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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大家都肯定地说：“今天无论如何可到班佑了。”一路走仍两眼直前地瞭着，巴不得就在面前，沿山旁走约二十里进入平坝。好了，见着前面山边火烟绕越，于是大家都高兴得很了，都估计前面一定是班佑，不然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团的火烟呢？再大踏步地前进，更证明了，于是盼望几天的班佑的确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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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时听得走前面的同志说，右进二十五里便有很大的村落，且不是草地。听后大家都喜出望外！竟料想不到草地就这样轻便地过了。再走十五里草坪完了，这时，的确是两个世界了：回头看，后面是一块荡荡的大草坪，所有的只是凌乱的百余间牛房在陈列着，上面笼罩着一团青烟，路是稀溶酱烂，走在上面连草鞋都差不多拔不起来；这一边是一个山坑，山上都长着树林，路大而干，走起来煞是有劲！的确没有想到就这样不知不觉，忽地里结束了草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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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二十余里，看到了草地未见过的麦地、菜圃、木房，均显露在眼帘内，巴西到了，于是即布置宿营。[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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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童小鹏的日记中可以读出一种革命的英雄主义和乐观的气派，任何困难在他们眼里都是可以克服的。日记的真实性也是无可置疑的，一军团即将走出草地的时候，军团政委聂荣臻26日给后卫的三军团首长彭德怀、李富春和因病随他们行动的周恩来发了一封电报：[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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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李并转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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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率军直、一师及军委纵队、红大等已超过色既坝约四十里处露营，无森林，高地尚干燥，明日可到班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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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由毛（儿盖）第一日到腊子塘约六十里，路不好走，架有树棚可宿。第二日到分水岭，行程约五十里。附近有森林露营。第三日到后河七十里，足株树，可寻我们露营形迹择地露营。昨夜无雨，尚无大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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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此地系小草地，并不如未行时想之严重。只要有相当准备与天气好，无问题。在战士中须正确解释，排除恐惧。不过你们须注意者：在战士中雨具和衣服要有调剂，一军此次因衣服太缺和一部分身体过弱，以致连日来牺牲者约百余人。经过我们目者均负责掩埋，在后面未掩埋的一定还有。你们出动时，请专派一部握具前行，沿途负责掩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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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沿途木牌路标甚少而小，地面铲之路标因雨不易见。你们前进时须注意我们之形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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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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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军团直属队党总支书记萧锋在后面负责收容队的工作，据他的行军日记记载，刚进入草地两天，一些人的粮食就已经吃完。到第四天，大多数单位都已绝粮，靠挖野菜、煮皮带度日了。萧锋向聂荣臻政委汇报说：四天来根据十四个单位统计，掉队250人，牺牲120人。聂指示：没有粮食就拔野菜吃，担子挑不动就丢掉，实在不行，骑的骡马也可以杀掉吃。[16]尽管如此，死亡人数仍然不断增加。走出草地后，聂荣臻收到周恩来9月4日发来的电报说：“据三军团收容及沿途掩埋烈士尸体统计，一军团掉队落伍与牺牲的在400以上。”嘱咐他们要“特别注意改善给养，恢复体力”。[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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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草地只有五六天时间，怎么会死那么多人呢？主要问题是无粮造成的饥饿。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央与张国焘长达一个多月的争论，使整个红军动弹不得，把这个地区本来就很少的粮食消耗殆尽，就是不走也照样会饿死人。正如《红军长征在四川》中描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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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草地之前，部队曾开展了筹粮工作，按要求每人应准备十天所需的十至十五斤干粮。但这一地区物产不丰，许多部队远未达到要求，有的甚至仅筹到两天的干粮。行程未及一半，一些单位即告断炊。草地荒无人烟，根本谈不上沿途补充粮食。由于连日降雨，积水泛滥，淹没草甸，许多地方甚至连野菜也无从寻觅。草原中许多潴淤之水，因陈年衰草腐蚀其中，不仅不能饮用，如若伤口染上，很快肿溃，重者使人致残。有时不慎跌跤，干粮掉进毒水中，即不能食用。有的战士不堪忍受饥渴之苦，不慎喝了有毒的水，吃了有毒的野菜，因而付出了宝贵的生命。有时虽遇溪流小河，却因无柴烧火，连开水也喝不成。一面是艰难的行军，一面却又忍饥受渴，指战员的体质日渐衰弱，不少战士走着走着突然倒下去，便再也起不来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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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干粮过草地（黄镇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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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的气候是第二个致命的原因。在海拔3500米的高原上，缺氧使得健康人尚且行动艰难，体力消耗极大，红军长途行军缺乏给养，体质本来就已极度衰弱，草地绝粮，对他们的生命更是极大的威胁。高原气候多变，昼夜温差大，红军从南方到这里，除了身上的单衣再无御寒之物。草地的8月白天多雨，晚上强劲的寒风夹着雪花向露宿在高地上的红军战士袭来。红军衣单体弱，内无果腹之食，外无御寒之衣，饥寒交迫。每天清晨，宿营地都有身被霜雪的僵硬的红军战士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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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艰苦，大多数红军战士在草地行军中表现出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克服一切困难的决心。从老红军的回忆录中再现了他们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谱写了一章章感人的故事，令今天的人肃然起敬。但是红军过草地时非战斗减员之多，实在是出人意料之外。反思起来，除了上述的主要原因，还有其他多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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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夫妇在长征路采访后认为：由于当年红军急于北上，事先并没有很好地侦察草地行军的路线，藏族向导的能力和可靠性也是令人怀疑的。“这些向导从大平原一看，就简单地沿着一条直线往前走。”红一军团的路线看来是比较好的，但是其他部队可能走了不少沼泽路和绕弯的路，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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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红军戴正启在接受索尔兹伯里的采访时告诉他，在无人区行军，会造成一些人精神的崩溃，失去了信心。他说：“草地上渺无人烟，没有人，一个也没有。你要了解我们中国人的习性，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生活经历：看不到人的影子，听不到人的声音，也没有可以谈话的人。没有人从这条路上走过，没有房屋，只有我们自己。就好像我们是地球上最后一批人。”他认为，这就是人们死亡的重要原因。[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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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提到的是，在因掉队而减员的人中，有一部分是脱离红军逃跑的人。这在长征的全过程中都存在着。逃兵多数是长征途中招募来的农民，他们的革命觉悟远不及江西出来的老战士。行军中也没有机会进行政治教育，到了最艰苦的时刻，这些人就熬不住了。胡宗南在松潘，就收容了一些这样的人。据原国民党第二师补充旅参谋主任李炳藻回忆，他收容过一个红军师长的勤务员，此人“身穿很完整的布军服，图囊内装军用地图一张。该图系用毛笔绘制，图的内容系川、甘、青三省边区部分，图上所绘的山川、道路、河流、村庄的名称，在国民党军军用地图上均没有记载。看了这份地图，对松潘以西草地情形了如指掌，在军事上有很大价值”。李炳藻如获至宝，立即将逃兵和地图转送胡宗南。[20]另外，中共中央毛儿盖会议决定的行动计划，9月初一、四方面军的分裂，国民党方面都很快就得到了消息，当时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致蒋介石的报告，叙述得相当准确。这样的情报也是红军的逃兵提供的。[21]1984年索尔兹伯里夫妇在草地采访时，夏洛特·索尔兹伯里就曾对一个前红军战士的自述表示怀疑。据那个人说，他在1936年负伤，先坐担架，然后被编入收容伤病员和掉队的收容队。过草地时他是被人抬过来的。他说当时曾下令将所有的伤病员留下来，他就同其他一百多名战士一道留下来了。问到当时他们是否有钱，是否有人帮助他们，他不置可否。夏洛特认为：“我们都感觉他一定是个脱离队伍的人，当时这种人相当不少。”[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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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四五天的行军，红军各部陆续到达草地北端的班佑、巴西、阿西等地。今天看来，这些地方都是小村庄，上百户藏民在红军到来前都跑光了，小小的圆锥体房子像南方的稻禾堆，由细树枝编成的架子，顶上覆盖毡子，四周的墙壁都是用牛屎抹起来的。红军都叫它们“牛屎房子”。生火用的不是柴火，而是牛屎抹成的干饼饼。经历了草地露营的痛苦，红军住进牛屎房子感觉像是宫殿，躺在地上兴高采烈地抽烟、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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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到巴西之后，未及休息便出发观察敌情。在班佑的东北三十里是上包座，位于松潘通往甘南的大道上。包座背靠群山，山上是茂盛的原始森林。山下左有求吉寺，右有大戒寺。包座河水流湍急，在寺前流过。胡宗南部一个团分别驻守在两个喇嘛寺内。上包座南数十里是下包座，也有国民党军驻守，与上包座守敌呼应。徐向前带着参谋来到距大戒寺、求吉寺几百米的森林中观察敌情，在地图上标注了敌军的火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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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4日，胡宗南接到前方守军电报，说红军占领了班佑，大吃一惊。原来认为鸟也飞不过的草地，红军竟然过来了！他立即命令在漳腊的49师师长伍诚仁迅速向上包座进军，一定要把红军堵住。49师原属蔡廷锴的十九路军，“福建事变”失败后被蒋介石惩罚性地调到这里。接到命令，伍诚仁于27日率部出发，企图在包座河一线阻挡红军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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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获悉49师前来，决心抢在前头拿下上包座，再回过头来消灭49师。看到一方面军的一军团行军疲劳，减员较大；三军团还未上来，他在向毛泽东汇报时，主动提出由红四方面军来打这一仗。一军团作后备队保护中央。毛泽东非常高兴，立即同意。徐向前的部署是：程世才、李先念的30军主攻，以89师264团进攻大戒寺守敌；88师和89师的另外两个团埋伏在上包座西北森林中伏击49师。许世友、王建安的4军助攻；以一部打求吉寺之敌，配合30军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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