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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干粮过草地（黄镇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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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的气候是第二个致命的原因。在海拔3500米的高原上，缺氧使得健康人尚且行动艰难，体力消耗极大，红军长途行军缺乏给养，体质本来就已极度衰弱，草地绝粮，对他们的生命更是极大的威胁。高原气候多变，昼夜温差大，红军从南方到这里，除了身上的单衣再无御寒之物。草地的8月白天多雨，晚上强劲的寒风夹着雪花向露宿在高地上的红军战士袭来。红军衣单体弱，内无果腹之食，外无御寒之衣，饥寒交迫。每天清晨，宿营地都有身被霜雪的僵硬的红军战士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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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艰苦，大多数红军战士在草地行军中表现出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克服一切困难的决心。从老红军的回忆录中再现了他们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谱写了一章章感人的故事，令今天的人肃然起敬。但是红军过草地时非战斗减员之多，实在是出人意料之外。反思起来，除了上述的主要原因，还有其他多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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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夫妇在长征路采访后认为：由于当年红军急于北上，事先并没有很好地侦察草地行军的路线，藏族向导的能力和可靠性也是令人怀疑的。“这些向导从大平原一看，就简单地沿着一条直线往前走。”红一军团的路线看来是比较好的，但是其他部队可能走了不少沼泽路和绕弯的路，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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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红军戴正启在接受索尔兹伯里的采访时告诉他，在无人区行军，会造成一些人精神的崩溃，失去了信心。他说：“草地上渺无人烟，没有人，一个也没有。你要了解我们中国人的习性，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生活经历：看不到人的影子，听不到人的声音，也没有可以谈话的人。没有人从这条路上走过，没有房屋，只有我们自己。就好像我们是地球上最后一批人。”他认为，这就是人们死亡的重要原因。[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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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提到的是，在因掉队而减员的人中，有一部分是脱离红军逃跑的人。这在长征的全过程中都存在着。逃兵多数是长征途中招募来的农民，他们的革命觉悟远不及江西出来的老战士。行军中也没有机会进行政治教育，到了最艰苦的时刻，这些人就熬不住了。胡宗南在松潘，就收容了一些这样的人。据原国民党第二师补充旅参谋主任李炳藻回忆，他收容过一个红军师长的勤务员，此人“身穿很完整的布军服，图囊内装军用地图一张。该图系用毛笔绘制，图的内容系川、甘、青三省边区部分，图上所绘的山川、道路、河流、村庄的名称，在国民党军军用地图上均没有记载。看了这份地图，对松潘以西草地情形了如指掌，在军事上有很大价值”。李炳藻如获至宝，立即将逃兵和地图转送胡宗南。[20]另外，中共中央毛儿盖会议决定的行动计划，9月初一、四方面军的分裂，国民党方面都很快就得到了消息，当时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致蒋介石的报告，叙述得相当准确。这样的情报也是红军的逃兵提供的。[21]1984年索尔兹伯里夫妇在草地采访时，夏洛特·索尔兹伯里就曾对一个前红军战士的自述表示怀疑。据那个人说，他在1936年负伤，先坐担架，然后被编入收容伤病员和掉队的收容队。过草地时他是被人抬过来的。他说当时曾下令将所有的伤病员留下来，他就同其他一百多名战士一道留下来了。问到当时他们是否有钱，是否有人帮助他们，他不置可否。夏洛特认为：“我们都感觉他一定是个脱离队伍的人，当时这种人相当不少。”[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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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四五天的行军，红军各部陆续到达草地北端的班佑、巴西、阿西等地。今天看来，这些地方都是小村庄，上百户藏民在红军到来前都跑光了，小小的圆锥体房子像南方的稻禾堆，由细树枝编成的架子，顶上覆盖毡子，四周的墙壁都是用牛屎抹起来的。红军都叫它们“牛屎房子”。生火用的不是柴火，而是牛屎抹成的干饼饼。经历了草地露营的痛苦，红军住进牛屎房子感觉像是宫殿，躺在地上兴高采烈地抽烟、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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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到巴西之后，未及休息便出发观察敌情。在班佑的东北三十里是上包座，位于松潘通往甘南的大道上。包座背靠群山，山上是茂盛的原始森林。山下左有求吉寺，右有大戒寺。包座河水流湍急，在寺前流过。胡宗南部一个团分别驻守在两个喇嘛寺内。上包座南数十里是下包座，也有国民党军驻守，与上包座守敌呼应。徐向前带着参谋来到距大戒寺、求吉寺几百米的森林中观察敌情，在地图上标注了敌军的火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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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4日，胡宗南接到前方守军电报，说红军占领了班佑，大吃一惊。原来认为鸟也飞不过的草地，红军竟然过来了！他立即命令在漳腊的49师师长伍诚仁迅速向上包座进军，一定要把红军堵住。49师原属蔡廷锴的十九路军，“福建事变”失败后被蒋介石惩罚性地调到这里。接到命令，伍诚仁于27日率部出发，企图在包座河一线阻挡红军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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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获悉49师前来，决心抢在前头拿下上包座，再回过头来消灭49师。看到一方面军的一军团行军疲劳，减员较大；三军团还未上来，他在向毛泽东汇报时，主动提出由红四方面军来打这一仗。一军团作后备队保护中央。毛泽东非常高兴，立即同意。徐向前的部署是：程世才、李先念的30军主攻，以89师264团进攻大戒寺守敌；88师和89师的另外两个团埋伏在上包座西北森林中伏击49师。许世友、王建安的4军助攻；以一部打求吉寺之敌，配合30军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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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9日，264团向上包座守敌发起进攻，很快占领了山头阵地，残敌逃进大戒寺。30日下午，49师先头部队到了大戒寺以南。为了诱敌深入，264团边打边撤，敌人急于前进，根本没发现埋伏在原始森林里的红军主力。31日下午，敌人全部进入红军包围圈内，程世才、李先念发出进攻命令。红军从山上的森林中冲下来，六七里长的战线上杀声震天。49师被红军分割成三块，首尾不能相顾。激烈的战斗一直进行了八个小时，伍诚仁见大势已去，跳河逃跑。红军猛追敌军后勤部队，缴了几百头牦牛和大批粮食。49师被基本解决，红军歼敌4000余人，俘虏800余人，缴获枪支1500。大戒寺守敌乘夜放火逃跑，红军冲进寺内奋力灭火，有的战士跳到粮仓里，一面灭火，一面抓着烧焦的麦粒大口吞嚼，真是饿坏了！[23]这一战红四方面军也付出了相当大的牺牲，红4军10师攻打下包座的求吉寺，敌军依据坚固的寺院顽强抵抗，由于没有重武器，红军多次进攻都没成功。师长王友钧在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4岁。最后，红军放弃了对求吉寺的攻击，撤出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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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座战斗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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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座之战是红军在川西北地区与国民党军打的最大的一仗，这一战打通了红军北上的道路，也打出了红四方面军的威风。在草地行军的饥饿疲劳情况下，还能打这样的大仗，确实了不起。伍诚仁逃回去即被蒋介石撤职，胡宗南领教了红军的厉害，轻易不敢来犯。红军和中央的安全有了保障。现在就等着张国焘、朱德率左路军前来会合，共同北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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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8篇第4章。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3册2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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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刘伯承：1961年1月26日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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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朱德传》第23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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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袁克服：1961年5月23日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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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徐以新：1961年4月28日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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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吴雪生：《张国焘肃反与曾中生、许继慎被害》，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风云录》。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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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937年3月31日延安政治局扩大会议，张国焘的最后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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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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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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