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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昌浩最后说：我的意见，右路军一定要集中在一起。四方面军两个军，一方面军两个军一定不能分散。要集结行动，集中兵力于决战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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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稼祥、凯丰、林彪发言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徐向前也表示拥护中央的决策，他补充说：我们应坚决从洮河右岸前进，从岷州方向突破向东。如果不能走，再从河左岸向东突击。战略方针当然是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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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大家意见的一致感到很高兴，在最后作结论时强调了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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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上洮河流域，然后坚决向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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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左路军应迅速向右路军靠拢，一同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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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毛儿盖会议决议对两河口会议决议作了若干调整。红军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进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决定》强调：“当前的战役应力争控制洮河，首先是其东岸地区，粉碎敌人兰州、松潘封锁线之计划，以处于有利的机动地位，而便利于继续战胜敌人。集结最大限度的主力于主要方向，坚决与果敢作战，灵活与巧妙的机动，是这个战役胜利之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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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又说：“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但政治局并不拒绝并认为必须派遣一个支队到这个地区去活动）。”理由是“汉族红军之全部的与长期的深入这个地区，必然地会引起这些民族之误解、嫌隙，甚至敌视的态度，这在粮食给养困难的条件下，更加容易尖锐。”“这个行动，客观上正适合敌人的要求，敌人正以全力压迫我们向着不利地区，而他可以沿着黄河构筑重叠的封锁线与堡垒，阻止我们以后向中国本部之发展，切断我们与其他苏区与红军及全国革命运动之联系。”“自然与物质条件之不利，假如红军大部队长时期在这个区域行动，将遭遇到极大困难。”鉴于上述理由，“政治局认为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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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儿盖会议看起来是一次研究红军行动的工作会议，但是如果仔细地探讨一下会议的决定，我们可以从中体会毛泽东的策略和良苦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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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只谈如何走的问题，完全改变了沙窝会议上中央与张国焘之间在以往的历史和路线问题上互相指责、纠缠不休的局面。毛泽东懂得：与张国焘的争论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争论的结果一来加剧了红军内部的矛盾，二来丧失了宝贵的时间。这么多红军在这个荒凉的地方耗费了两个月时间，粮食眼看告罄，北上的通路也即将被国民党军队堵死，再耽搁下去无异自取灭亡。所以，毛泽东再次运用遵义会议的策略，政治问题和历史老账先搁置一边，集中精力解决走的问题，只有北上才会有出路。这个办法果然有效，陈昌浩很痛快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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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毛泽东要在领导权上争取主动。左、右路军分开行动后，实际上把红军指挥机关一分为二：中共中央是一头，红军总司令部是一头。按理说，中央管方针路线，总司令部管具体指挥。但是张国焘明摆着和中央不是一条心，他有自己的打算，要不然去阿坝做什么？毛泽东当然不会坐等张国焘来摆布他，毛儿盖会议的目的就是定下行动计划，以中央决定的名义让张国焘来执行。要让左路军来靠拢右路军，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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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决定》中严厉指责并否定了要将红军引向青海等西部偏僻地区的意向。这些话显然是警告张国焘的。左路军去了阿坝，如果北上陕甘，走阿坝是绕弯路，从阿坝去青海倒是最近便的。毛泽东极为担心张国焘会把几万红军带到青海去，所以在《决定》中把话讲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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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洮战役方针既定，从哪里北上呢？松潘大路被胡宗南堵住了，红军只有向北行军，经过松潘草地到班佑、巴西地区。胡宗南从藏族土司那里得知：草地是一片魔沼，连鸟儿也飞不过去。红军走草地是自取灭亡。所以草地的北面都没有设防。然而，红军就是要从这人迹罕至的荒野走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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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潘草地在今天四川省的松潘、若尔盖县境内。其范围大致包括烈尔郎山（今若尔盖县北）以南，浪架岭（今松潘西）以西，查针梁子（今红原县南）以北，纵横600里，面积约15000平方公里，海拔在3500米以上。地势平坦，一望无际。白河（即噶曲河）和黑河（墨曲河）由南向北注入黄河，天然河道迂回摆荡，水流滞缓，汊河、曲流横布，由于排水不畅，潴水形成了大片沼泽。水草盘根错节，结络而成的片片草甸，覆于沼泽之上。草地气候恶劣，年平均温度在零度以下，夏季平均气温为摄氏10度，且温差很大。时而晴空万里，烈日炎炎；时而电闪雷鸣，雨雪交加。除了夏季有牧民在边缘地带放牧，草地深处极少有人前去冒险。半个世纪后，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探访长征路来到若尔盖，亲身体验了草地变幻无常的天气。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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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后的1984年6月，草地依然如故。夜间，大地结满了银霜，气温在摄氏零下六七度；黎明时，天气还是好好的，红艳艳的太阳钻出地平线照耀着草地；可是，早上8时，天色突然变暗，乌云聚积起来，开始下起了蒙蒙细雨，一切都在雾气中变得朦胧灰暗。接着大雨和着狂风倾盆而下，瞬间又是雨雪交加。没过多久，纷飞的鹅毛大雪遮盖了道路，草地和山峦，到处茫茫一片，赶路的马帮躲避在背风的地方，一群群的牦牛和绵羊变成了缓缓移动的雪堆。大雪下了两个多小时之后减弱了下来。旷野上又刮起了大风，风中的太阳变得苍白、黯淡，颤颤发抖。风没有停，又下起了雨。到了后半晌，天空露出了湛蓝，阳光普照，白雪融化了，使人感到一丝春意；但当太阳的光辉沉落到黄河彼岸的时候，春意便在冰霜中消逝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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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这片土地经过治理，到处开沟排水，草地的面貌已是今非昔比。绿色的草原上到处可见白色的绵羊和黑色的牦牛，一批批的旅游者来到松潘、红原，沉醉在美丽的景色中。但是当年毛泽东可没有这种闲情逸致，他把红一军团2师4团政委杨成武召来，命令4团作为先头部队，在草地中蹚出一条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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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8月18日，右路军先头部队——红30军的264、265团在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率领下，最先踏上了草地行军的征程，向班佑进发。在他们的左翼，红一军团4团于21日从毛儿盖出发，走另一条路线进入草地。中央军委纵队与前敌总指挥部随一军团大部队行动，病中的周恩来与三军团走在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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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草地在红军长征的历史中一直被称为最艰苦的经历，一些著作和回忆录叙述，过草地犹如一场死亡行军。《红军长征在四川》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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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行军（黄镇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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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的草地，对刚刚踏上这片土地的红军指战员来说，真是别有一番景象：牧草肥美，繁花似锦，然后随着前进步伐而来的，是大自然残酷的折磨和死神的威胁，这里无路可循，部队只有在藏族向导的指引下，踏着草甸缓慢行进。软绵绵的草甸，随着战士脚步的移动，发出嘁嚓嘁嚓的声音。稍有不慎，将草甸踩穿，整个人便陷入沼泽，抢救不及，少顷没顶。部队进入草地后，几乎无日不雨，雨水不仅淋透了战士们的衣衫，也淹没了部队前进的路线。有些地段，连续几十里水深没膝，使向导也难以寻找过去游牧留下的痕迹。有的战士因此而偏离了行军路线，陷身淤泥，被沼泽吞噬。八月也正是草地冰雹逞凶的季节，有时面对着铺天盖地而来的冰雹，战士们连藏身之地也找不到。茫茫草原之上，除偶有几米或几十米高的浅山隆起外，见不着一株较为高大的树木，常常使人方向莫辨，有时部队艰难地行进了几个小时，却仍旧回到了原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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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重读当年亲历者的记录，实际情况并不全是如此。一般说来，先头部队的情况要比后续部队好些。分头行进的部队，有的选择了比较好走的路线。红一军团的记录最完整，他们基本上是沿着草地与森林的边界行军，没有深入草地的腹地。我们来看看红一军团韦国清团长当年的记录：[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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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5月在上海出版的《逸经》杂志第33期，刊登了一篇董健吾牧师化名“幽谷”的文章《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首次在国民党统治区介绍红军长征经过。文后引用了《红军长征记》的“红军第一军团西引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更为详尽地记录了过草地的情况：[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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