，并将价付给邻近的群众，留信给逃跑的群众。”一个星期过后，总政治部发现原订的政策根本行不通。藏民不但全部逃跑，而且坚壁清野。如果还按老政策办，红军很快就会绝粮，乃至饿死。严重的情况来得如此之快，迫使总政治部在7月3日下达严厉的训令。指出：“目前我们正处在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的战斗关头，为着实现这个历史任务，克服目前放在我们面前的粮食困难，是具有严重的战略意义的任务。估计到前进路上粮食更形困难，和胡敌在松潘附近已经把粮食完全收集，和番人的坚壁清野，更必须决心用大力来克服粮食困难。各部队政治部必须发动连队用一切办法，如没收、搜山、收买等收集粮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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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片广阔荒凉的土地上，一场为粮食、为生存而战的斗争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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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在藏区搜集粮食的具体过程，一、四方面军都没有留下完整的记载。红二方面军长征结束后，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同志给中央写了一个详细的《二、六军团长征的政治工作总结报告》。谈到在藏区筹粮时的情况和对策，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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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番区解决给养，我们感觉番区粮食的缺乏，和群众的藏匿粮食，以及群众的逃匿山中，使我们在给养上感觉很大的威胁。搜索粮食我们所采取的办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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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山：群众和土司头人喇嘛的粮食，大部早已匿藏山上，牛羊亦早已迁避。我们为着解决给养问题，不能不实行搜山。自然我们在搜山原则上是要调查土司头人的粮食或牛场，而征发其一部分，尽量不侵犯群众的利益。但实际上在山上是万难见到群众，无从调查与分别清楚，有时番民武装掩护这些粮食或牛场，经我们射击，即已逃散一空，也弄不清是谁的，所以实际上在搜山时是侵犯了群众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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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窖：番区粮食有许多是埋在房子里、土里、夹墙中与偏僻的地方，我们因粮食困难，一到宿营地即实行挖窖，搜得了不少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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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贷券：我们在搜山、挖窖所得的粮食是完全不知是谁人的，给钱无法交给谁手。我们才入番区时，如群众未在家吃了他的粮食，有的将钱放在经堂内，写一个条子给该主人，有的交给当地某一喇嘛。结果部队先行后进，有的番民乘前梯队走后，即乘机乱搜。事实上这些钱不知落在该家主人没有，因此我们由供给部印发一种借贷券（内容是：因取粮食时主人已逃，钱不便交与谁人，特按所吃粮食定出价格，说明以后如遇任何红军，即可持此券去接钱），在搜山与挖窖获得粮食如无主人时留下此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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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如群众或喇嘛在家，我们对他们的粮食一般的是用钱购买的。我们在噶多寺首先得守家喇嘛的许可，在寺内进行清查，并召集喇嘛开会，经过通事说明向他们购买的理由，取得其同意，动员他们帮助集中，按价给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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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捐：经过通事向喇嘛寺鼓动，结果喇嘛寺有自动乐捐的（如中甸、白玉、噶多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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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价格：收集粮食后有些群众，有自动回来的，有因宣传回来的。群众回来后即召集茶话会，经通事向之宣传鼓动，并赔偿其一部分钱，这样群众是欢喜的（如在党村、中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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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赔偿：我们在仁波寺时该寺喇嘛的顽强抵抗，我们死伤数人要求其赔偿（多少粮食），结果他送来了一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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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红二方面军是最后经过藏区的，此时藏民通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对红军的态度已经有所缓和。在此之前一、四方面军在藏区筹粮时，采取的方式与二方面军大体相似。但是他们与藏民的冲突却要激烈得多。从当年各方面的记录和回忆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一、四方面军在那里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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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渠，当时的红军总供给部长，负责着全军的粮食征集、发放工作。1935年6月18日到达懋功后，立即领导开展筹粮。第一天，6月19日筹集17000斤。第二天筹到41000斤。好景犹如昙花一现，这一带有限的存粮很快被收光。6月24日林老的账上仅收麦30斤、猪1只；25日收粮280斤，大米8斤。此后整整一个月，林老的日记上居然没有粮食的入账！（有可能是各部队都在自行筹粮）在7月31日的日记上，林老焦虑地写道：“筹粮与分粮，到极紧张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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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筹不够，但人是要天天吃饭的。十万红军面临严重的饥饿威胁。谁也不愿坐以待毙，各部队都行动起来，投入搜索粮食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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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聂荣臻指挥的红一军团是先头部队，萧锋是军团直属队的党总支书记，6月26日他们刚开始北进，部队就缺粮了。“战士、干部都吃不饱，腿没有劲。”6月29日，部队行军到了梭磨。“这里的村子较大，有二百多户居民，青稞麦的长势较好。部队原地休息、筹粮。”但是“藏民躲的躲，逃的逃，把粮食都藏起来了。为此，大家积极动脑筋想办法搞粮食。炮兵连司务长率战士挖到一个地窖，找到了上百斤腊肉和许多粮食。主人不在，留了借条。”消息传开，各连队纷纷仿效。7月2日到康猫寺宿营后，“各单位分头筹粮。工兵连挖地窖，搞到一千多斤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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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里的粮食很快被搜罗一尽，红军战士又分头四下活动，寻找藏匿在野外的藏民和粮食。在波罗子，一天，萧锋带着警卫连到几十里外的青山找粮。“途中，在半山坡，忽然看到山洞里跑出四个大人、一个小孩，黑乎乎的拼命往山下跑。我们走到洞里一看，留下四袋青稞麦。我们打了张借条：你藏的四袋青稞麦，红军借用一下，等革命胜利后，加倍偿还。借走了人民的粮食，心里真难过，可是又没有别的法子。”[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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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指挥的红三军团在亦念住了十几天，藏民都跑光了。地里的青稞很有限，不够红军几天吃的。当时任11团团长的王平回忆：“部队没有吃的，不得不宰杀藏民留下的猪狗牛羊。彭（德怀）军团长说：‘一听到这些牲畜的叫声，我的心就跳。不宰吧，部队又没有吃的，实在是叫人为难。’藏民有时晚上跑下山来，在驻地外边喊：‘红军，你们什么时候走啊！你们再不走，把粮食吃光了，我们就得饿死！’听着这些喊叫声，更是叫人揪心。但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也不得不违心地这样做。”[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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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顾问李德当时随红一方面军行动。他在回忆录中描述道：“至于我们和当地民众的关系，比起从泸定到懋功的行军途中还要恶劣。严格地说，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如果说我们在懋功以南还偶尔能遇到一些居民，虽然几乎都是川西人，那么在懋功北面就根本不见人迹了。村落和院宅被遗弃了，贮存的粮食被收藏和搬走了，牲口也被赶走了，周围根本没有可以买到或者可以从地主那里没收到的东西。不论人家愿意与否，我们不得不拿走所搜出的一切，甚至最后一粒粮食，并且不得不接二连三地派征粮队进山，去逐猎散游的牲畜。我们越往北走，给养情况就越发严重。”[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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