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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窝会议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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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首先发言。关于在陕甘创造根据地的问题，他说：西北是统治阶级最薄弱的一环，是帝国主义势力最弱的地方，是少数民族集中的地方。因靠近苏联，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我们应做好准备，特别是到了甘肃、青海、宁夏，派一个支队去新疆。我们基本上是靠自己，得到国际的帮助。我们的困难是这里人口稀少，物质条件缺乏，气候差，但均能克服。因此要用全力实现在西北首先是甘肃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有了总的方向，我们会合后，要在这里领导全国革命，把党中央放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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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还谈到一、四方面军的关系。他说：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是要使一、四方面军和兄弟一样。有些不好的现象难免，过去我与朱德在井冈山会合时，也闹了不少乱子，这些经验今天还有用。两个部队一下合起来，是要经过一个时期耐心的工作，差异能克服的。两个方面军要互相了解，以诚相待。[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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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发言说：两个红军主力会合后力量增强了，创造川陕甘苏区是有把握的。要提高自信心，克服各种困难去战胜敌人。对一、四方面军不能轻率地说谁好谁坏，存在的缺点是可以改进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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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发言说：一方面军应检查自己的缺点错误，四方面军也是如此，这才是布尔什维克的态度，各种问题才能解决。这方面据我看没什么了不得的问题，但从自我批评来讲，有些问题未注意到。一方面军有过光荣的历史，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后，是打掩护战，受了很多损失。这教训是值得研究的。四方面军一路打了很多胜仗，开展苏区，英勇善战。四方面军西征是运动战，怎么说成是逃跑？退出通南巴是否轻视根据地？这些提法都是不对的。到了少数民族区域一定要组织政府，不管叫不叫联邦。西北特委所领导的少数民族工作原则上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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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口气强硬地说：不管哪个部队，一定有失败情绪、疲劳现象、纪律松懈，如果政治部把这些看轻了，就会影响整顿。要抓紧整顿，不是要向负责人来解释的问题。四方面军不能估计它落后，它是工农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军队。纪律问题，党与军队的纪律有什么分别？我们并不赞成肉刑，就是有打骂，性质一定要弄清，不然会放松纪律。政治局的同志对一方面军了解清楚些，同四方面军会合有些地方或许不融洽，但不能说四方面军干部是反党。这些同志是党的柱石，应当吸收到中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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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昌浩配合张国焘的发言说：大家都是站在党的立场上，关于党的领导问题，不应当说哪个反党，使下面怀疑不好工作。四方面军并没有人说党的路线不正确，只有我个人与泽东谈过话，说遵义会议前是单纯防御，遵义会议后又是决战防御，我以为只有进攻才是对的。后来经过与同志们谈话，我现在没有怀疑了。下面的干部有的凭本身经验来估价一方面军，但我可以担保他们没有反党思想，只是对一方面军有些批评（如说纪律松）。估计一方面军，好的应指出。主要的危险是右倾，干部不负责任。应专门进行整顿。四方面军到通南巴，张主席就说要建立根据地，坚决打敌人。出通南巴是由于战略决定向西发展，与敌情有关，与中央军委指示有关。我们主观上没有想要放弃通南巴，退出通南巴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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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说：当前敌我力量的变化，我们的力量增强了。我们可以依靠这个力量来消灭敌人，建立苏区。要相信自己的力量。关于路线问题，我们的整个路线是正确的。我们在政治上是进攻的，在战略上有时是防御，现在则是进入反攻了。对四方面军的估价，我想我们都看得清楚。对鄂豫皖已有估价，对通南巴还未有结论。对一方面军，虽然国焘、昌浩的估计过火一些，出发点是要整顿我们的部队，但应注意对下面的影响。国焘讲，一切问题要在原则上来解决，这是对的。现在我们的最高原则是作战胜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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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议上发言的还有刘伯承、傅钟、博古、凯丰、邓发。会议由张闻天做了结论，大家原则上通过了决议草案。第一项议程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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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重读沙窝会议的记录，我们不难体会到当年与会者微妙复杂的心情。双方都知道，他们之间有巨大的分歧与隔阂，但谁都不愿，也不敢把它摆到桌面上来辩出个是非曲直。而是谨慎地字斟句酌，说些对方能够接受的不刺激人的话，半吞半吐，闪烁其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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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起草的沙窝会议决议《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洋洋万言。我们仔细地研究一下决议的文字，可以看出中央与四方面军领导人的分歧所在和双方表达的基本立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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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指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基本任务是“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彻底地击破蒋介石国民党的包围与封锁，大量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是创造这个根据地的先决条件。”为此，必须加强党在红军中的领导，维护党中央的威信。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红军中个别的同志因为看到“中央苏区的变为游击区，看到一方面军的减员，看到党在某些工作中的错误与弱点，而认为党中央政治路线的不正确，这种意见是完全错误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了党中央在军事上所犯的错误，此后在军事领导上无疑义地是完全正确的，因此一方面军在遵义会议后得到了许多伟大胜利，完成了中央预定的战略方针。”针对张国焘对中央路线的指责，决议解释说：“把党的部分的错误，误解为全部的错误，把党在实际工作中的某些弱点误解为路线的错误而对于党所成就的空前的伟大的事业不给应有的估计是不正确的。因此对于这种误解，党必须给以及时的解释与纠正，使全体党员与红色指战员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这是以后胜利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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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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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强调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目前在一、四方面军内部产生的某些个别问题主要的是由于相互了解的不够，缺乏对于一、四方面军的正确的估计。”决议肯定“四方面军的党的领导在基本路线上是正确的，是执行了四中全会后国际与中央的路线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创造了壮大的与坚强的红四方面军，取得了许多次战争的伟大胜利，创造了鄂豫皖与通南巴赤区。四方面军英勇善战，不怕困难，刻苦耐劳，服从命令，遵守纪律等许多特长，特别是部队中旺盛的攻击精神与战斗情绪，是现在一方面军应该学习的。但四方面军绝不应以此自满而应更加发扬自己的特长，应该吸收一方面军在战略战术方面与红军建设方面所有丰富的经验，以求得自己更大的进步，成为铁的工农红军”。“必须使一、四方面军的每一个同志了解一、四方面军都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部分，都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所领导的。在我们中间只有阶级的友爱与互助而没有分歧和对立。只有这样，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一致才是坚固的与永久的。才能融成一片地去消灭阶级敌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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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决议中，中央领导人对张国焘做了很大的让步。说了很多赞扬四方面军的话，原来指责四方面军放弃通南巴的话都收回了，并且承认了一方面军的失败和挫折，进行了有限的自我批评。但是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双方的差距和分歧并未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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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央的政治路线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决议》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认为错误只是局部的、个别的。而张国焘认为中央的路线是错误的。他在回忆录中说：“我也许不宜贸然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但苏维埃运动不是胜利了，而是失败了，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现在所有的苏区都丧失了，红军遭受重大的损失，我们退到了藏族地区，这些失败的事实是无法否定的。至于苏维埃运动遭受挫折的原因，既不能说成是敌人飞机大炮的厉害，也不能当作只是我们军事上的失算，我认为，主要还是这一运动不合时宜，没有为广大群众所接受。遵义会议肯定中央政治路线正确，却说军事路线错了，这似乎有些倒果为因。”[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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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张国焘的见解，张闻天、博古、凯丰等人是坚决反对的。但毛泽东的心情却是复杂的。毛泽东对王明、博古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领导是深恶痛绝的，但是遵义会议前中央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重大关头，毛泽东的策略是首先把领导权从博古手中夺过来，挽救中央红军。形势的危急和战事的紧迫使大家没时间详细讨论政治路线问题，而是首先解决军事问题，解决领导权的问题。后来周恩来在党内的一次会议讲话，解释了遵义会议的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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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的办法是采取逐步的改正，先从军事路线解决，批判了反五次‘围剿’以来的作战的错误：开始是冒险主义，然后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这样就容易说服人。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比如‘左倾’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肃反扩大化，攻打大城市。那些都不说，先解决军事路线，这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如果当时说整个都是路线问题，有很多人暂时会要保留，反而阻碍党的进步。这就是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解决矛盾首先解决主要的矛盾，其次的放后一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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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次要矛盾跟着解决了，组织路线也是勉强解决了。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本来理所当然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洛甫（张闻天）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要帮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主席总是采取这样的办法来教育人，使大家逐步地觉悟起来。所以，组织路线并没有完全解决。但是，这样比较自然，便于集中力量取得胜利，减少阻力。至于政治路线，当时不提。”[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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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时谈到了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一。第二，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义会议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首先在革命战争的领导上。第四，教条宗派开始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分裂。这个会议的功绩，当然属于毛泽东同志，我个人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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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使我当时对于我自己过去的一套错误，还很少反省。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的一个示范来看。”[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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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和张闻天的讲话都承认遵义会议只是部分地解决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虽然在中央最高领导层占据了一席之地，但“左倾”路线还有相当的势力，他们受到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和共产国际的支持。直到1943延安整风，毛泽东才使全党的思想统一到正确的路线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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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革命形势究竟是高潮还是低潮？是在胜利进攻还是在退却？《决议》反复强调一、四方面军会合后，革命的力量大大增强了。敌人的力量则是“绝对的削弱”，“国民党的统治是在削弱和崩溃中”。张国焘认为这是吹牛。在与中央分裂后，他在红四方面军的一次讲话中批判张闻天、博古等：“他们惯吹牛皮，口口声声说敌人失败了，敌人削弱了，甚至在离开中央苏区后还不断说我们胜利了，丝毫也不加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不是自欺欺人是什么呢？可是列宁曾告诉我们，这种政治家是没有用的，当他们应该利用时机休息整理的时候，反失却战胜敌人的信心，而继续逃跑。”张国焘轻蔑地说：“我们和机会主义者有所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我们准备在最艰苦困难的环境中进行革命战争，争取革命的胜利。而不仅在有篮球打，有馆子进，有香烟抽的时候才来革命。”[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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