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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张仁初：1961年5月25日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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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徐以新：1961年4月28日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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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11章。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4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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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王维舟：《我的回忆》。参见冰昆编著：《王维舟传》，中国展望出版社1984年版，第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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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1937年3月27日延安政治局扩大会议，朱德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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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陈昌浩：1961年5月10日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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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9章。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3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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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王建安：1979年5月21日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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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柯常青：1961年5月31日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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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 [:170577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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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 第6章 沙窝会议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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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毛儿盖筹粮——一、四方面军解决粮食纠纷——一方面军干部警惕张国焘的拉拢——夏洮战役计划的制订——沙窝会议——决议强调团结——政治路线之争——张国焘向中央摊牌——中央政治局和红军总部的人事调整——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北上——毛泽东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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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7月，除了前方的红一军团和后卫的五军团有些战事，红军大部分处于休息状态。据童小鹏日记的统计，本月行军9天，休息了22天。对一支连续行军一万多里疲劳不堪的大军来说，确是难得的喘息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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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整期间的主要任务是筹粮。田野里的青稞已到收获季节，7月18日，红军总政治部下令收割藏民田里的麦子。并作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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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部队只有在用其他办法不能得到粮食的时候，才许派人到番人田中去收割已熟的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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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割麦子时，首先收割土司头人，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去收割普通番人的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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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割普通番人的麦子，必须将所收数量，为什么收割麦子的原因等（照总政所发条子）用墨笔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番人回来可拿这木牌向红军部队领回价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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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只割已成熟的麦子及其粮食，严格禁止去收割未成熟的麦子及洋芋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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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一下，各部队纷纷行动起来。田野里一片繁忙景象。由于上级规定每人要完成三十斤的任务，也就顾不得是谁家的麦子，麦子成熟与否，只管先收了再说。为此林伯渠部长特别规定：“湿麦三斤抵一斤。”第一阶段筹粮（7月5日—8月15日），收麦连同搜索，共得73万斤。[2]这已是尽力而为，但对十万大军来说，仍是杯水车薪，不够几天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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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元帅回忆说：“在饥饿中，能吃到一点正经粮食就不错了。蔬菜简直谈不上，能吃到一点豌豆苗那就美极了。我还记得有这么一件事，警卫员弄来一些从一面破鼓上剪下来的牛皮煮着吃，还开玩笑说，颇有点像海参的味道哩！部队到了毛儿盖，粮食情况才比较缓和了。因为毛儿盖周围是个农牧区，土地肥沃，青稞比较多，蚕豆长得很高，藏民养的牛羊也不少。当然，对当时那么多部队来说，仍然只能救一时之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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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红四方面军战士宗国治回忆：“毛儿盖本来是一个很小的番区，数百人家，地方很小，拥挤了无数的部队，当时准备干粮是我们全军的中心紧急工作。但该地粮食缺少的很，又值春禾未熟之期，任务是这样的艰巨迫切，怎么办呢？后来就决定采集未熟的青稞麦穗，每天早上8点钟部队全体出动，到麦地里采集麦穗。我们没有任何工具，只得用手指甲将麦穗掐下来，用火将麦芒烧掉，用手搓出少得可怜的麦粒来，再用锅炒干，作行军的唯一食粮。采来的麦穗是作为行军用的，所以我们当时不敢吃，只有采能吃的野菜充饥。记得我连在马塘山担任警戒时，打了一只野牛。全连每人都分了几两牛肉，我们班分了有一方尺大小，大家围了一堆火烤着吃。我那时13岁，未吃到牛肉，和班长争闹起来（在采集干粮时这样的纠纷很多）。后经指导员把班长和我都叫去，解释了一下，问题解决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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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闲的时间久了，难免要生出些是非来。一、四方面军之间为粮食问题发生争执，成为当时的主要矛盾。例如7月18日，红一军团因驻地转移，1师在毛儿盖存的一批粮食由30军88师接管。后来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刘晓去要粮食，遭到拒绝。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立即发电报向总部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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