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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萧永正:《一次意外的发现》。《星火燎原丛书》之二,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3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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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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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童小鹏军中日记》,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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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萧锋:《长征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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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王平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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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陈伯钧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1—4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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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军事科学院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选编》第7辑第3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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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李炳藻:《在川西北截击红军的经过》,《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3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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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12章。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4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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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李炳藻:《在川西北截击红军的经过》,《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3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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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 第5章 矛盾与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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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方面军的亲密情谊——张国焘改变了态度——矛盾的萌芽——“统一组织”的压力——毛泽东“宁可让出总政委,不能让出总书记”的策略——芦花会议调整组织——张国焘还要解决“路线问题”——第二次芦花会议——通南巴问题的由来——反六路围攻——张国焘在通南巴继续肃反——统一战线方面的失策——红四方面军被迫退出通南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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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河口会议之后,红一、四方面军开始联合行动。从表面看,会师后的蜜月还在继续,但在双方的领导层内,一些莫名其妙的猜疑和误解在暗中发展着。并且越来越表面化,令广大红军战士和基层指挥员迷惑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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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是从哪里开始产生的,谁也说不清楚。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会合后,广大指战员们亲密无间,和睦相处。好比两个久别的兄弟重逢,高兴都来不及,怎么可能一见面就互相算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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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任红五军团保卫局长的欧阳毅回忆会师后的那段日子说:“我们红五军团与9军的驻地紧挨着。两支部队经常在一起组织联欢,参观访问,交流战斗经验,互相检查对方执行群众纪律的情况,开展体育活动等友谊竞赛。9军的同志们见我们穿的比较破烂,物资十分缺乏,便主动给我们送来了酥油、炒面,还有几百套灰布军衣。我们也回赠了一些枪支弹药。那种亲密无间的战友情谊,既感动人,又鼓舞人,使大家心里都热烘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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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也亲身感受到四方面军战友的情谊。过雪山的时候,他的马死了。邓小平只好像普通战士一样,靠自己的两条腿一步步翻过大雪山。与四方面军会师后,他见到了留法勤工俭学时的老战友、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傅钟。傅钟看到邓小平连一匹马都没有,非常同情,便慷慨地送给邓小平一匹马,还有衣服食品。这些东西不多,但对邓小平来说却是雪中送炭。邓小平深受感动,几十年后还念念不忘,对子女说:“过了雪山后,傅钟送了我三件宝:一匹马、一件皮大衣、一包牛肉干。这三样东西可真是顶了大事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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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钟(左一)和邓小平(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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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绝大多数是淳朴的农民,他们热情、直爽,打起仗来十分勇猛。但是文化水平低,头脑比较简单,有时常常干出一些幼稚可笑的事情,在政治上不如一方面军的同志成熟。四方面军的人从心里是把一方面军当大哥看待的,虚心向他们学习。原红4军的侦察参谋许昌同志回忆:“四方面军向一方面军学了不少东西。如保密,原来四方面军下至连上至军都有大旗,驻到哪里,大旗门口一插,一行动前面扛起来走。人家不要问就知道哪一军哪一师,以至哪一连。再如号谱,通讯联络,原来四方面军使用的与国民党的一样。会合后,这些都改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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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合以后,双方指挥员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现在两大主力会师了,就应该迅速地联合起来,形成统一的力量,而不应该各行其是。懋功会师后,徐向前就建议一、四方面军的部队和干部相互调剂补充。刘瑞龙回忆:“会师后,徐向前同志看到一方面军减员太大,亟须补充,又考虑向一方面军学习,主动向中央建议,请一方面军调几位得力干部到四方面军各军任参谋长,四方面军抽调建制部队补充一方面军。张国焘开始不同意,经徐向前同志做工作,并经中央批准,这一建议才得以实现。一方面军派来担任各军参谋长的有陈伯钧、张宗逊、李聚奎、郭天民等同志,对四方面军部队建设,起了积极作用。四方面军抽调给三军团的部队是90师的270团和89师直属队共2600余人;抽调给一军团的部队是98师的294团共2000余人和11师32团1200余人。后来,这些编入一方面军的部队在战斗中都发挥了他们的重大作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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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面军在会师初期,给一方面军的支援和帮助是真诚的,实实在在的。他们对一方面军是尊重的。但是张国焘认为中央犯了路线错误,所以打了败仗,丢掉了苏区,一路逃到这里。如果不是他的接济,很快就会被消灭。所以,中央现在应该听他的,让他来领导。部分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对一方面军尊敬好奇的心理,在会合后不久便渐渐淡化了。在他们看来,一方面军也没有想象的那么不得了。这支长途跋涉的队伍,衣衫褴褛,军容不整。对比之下,四方面军的精神面貌要强得多。在会合之后,四方面军的干部很少向一方面军讲张国焘的坏话。相反,令聂荣臻极为不快的是,“在两个方面军会合以后,一方面军中也确有人从一种不正确的动机出发,歪曲地把一方面军的情况和遵义会议的情况,偷偷地告诉了张国焘。也使张国焘起了歹心,认为中央红军不团结,他有机可乘”。[3]当时中央的一些举动,也激化了一、四方面军之间的矛盾。30军领导向张国焘报告:“中央曾派遣一些调查人员到30军中去调查实况。这些调查者往往夸大第四方面军的缺点,特别是找到几个军官骂士兵的例子,就泛指第四方面军中有浓厚的军阀习气。那些调查者往往利用四方面军一般干部只知道毛泽东、朱德等人的名字,而不知所有政治局委员的名字这一事实,硬说第四方面军不尊重中央。”30军政治部把中央调查人员与他们的谈话都记录下来,交给张国焘。一方面军的各种文件,也通过各种渠道送到了张国焘的手里。[4]所以,张国焘与中央的关系迅速恶化,想当领袖的欲望急剧膨胀,绝非偶然,而当时发生的一些事情和政治气候,确实产生了对他有利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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