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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中央和一方面军三军团与四方面军在9月9日夜里不辞而别，两大主力红军在会合两个多月后，便发生了如此令人痛心的分裂。其责任主要在张国焘，其次是陈昌浩。在当事人均已作古的今天，我们回头研究一下当时的情景，可能有些令人深思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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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叶剑英拿给毛泽东的电报内容是什么？使得毛泽东如此紧张。感到中央和一方面军处在危急关头，非走不可。据毛泽东在1937年3月30日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判张国焘的发言中说，电报上有“南下，彻夜开展党内斗争”的话。多年来人们一直在寻找这份事关重大的“密电”原件，长征期间所有的往来电报都完好地保存在中央档案馆里，尤其是1935年9月间的电报，每天都有明确的记录。但是唯独没有找到这封9月9日张国焘致陈昌浩的“密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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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上面引用的电报、回忆，我们很难指出陈昌浩搞了哪些阴谋。张国焘来的每份电报，他都向中央作了汇报。所以，中央对张国焘的每一个变化，都是很了解的。即使是徐向前、陈昌浩表示同意南下决定，也是等待中央一起行动，并未以前敌总指挥部的名义向右路军各部队下达具体的行动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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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和叶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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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叶剑英的报告之后，毛泽东考虑再三，决定对徐、陈做最后的争取。傍晚时，毛泽东独自来到前敌指挥部。他没有进屋，在院子里问徐向前：“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徐向前委婉地回答：“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泽东没有再说别的，辞别徐向前走了。而徐向前则完全没有体会到毛泽东来访的含义，更不会想到夜里会发生什么大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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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晚上，党中央和三军团秘密而紧张地行动起来。我们看一看叶剑英元帅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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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提议上三军团开政治局会议，他们临走的时候，张闻天和秦邦宪找到我，对我说：“老叶，你要走啊，这里危险。”我知道有危险。但是我想，军委直属队还在这里，我一走，整个直属队就带不出来了。我要等直属队走后才能走。我对他们说，我不能走，你们先走吧。如果我一走，恐怕大家都走不了啦。我以后会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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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怎样带直属队走？我一时没有想好。忽然，我想起了张国焘要南下的电报，决定利用他要南下的电报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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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和徐向前讲：“总指挥，总政委来电要南下，我们应该积极准备。首先是粮食准备。发个通知给各个直属队，让他们自己找地方打粮食去，限十天之内把粮食准备好。”他说：“好。”得到他的同意后，我写了个通知，准备发给各个伙食单位。通知上说，今天晚上二点钟出发，自己找地方去打粮。通知写好以后，给陈昌浩看，他认为很对嘛，应该先准备粮食。接着，我就找直属队负责人开会。参加的有李维汉、杨尚昆、李克农、萧向荣，大概七八个人。我讲了这个事情，我说：中央已经走了，今天晚上两点我们也走。大家对表，早一分钟晚一分钟都不行，整整两点动身。我要求大家严格保密，同时要按规定时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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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我回到喇嘛庙。我和徐、陈住在一个屋子里，一个人住一个角落。中间还有一盏马灯，我们是亮着马灯睡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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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我怎么睡得着呢？睡过了两点就完了。我九点钟上的床，心里老在想着时间。十点、十一点、十二点、一点，我躺在床上不敢睡着，大约一点四十五分左右就起来了。我预先曾派了一个小参谋叫吕继熙（即吕黎平——作者注），把甘肃全图拿来。我把它藏在我床底下的藤箱子里。我起来后，把大衣一穿，从床底下把地图拿出来，就往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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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到萧向荣那里，他也刚起来。我告诉他赶紧把地图藏起来，并说：这张地图你可千万要保管好，这可是要命的东西。当时，全军只有一幅甘肃地图。我交地图给他的时候，离两点还有五分钟。我一摸身上，手枪忘记带了，要回去拿，萧向荣说：“你不要回去，回去危险！’我说：‘不要紧的，我是公开出来的。出来检查去打粮的队伍。”我回去拿了手枪，又轻轻推了推睡在门口的警卫员范希贤，他没有醒来，我怕惊动旁的人，就走了。我装作巡视部队出发的样子，因为这是参谋长应该做的工作，不会引起怀疑。[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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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叶剑英从容不迫地离开了前敌总指挥部，向阿西的红三军团驻地走去，与中央会合。他的身影很快消失在黑夜的旷野中。但是与他一起在参谋部共事的一方面军干部毕占云、吕继熙、陈茂生等却被留在了那里。为了不惊动徐、陈，叶剑英不可能把所有的一方面军同志都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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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巴西村子，叶剑英遇见了等待他的杨尚昆，两人夜里一起赶路，来到军委直属队休息的地方。在一个岔路口，彭德怀、张闻天、博古正在焦急地等待他们的到来。互相问候了几句，博古催叶快走。等他们赶上三军团部队，已是拂晓时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见到叶剑英，都十分高兴。毛泽东激动地说：“你们可出来了，好！好！我们真为你们担心。”集合齐了队伍，他们便向一军团驻地俄界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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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夜，住在各个村庄里的一方面军部队，都悄悄地开拔了。德国人李德从博古那里得到通知，让他半夜两点带领红军联合大学（一方面军的红军大学和四方面军的彭杨学校）的学员出发。至于干什么，他也不知道。李德忠实地传达了命令，在夜雾中开始行军。到天亮与中央纵队会合时，他才发现“显然不是右路军的所有部队，而是一方面军的部队接到了命令”。在整个队伍中，只有红军大学把四方面军的人也一起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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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渠的征粮队却相当狼狈。在命令下达前两天，他把部属都派出去征集粮食了。命令突然到来，林老却无法把队伍集合起来。他懊恼地在日记上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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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晴。早三时半（得令）开行，先到阿西集中，是日行至拉界宿营，行八十里。行动前二三日，将运输员全部调出割麦，临时未回。受训实非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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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一方面军在外执行任务的同志，多数都没有接到紧急命令。其中包括杨尚昆的夫人——红军战士剧团团长李伯钊。包座之战结束后，中央派李伯钊到4军、30军作巡回演出，慰问四方面军的战士们。李伯钊的舞蹈让四方面军将士看得如痴如醉，说什么也不肯放她回来。于是，李伯钊应邀在四方面军待一个月，为他们办文艺训练班。9日晚上，杨尚昆焦急万分，因为他无法把消息通知李伯钊，只好写了一封信托人送去，叫李伯钊马上请假回来。当李伯钊接到信与刘志坚等人赶回前敌总指挥部时，陈昌浩正在为中央的不辞而别大发雷霆。听说剧团回来了，立即下令把他们统统缴械，关进一个小房子里。直到一年之后，她才与杨尚昆在陕北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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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夜，徐向前、陈昌浩一直在酣睡。身边发生了这样重大的事变，他们居然丝毫未察觉。如果他们是在监视叶剑英和中央的举动，换句话说，如果陈昌浩真的有意危害中央，中央机关和三军团的大队人马，能否如此顺利地全部开走，是很难说的。所以，关于四方面军“监视”中央和一方面军的说法，事实证明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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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早晨，徐向前、陈昌浩刚刚起床，部下就来报告：叶剑英参谋长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徐、陈闻讯，都大吃一惊。接着，四军住在前面的部队打电话说：中央红军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红军大学负责人何畏坐着担架匆匆来报告：红大的人都走光了，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说：“我们没下命令，叫他们赶紧回来！”顿时，前敌总指挥部乱成一团，打电话的、请示报告的。徐向前回忆：“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那天上午，前敌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轰轰的。我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陈昌浩十分激动，说了些难听的话，还给张国焘写了报告。”[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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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和三军团的突然北上，使四方面军上上下下都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4军战士宗国治回忆：“突然上级下来了紧急命令，叫部队马上出发。干什么去呢？也未听到动员。部队集合了，我们的营长在队前很简单地讲了几句话，只说我们要追！追什么？我们一点摸不着头脑，并说追回来就行，见到不要打枪。我们走了几里路，就见到前面有部队，我们追得快他跑得也快。”到底没追上。[23]前面的干部打电话问前敌总指挥部：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手拿着电话筒，转过来问徐向前。徐向前果断地回答：“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在这个重要关头，同意了徐向前的意见，下达了命令，避免了红军内部的一场流血冲突。徐向前说：“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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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昌浩气还没消，参谋送来刚收到的中央政治局发来的一份《指令》。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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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令——9月10日于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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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