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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决议中，中央领导人对张国焘做了很大的让步。说了很多赞扬四方面军的话，原来指责四方面军放弃通南巴的话都收回了，并且承认了一方面军的失败和挫折，进行了有限的自我批评。但是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双方的差距和分歧并未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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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央的政治路线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决议》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认为错误只是局部的、个别的。而张国焘认为中央的路线是错误的。他在回忆录中说：“我也许不宜贸然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但苏维埃运动不是胜利了，而是失败了，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现在所有的苏区都丧失了，红军遭受重大的损失，我们退到了藏族地区，这些失败的事实是无法否定的。至于苏维埃运动遭受挫折的原因，既不能说成是敌人飞机大炮的厉害，也不能当作只是我们军事上的失算，我认为，主要还是这一运动不合时宜，没有为广大群众所接受。遵义会议肯定中央政治路线正确，却说军事路线错了，这似乎有些倒果为因。”[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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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张国焘的见解，张闻天、博古、凯丰等人是坚决反对的。但毛泽东的心情却是复杂的。毛泽东对王明、博古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领导是深恶痛绝的，但是遵义会议前中央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重大关头，毛泽东的策略是首先把领导权从博古手中夺过来，挽救中央红军。形势的危急和战事的紧迫使大家没时间详细讨论政治路线问题，而是首先解决军事问题，解决领导权的问题。后来周恩来在党内的一次会议讲话，解释了遵义会议的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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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的办法是采取逐步的改正，先从军事路线解决，批判了反五次‘围剿’以来的作战的错误：开始是冒险主义，然后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这样就容易说服人。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比如‘左倾’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肃反扩大化，攻打大城市。那些都不说，先解决军事路线，这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如果当时说整个都是路线问题，有很多人暂时会要保留，反而阻碍党的进步。这就是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解决矛盾首先解决主要的矛盾，其次的放后一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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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次要矛盾跟着解决了，组织路线也是勉强解决了。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本来理所当然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洛甫（张闻天）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要帮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主席总是采取这样的办法来教育人，使大家逐步地觉悟起来。所以，组织路线并没有完全解决。但是，这样比较自然，便于集中力量取得胜利，减少阻力。至于政治路线，当时不提。”[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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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时谈到了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一。第二，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义会议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首先在革命战争的领导上。第四，教条宗派开始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分裂。这个会议的功绩，当然属于毛泽东同志，我个人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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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使我当时对于我自己过去的一套错误，还很少反省。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的一个示范来看。”[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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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和张闻天的讲话都承认遵义会议只是部分地解决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虽然在中央最高领导层占据了一席之地，但“左倾”路线还有相当的势力，他们受到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和共产国际的支持。直到1943延安整风，毛泽东才使全党的思想统一到正确的路线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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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革命形势究竟是高潮还是低潮？是在胜利进攻还是在退却？《决议》反复强调一、四方面军会合后，革命的力量大大增强了。敌人的力量则是“绝对的削弱”，“国民党的统治是在削弱和崩溃中”。张国焘认为这是吹牛。在与中央分裂后，他在红四方面军的一次讲话中批判张闻天、博古等：“他们惯吹牛皮，口口声声说敌人失败了，敌人削弱了，甚至在离开中央苏区后还不断说我们胜利了，丝毫也不加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不是自欺欺人是什么呢？可是列宁曾告诉我们，这种政治家是没有用的，当他们应该利用时机休息整理的时候，反失却战胜敌人的信心，而继续逃跑。”张国焘轻蔑地说：“我们和机会主义者有所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我们准备在最艰苦困难的环境中进行革命战争，争取革命的胜利。而不仅在有篮球打，有馆子进，有香烟抽的时候才来革命。”[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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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认为：当时的革命形势毫无疑问是处于低潮。他后来在四方面军中的一次讲话中阐述了他的观点。他说：“中国苏维埃运动与民族革命新高潮的联系究竟是怎样呢？没有粉碎五次‘围剿’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有什么影响呢？在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五次战役是敌人的主力与我们的主力红军残酷决战的一幕。结果主力红军退出了中央苏区。当时左翼的红四方面军，右翼的二、六军虽然不断地取得了胜利，但不能决定一切，不能补偿于主力红军的损失，结果主力红军不能不退出了中央苏区。这是划时期的一个关键，我们没有粉碎五次‘围剿’，在相当意义上说苏维埃运动是遭受了一些挫折，苏维埃运动从胜利的向上发展而转为相当的停滞与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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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力红军退出中央苏区后，经过八个月的长途行军，经过一、四方面军的会合，一直到现在民族革命新的高潮的来临。这一时期我们是否可以说中国苏维埃运动已经得到极大的发展？同志们，如果我们用冷静的头脑来结合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来分析，那么，在今天我们还不能有这种过分的估计。我们要正确的认识，我们得到了一些发展，然而还不是一些具有决定意义的发展；我们取得了一些发展，还不能使我们有能力去和敌人进行决定胜负的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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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我们能否说中国苏维埃运动还是继续低落下去，没有前途呢？不！绝不能如此说。事实上也不是如此，相反地，是要得到了一些发展，而且苏维埃运动是在与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结合的过程中。五次战役中苏维埃运动受到一些打击，比较低落了一些，但现在是处在两个高潮的中间，新的苏维埃运动的高潮不可避免地快要到来。”[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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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张国焘的这些论断，毛泽东是半赞成，半反对。长征是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表现，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这种退却不应看成是绝对的，否则就会对革命的前途丧失信心。长征是战略转移，转移到一个合适的新地区再图发展。在1937年3月延安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判了张国焘“两个高潮之间”的理论，指出这是张国焘向少数民族偏僻地区退却逃跑的指导思想，是把四方面军引向失败的错误路线。但是张国焘叛逃之后，在1943年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对沙窝决议和张国焘的观点又重新作了评价：“估计苏维埃运动是退却，今天来看过去形势、当时形势的确是敌人迫使我退却，不过形势是转移。实质上也可说是地区的退却，退到新的阵地来创造新的苏区，组织新的力量来支持革命，迎接新的革命斗争形势，当然不是说全局都是退却，因为全局也不是普遍发展着进攻。假如认为是全局低落及退却，那就会取消自己的存在。这不符合现实，也不了解中国革命斗争的特点。”[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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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国焘与张闻天、博古等人的矛盾冲突中，我们既不能肯定哪一方是完全正确的，也不能说哪一方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的看法与他们又有差异。这就形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内错综复杂的局面。凯丰、博古等人把失败硬说成是胜利，把退却说成进攻，当然不能令人信服。但是张国焘对革命前途作了悲观的估计，也不能提高红军的士气，把革命引向胜利。毛泽东是很实际的，他知道以红军目前的实力，不能与国民党硬拼。再沿着“左”的一套走下去，会把红军彻底断送。但是革命必须继续下去，听从张国焘的意见，在这荒凉的少数民族地区长住下去，也是没有前途的。因此他在决议和两次发言中，都坚定地表示一定要北上去开辟西北的陕甘根据地，并派一支部队去新疆或宁夏打通国际路线，背靠苏联坚持革命。毛泽东在会后修改决议草案时，曾对总参谋长刘伯承说：“我总想，这个根据地要在黄河以东，不能在黄河以西，这样才好和群众结合。”这是一个卓越的预见，几十年后，刘伯承元帅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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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毛主席说：唯物主义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彻始彻终，就是领导群众斗争。他说：“我提出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有存在之必要，你不给群众办好事，不领导群众斗争，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嘛。”根据地放在河东，以后抗日东进，就看出主席这个思想来了。[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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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领导人都明白：张国焘之所以反复纠缠政治路线问题，是要在党内树立他的权威。特别是他目前处于人多枪多的优势地位，使中央更为担心。虽然双方在决议中都高唱加强一、四方面军兄弟般的团结，但隔阂和矛盾却越来越深，成为两大山头的对立。当沙窝会议讨论第二项议题——组织问题时，一场权力分配的较量就无法回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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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会议的人拿出一个事先准备好的方案。宣布这次会议要吸收四方面军干部参加中央工作。由政治局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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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选三个中央委员：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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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选三个中央候补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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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治局补选二人：陈昌浩为政治局委员，周纯全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以后中共中央的正式历史记载中，都没有承认这次补选。——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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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立即说：“在坚决提拔工农干部上可以多提几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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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四方面军的干部有很多好的干部，而我们只提出这几个同志，是很慎重的。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央委员，现在是在特别情形下这样做。其他干部更可以吸收到各军事政治领导机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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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态度强硬地说：“本来要提出（四方面军）九个同志都到政治局，以便提拔工农干部和学习领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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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委婉地拒绝他的要求，说：“国焘同志的意见是很好的，将来可以多吸收到中央机关及其他部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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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不好再闹，中央对方案又作了调整，陈昌浩和周纯全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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