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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钟（左一）和邓小平（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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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绝大多数是淳朴的农民，他们热情、直爽，打起仗来十分勇猛。但是文化水平低，头脑比较简单，有时常常干出一些幼稚可笑的事情，在政治上不如一方面军的同志成熟。四方面军的人从心里是把一方面军当大哥看待的，虚心向他们学习。原红4军的侦察参谋许昌同志回忆：“四方面军向一方面军学了不少东西。如保密，原来四方面军下至连上至军都有大旗，驻到哪里，大旗门口一插，一行动前面扛起来走。人家不要问就知道哪一军哪一师，以至哪一连。再如号谱，通讯联络，原来四方面军使用的与国民党的一样。会合后，这些都改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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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合以后，双方指挥员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现在两大主力会师了，就应该迅速地联合起来，形成统一的力量，而不应该各行其是。懋功会师后，徐向前就建议一、四方面军的部队和干部相互调剂补充。刘瑞龙回忆：“会师后，徐向前同志看到一方面军减员太大，亟须补充，又考虑向一方面军学习，主动向中央建议，请一方面军调几位得力干部到四方面军各军任参谋长，四方面军抽调建制部队补充一方面军。张国焘开始不同意，经徐向前同志做工作，并经中央批准，这一建议才得以实现。一方面军派来担任各军参谋长的有陈伯钧、张宗逊、李聚奎、郭天民等同志，对四方面军部队建设，起了积极作用。四方面军抽调给三军团的部队是90师的270团和89师直属队共2600余人；抽调给一军团的部队是98师的294团共2000余人和11师32团1200余人。后来，这些编入一方面军的部队在战斗中都发挥了他们的重大作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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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面军在会师初期，给一方面军的支援和帮助是真诚的，实实在在的。他们对一方面军是尊重的。但是张国焘认为中央犯了路线错误，所以打了败仗，丢掉了苏区，一路逃到这里。如果不是他的接济，很快就会被消灭。所以，中央现在应该听他的，让他来领导。部分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对一方面军尊敬好奇的心理，在会合后不久便渐渐淡化了。在他们看来，一方面军也没有想象的那么不得了。这支长途跋涉的队伍，衣衫褴褛，军容不整。对比之下，四方面军的精神面貌要强得多。在会合之后，四方面军的干部很少向一方面军讲张国焘的坏话。相反，令聂荣臻极为不快的是，“在两个方面军会合以后，一方面军中也确有人从一种不正确的动机出发，歪曲地把一方面军的情况和遵义会议的情况，偷偷地告诉了张国焘。也使张国焘起了歹心，认为中央红军不团结，他有机可乘”。[3]当时中央的一些举动，也激化了一、四方面军之间的矛盾。30军领导向张国焘报告：“中央曾派遣一些调查人员到30军中去调查实况。这些调查者往往夸大第四方面军的缺点，特别是找到几个军官骂士兵的例子，就泛指第四方面军中有浓厚的军阀习气。那些调查者往往利用四方面军一般干部只知道毛泽东、朱德等人的名字，而不知所有政治局委员的名字这一事实，硬说第四方面军不尊重中央。”30军政治部把中央调查人员与他们的谈话都记录下来，交给张国焘。一方面军的各种文件，也通过各种渠道送到了张国焘的手里。[4]所以，张国焘与中央的关系迅速恶化，想当领袖的欲望急剧膨胀，绝非偶然，而当时发生的一些事情和政治气候，确实产生了对他有利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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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回忆说：“从这以后，我们耳闻目睹的一些不利于两军团结的现象，就日见增多起来。有些话很难听。张国焘对下面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不统一’，据说还派人找一方面军的同志了解会理会议、遵义会议的情况等，实际上是进行反中央的活动。在此同时，凯丰、博古他们则指责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还有什么‘军阀主义’啦，‘土匪作风’啦，‘政治落后’啦，甚至公开写文章抨击。他们这种‘左’的做法，与当初刚到中央苏区时，对待毛主席和一、三军团差不多。只能激起四方面军干部的反感。许多指战员想不通，憋着一肚子气。这也给了张国焘以挑拨的借口。……再往后，教条主义者对红四方面军的那些指责就听得多了，不少干部向我反映。我虽然教育干部不要向底下散布这些东西，但说老实话，心里是不痛快的。四方面军这支部队，是从鄂豫皖的一支三百来人的游击队发展起来的，打了那么多硬仗、恶仗，是党领导的队伍，发展到八万多人，很不容易。尽管部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本质是好的，是坚决打蒋介石的。是实行土地革命的，是拥护第三国际的，是听党的话的，是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是竭诚拥护同中央红军会合的。怎么又是军阀，又是土匪，又是落后，又是逃跑的？！不看主流，把四方面军说的漆黑一团，对两军团结对敌，没有任何好处，我确实想不通。”[5]事隔多年之后，徐帅回忆起来还这样恼火，可见当时四方面军的干部对中央的一些“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人的反感和气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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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回到理县红四方面军总部，连续召开会议和与干部谈话，把大家的火都激起来了。于是他开始鼓动上上下下向中央伸手要权，理由是要“统一指挥”。7月1日，张国焘在致中央的电报中谈毛儿盖战役实施的部队调遣和部署时，强调指出“我军宜速解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反对右倾”。暗示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引起部队调动的混乱，给敌军以可乘之机。几天后，张国焘向中央慰问团的成员、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李富春提出改组充实总司令部的建议，推荐徐向前担任红军副总司令，陈昌浩任总政委。李富春感到事关重大，便给中革军委领导人朱德、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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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周、王、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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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来此见徐、陈，大家意见均以总指挥迅速行动，坚决打胡（宗南）为急图，尤关心于统一组织问题，商说明白具体意见，则为建议充实总司令部，徐、陈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为副总司令，陈为总政委。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我以此事重大，先望考虑。立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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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春7月6日1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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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革军委对此保持沉默，没有答复。几天后，四方面军的电报纷纷传来，口气也越来越不客气。毛泽东后来愤怒地说：“各种燕雀们都打电报来了。”就是指这些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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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9日，在张国焘授意下，中共川陕省委领导成员联名致电党中央：“依据目前情况，省委有下列建议：为统一指挥，迅速行动，进攻敌人起见，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向前同志任副总司令，昌浩同志任总政委，恩来同志任参谋长。军委设主席一人，仍由朱德同志兼任，下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请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并希立复。”[8]一个川陕省委居然对中央说三道四，插手最高领导层的人事安排，显然是张国焘在当后台老板。中央依然没有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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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陈昌浩出面了。他没有那样直截了当，而是委婉地致电中革军委朱德、张国焘、周恩来、徐向前：“阿坝应速取。浩甚望指挥统一，大振士气，提高军纪、党纪，坚决反右、肃反，争此大胜。一切可见代呈。惟浩只在中央及军委领导下坚决工作，但决不敢问，且无能另当大任也。如何？盼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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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陈昌浩在致张国焘、徐向前转朱德的电报中再次恳求：“全局应速决，勿待职到。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职意仍请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前敌总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浩连日不得指示，现在决亲来面报。”[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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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再三催促下，中央无法保持沉默。形势很明显：红四方面军人多势众，没有他们的配合，一方面军孤掌难鸣。中央急于北上，摆脱在藏区缺衣少食和到处挨打的被动局面。但是张国焘按兵不动，非要先解决权力分配的问题才肯行动，看来不让步是不行了。于是，毛泽东和张闻天认真地商量这个重大问题。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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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张闻天等同志一直商量怎样使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统一行动，认为关键就在张国焘。恩来同志发高烧，病中仍为此事烦心。我听到毛主席和闻天反复商量，谈得很具体。毛主席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主席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闻天跟毛主席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毛主席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考虑来考虑去，毛主席说：“让他当总政委吧。”毛主席的意思是尽量考虑他的要求，但军权又不能让他全抓去，同担任总政委的恩来商量，恩来一点也不计较个人地位，表示赞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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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彭德怀等人都不明白毛泽东“宁可让出总政委，不能让出总书记”策略的奥秘，后来形势的变化，彭德怀对毛泽东的远见佩服不已：“如果当时让掉总书记，他以总书记名义召集会议，成立以后的伪中央，就是合法的了。这是原则问题。”[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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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黑水县的芦花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洛甫（张闻天）、张国焘、周恩来、毛泽东、博古、王稼祥、凯丰、邓发共九人。会议只有一项议题：研究解决统一指挥和组织领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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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首先发言，他提出：中革军委设总司令，由朱德兼任。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是军委的总负责者。军委下设小军委（军委常委），过去是四人，现增为五人，陈昌浩同志参加进来，主要负责人还是张国焘。周恩来调到中央常委工作，在国焘尚未熟悉前，恩来暂帮助工作。这是军委的分工。关于总政治部，本是王稼祥任主任，因病实际是博古。现决定博古任主任，设副主任两个：富春和四方面军一个。昌浩、向前两同志仍任原职，更扩大权力，前面部队都要他们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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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花会议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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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讲完后，张国焘、毛泽东等相继发言。张国焘提出要向中央委员会增补人员。毛泽东说：“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这么多人集中在中央，下面也需要人。”婉转地拒绝了张国焘的要求。与会人员一致表示同意张闻天的意见。最后张闻天说：“大家一致意见，很好，张国焘任总政委，徐向前、陈昌浩任前敌部队指挥，博古任总政治部主任。权力分配的第一次会议就这样结束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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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会议的决议，当天军委向各部队发出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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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兵团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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