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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军团改为三军。军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参谋长萧劲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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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军团为五军。军长董振堂，代政委曾日三，参谋长曹里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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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军团改为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参谋长郭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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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第四、第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等五个军番号仍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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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军以许世友为军长，王建安为政委，张宗逊为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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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军以孙玉清为军长，陈海松为政委，陈伯钧为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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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军以程世才为军长，李先念为政委，李天佑为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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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军以余天云为军长，詹才芳为政委，李聚奎为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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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军以罗南辉为军长，张广才为政委，李荣为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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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电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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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张周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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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军委还发布《关于松潘战役军队部署的决定》，宣布：“任徐向前为前敌总指挥，陈昌浩为政委，前方一切作战部队均归其统率指挥。并即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兼前敌总指挥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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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场大幅度的调整，张国焘得到了红军的指挥大权。前方作战也由红四方面军负责指挥，红一方面军退居次要地位。中央作了很大让步，尤其是周恩来，为顾全大局，把红军总政委的位子让给张国焘，自己只剩下一个军委副主席的名义。张国焘占了上风，应该满意了。但是张国焘不算完，他还要和中央算政治路线账。在张国焘授意下，以凯丰批评“西北联邦政府”的文章为突破口，7月8日，中共川陕省委致电中央，对凯丰的文章进行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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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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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是在两大主力未会合以前，适应客观环境的需要成立起来的。在理论上，在组织上都是正确的。事实上现在已团结了广大的群众在联邦政府的旗帜下而斗争。最近看到前进报上凯丰同志对联邦政府的批评，据云并未经过组织局正式计划。这一批评，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在目前，苏区必须建立政权，才便利于实际领导群众。仍用西北联邦政府名义或改名，究用何名义及如何组织，请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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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自两大主力会合后，整个革命形势有新的发展与推动。要求中央作一决议，估计目前的形势，并指示各级党部的工作。同时建议在全党要大大发展反倾向斗争，反对对创造苏区失掉前途的情绪，对会合意义的估计不足，失败情绪，夸大敌人的力量，集中火力反对这种失败的情绪。同时要反对自寻的主观主义，不实际进行战斗动员的“左”倾，对红军中的反革命活动要发动斗争，来巩固红军工作情绪。有书面报告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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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陕省委7月8日[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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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遵义会议虽然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但毛泽东为了顾全大局，挽救中央红军，暂时搁置了政治路线问题，没有批判王明、博古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如今红四方面军川陕省委的电报反而给凯丰扣上一大堆“右倾”、“失败”、“主观”的帽子，要对他进行斗争。面对人多势众的四方面军干部，凯丰第一次沉默了。其实，张国焘是要中央承认自己的路线完全错了，只有张国焘才是唯一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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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眼看给张国焘让位和调整红军领导机构都没使他满意，他又要解决政治路线问题。7月21日和22日又在芦花召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红四方面军的工作，对前一段的斗争做出评价。出席会议的有：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周恩来、朱德、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博古、邓发、凯丰、李富春、刘伯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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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的会议是由红四方面军负责人做汇报。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相继发言，报告了红四方面军自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政治工作情况。他们充分肯定了红四方面军在创建鄂豫皖和通南巴苏区进行的英勇斗争，也谈到了退出这些苏区的原因和教训。徐向前指出：红四方面军的优点是工农干部多，对党忠诚。服从命令听指挥，纪律较好；作战勇敢，打起仗来各级干部层层下放，指挥靠前，兵力运动迅速敏捷，长于夜战。平时注意军事训练，战后注意总结经验。缺点是文化程度低，军事理论水平及战略战术的素养不够，参谋业务薄弱。陈昌浩汇报了四方面军政治工作的情况。汇报之后，徐、陈二人回前线指挥战斗，未出席第二天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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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进行讨论。朱德发言肯定了张国焘到鄂豫皖后，“发动了广大群众，扩大了十倍以上的红军，都是对的”。缺点是战役计划有不对的地方，打了许多仗，但未很好地武装群众，牵制敌人。用全力注意发展红军是对的，对地方工作不够。他说：红四方面军要变成钢铁红军是有基础的，把战术素养加强，交通联络搞好，是有把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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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丰发言批评说：四方面军不应退出通南巴苏区，中央苏区是不得已才退出，通南巴是打了胜仗，顺利条件下退出的。任意放弃苏区是应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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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发言比较了中央苏区与鄂豫皖苏区的情况。他说，中央苏区由于战略战术错误退出，鄂豫皖是完全不同的，不是像中央苏区采取完全防御战造成的。退出鄂豫皖预先没有很好准备，对发动群众动员不够，有些忽视敌人。并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说哪一次反“围剿”一定不能胜利，一定要退出苏区。到通南巴，克服了疲劳，建立了根据地，这是对的。一方面军长途行军，有些表现右倾，在遵义会议后改变了军事领导，已有纠正，但是还须注意。周对四方面军的政权建设提出批评说：建立的联邦政府，并没有多少少数民族，联邦没有东西联。关于宣传鼓动，周恩来认为有些超过事实。如对敌人力量的估计，说敌人是“残余”。有些口号提法有问题，如“打下松潘，直下成都坝子”。又如说十万中央红军，说得过火，使人失望。在组织工作上，周建议应科学化，有条理，有计划，这更有利上下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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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发言中说：从鄂豫皖起，国焘领导下总的是没有问题的。过去与中央不很密切时，有自称中央代表在那里批评，因此有同志认为或许路线有问题。今天看，认为路线是正确的。红军的扩大巩固，两个苏区的发展巩固，与中央苏区的配合，无数次击破敌人，都证明路线是正确的。对红四方面军的工作，毛的结论是：总的路线正确，其他个别问题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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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说：关于通南巴问题，使它成了苏区，总的路线是正确的。放弃通南巴，这是个严重的错误，找不出理由为何要放弃。在鄂豫皖苏区几次没有打下敌人，因没有准备打，又打得不好，那时退出是正确的。但通南巴是打退了刘湘，胜利后放弃苏区，是不对的。关于民族问题，张说：凯丰上次草案（指批判西北联邦政府文章后附的民族政策草案），我是不大同意的。提出的基本问题是同意的。联邦政府在组织上、程序上是错误的，我们应着重自决方面，联邦是要自由结合的，为什么要采取联邦？不能承认川陕省委所说联邦在组织上、理论上正确，这样说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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