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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陈昌浩接到电报，大吃一惊。张国焘不但掉头回了阿坝，现在连北进方针也不同意了。徐向前认为张国焘的理由是不成立的。“一是所谓噶曲河涨水，无法徒涉和架桥。其实四方面军有支一百多人的造船队，就在左路军，就地取材，营造简便渡河工具，不成问题。二是所谓粮食缺乏。其实阿坝那带，粮米较毛儿盖地区要多，张国焘以前来电也说过。我们从毛儿盖出发，每人只带了供两三天食用的炒青稞，还不是通过了草地？他们的粮食绝不会比我们少，过草地有什么不行？更何况我们还要派部队与粮去接应他们呢！所以，张国焘这是找借口，与中央的北进方针相抗衡。”[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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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当然不会因为一条小河过不去而改变战略方针，对全局形势，他有自己的考虑。当时他没有对任何人讲，在和中央分裂后，1935年10月10日他在卓木碉的一次会议上做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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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路军打胜仗，我们想胡宗南有二十七团，打坍了三团，还有二十四团。于学忠、张钫、鲁大昌共八十余个团，洮河、夏河都有阻碍，马（步芳）又集中二万骑在夏河。就是我们到了哈达铺，经过大量减员，能不能打坍敌人是个问题。假使我们打不好，西南是黄河，不能过。即使左路军费了一切力量去会合右路军，而又不能战胜敌人，在洮河、黄河间敌人更容易封锁。同时左右两路是不能分开行动，如果经过十天草地，掉队每团以二三百人计，必定要减员七千人。而上万数病号丢掉了，皮衣没有，打骑兵没准备，飞机易活动，政治纪律不好，回人不易解决，如拖到陕北，红军可以拖成小游击队。虽然地方宽大，而天寒人少等条件，前进困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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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话反映了张国焘的真实思想，他认为北上是凶多吉少，对于荒凉的陕北地区他更不感兴趣。摆在他面前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留在这里，建立川、康根据地。他曾对刘伯承说：“革命要有靠山，有接济，然后一突出来就能争取革命胜利。”意思是现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要找一个偏僻的地方保存实力。刘伯承说：“群众要求抗日，你不走（老在少数民族区），怎么能搞革命呢？”反驳了他的“理论”。[9]第二条路就是南下回四川。红四方面军战士中四川人居多，愿意打回老家去。用张国焘自己的话说，是“耍回马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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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心已定，张国焘于9月5日10时致电后方的周纯全、倪志亮和王宏坤，告诉他们：“我左路军先头兵团决转移阿坝补粮，改道灭敌。”要他们各部队“就现地筹粮待命”。并要他们将这一决定转告徐向前、陈昌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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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张国焘返回阿坝的电报，右路军这里的形势顿时紧张起来。陈昌浩天天跑中央驻地和毛泽东等商量，至少到9月8日上午，陈昌浩的态度还是愿意北上的。但是毛泽东已经在暗中布置。包座之战后，走在右路军最后的红三军团在彭德怀率领下到达巴西，离前敌总指挥部约15里。彭德怀回忆：“我到宿营地时，立即到前敌总部和毛主席处，其实我是为了到毛主席处去，才去前总的。这时周恩来、王稼蔷（祥）均害病住在三军团部。在巴西住了四五天，我每天都去前总，秘密派第11团隐蔽在毛主席住处不远，以备万一。”在红军实行统一指挥后，各部队的电报密码全被总参谋部收缴，只能与红军总司令部和前敌总指挥部联系，各部队之间则无法互通消息。彭德怀找到前敌参谋长叶剑英，“得知一军团到了俄界地区，找不到向导，问不到路。没有地图，茫茫草原，何处是俄界呢？这时杨尚昆已调其他工作，三军团政委是李富春。三军团准备了电台，另编了密本，也只能说是要与一军团联络，而未说是为了防止突然事变。派武亭同志（朝鲜同志）带着指北针寻找一军团走过的行踪，务把电台密本送给林、聂。正好送到林彪处，这天，事情就发作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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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聂荣臻率一军团到达俄界，几天不见中央和后续部队上来，心里着急。9月5日，他们给前敌总指挥部去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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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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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路西回，于整个行动方针路线方向及行进有无变动，请告。我们正在草地待命并找救济寺向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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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聂 5日5时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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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陈回电为一军团制订了七天的休整计划，无非是学习、操练、筹粮那一套，他们关心的问题未作答复。第二天，三军团的武亭送来了密码，双方立即接通联络。6日15时，林、聂收到周恩来、彭德怀、李富春发来的电报，告诉他们：“一军主力应集结俄界，派队向罗达侦察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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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聂不明白为什么前敌总部的指示和三军团的电报不同，再用新密码问彭德怀，彭回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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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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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情复杂，一军应在原地集结休整，特别注重体力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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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李 7日14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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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正常情况，彭德怀是不可能自己做主给林彪下指示的。这些无疑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这几天，毛泽东等中央政治局委员几乎天天紧张地开会，一方面是如何让张国焘重新北上，另一方面是做陈昌浩的工作，使他与中央立场一致。据陈昌浩回忆，毛泽东多次找他谈话，对他说：“张国焘带一部队伍另找路，不要紧，让他在那里，我们先走，我们走了他非来不可。”但陈昌浩无论如何不同意，坚持要等左路军来一起走。[11]此时，陈昌浩也是忧心如焚，再这样争论下去，北上的通路就会被国民党军队堵上，想走也走不了了。8日9时，他和徐向前给张国焘、朱德发了一封言辞恳切的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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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南）不开岷，目前突击南、岷时间甚易。总的行动究竟如何？一军是否速占罗达？三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飞示，再延实令人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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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政局正考虑是否南进，毛、张（闻天）皆言只有南进便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周意北进便有出路；我们意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若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如能乘向北调时，松潘、南坪仍为上策。请即明电中央局商议，我们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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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张国焘不会再改变决策了，他已经向31军政委詹才芳下达命令：“九十一师两团即经梭磨直到马尔康、卓克基待命，须经之桥则修复之。望梭磨、康猫寺路，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将所率人员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接到徐、陈来电后，张国焘正式下达了要右路军南下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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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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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军暂停向罗达进，右路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即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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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张 8日22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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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的北上与张国焘的南下之争，终于发展到了针锋相对的地步，看来是无法调和了。（历史留下了一个疑问：张国焘的电报究竟是几时收到的？从徐向前的回忆看，显然不是夜间，而应该是8日中午。——作者注）徐向前回忆：“这份电令是陈昌浩先看到的，拿来和我商量。事情发展到这般地步，我们夹在中间，感到很为难。我说：这样重大的问题，不向中央报告不行，你还是跑一趟吧！陈昌浩同意，马上带上电报去找张闻天、博古他们。晚上，陈昌浩来电话通知我去周恩来驻地开会。周副主席当时患病未愈，身体很虚弱，起不了床。我到那里时，毛主席、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昌浩都在，说：就等你来了。在座的都是政治局委员，只有我不是，所以我是个听会的态度。会前，毛主席他们已经拟好了一份要张国焘执行中央北进指示的电文，会上念了一下，要陈昌浩和我表态。陈昌浩表示，同意电报的内容，建议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虑南下。我同意中央的意见，对南下问题考虑不成熟，没有表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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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夜里，中央和右路军以七人名义致电左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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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张刘（伯承）三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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