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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发言说：这次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中央的路线，一条是右倾的军阀主义——张国焘路线。无论在任何方面，张国焘都充分表现出军阀主义倾向。以后他们必然要组织第二党。但是我们还有朱总司令和三个军，有很多干部在那里。经过我们做工作，还有争取的可能。中央企图争取张国焘是失败了，但只要还有一线可能，我们还要争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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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指出：目前的战略方针，是用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更大规模地进行国内战争。在行动中要尽量求得休息补充，扩大队伍。我们的干部要更加团结，坚信我们是唯一正确的。我们虽然身体削弱了，但政治上加强了。最后，他表示同意彭德怀的报告，缩小部队编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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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结束前，毛泽东代表中央做结论。他说：今天对四方面军的问题做了总结，这次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张国焘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将来可能发展到背叛革命，这是党内空前未有的。目前战略方针，川陕甘计划有些变更。因为一、四方面军已经分开了，张国焘的南下，使中国革命受到相当严重的损失。但我们不是走向低落，而是走向大张旗鼓。我们在天水、岷州间长久活动是不可能的。甘肃东北、陕北是我们必经之地。[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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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界会议开了半天就结束了。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因为时间紧迫，该《决定》在俄界会议上只是原则通过。北上到达哈达铺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在9月20日的会议上委托张闻天起草《决定》的文字。直到1935年12月，才在中央委员范围内公布，在红一方面军高级干部中作了口头传达。中央这样做是为了挽救张国焘，争取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因而将斗争控制在极有限的范围内。据彭德怀回忆，在会上“有人建议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毛主席不同意。说，这不是他个人的问题，应看到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在张国焘成立伪中央时，又有人要开除他的党籍，毛主席也不同意。如果当时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以后争取四方面军过草地，就会困难得多。就不会有以后二、四方面军在甘孜的会合，更不会有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的大会合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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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来看一看俄界会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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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之后，政治局同意已经采取的步骤及今后的战略方针。并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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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四方面军领导者张国焘同志与中央绝大多数同志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同志从对于全国目前革命形势的紧张化，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侵略而引起的全中国人民反日的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涨估计不足，更从对于中央红军在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斗争中及突围后的二万余里的长征中所取得的胜利估计不足出发，而夸大敌人的力量，首先是蒋介石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特别是红一方面军的战斗力，以致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以向中国西南部的边陲地区（川康藏边）退却的方针，代替向中国西北部前进建立模范的抗日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布尔什维克的方针。必须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机会主义的倾向，于胜利地粉碎了四川敌人对于通南巴苏区的进攻之后，自动放弃通南巴苏区时已经开始形成。目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公开违背党中央的指令，将红四方面军带到在战略上不利于红军发展的川康边境，只是张国焘同志的机会主义的最后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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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造成张国焘同志这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的，除了对于目前形势的机会主义估计外，就是他的军阀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表示在张国焘同志不相信共产党领导是使红军成为不能战胜的铁的红军的主要条件，因此他不注意去加强红军中党的与政治的工作，不去确立红军中的政治委员制度，以保障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相反的，他以非共产党的无原则的办法去团结干部。他在红军中保存着军阀军队中的打骂制度，以打骂的方式去凌驾地方党的政权的与群众的组织，并造成红军与群众间的恶劣关系。此外，他以大汉族主义去对待弱小民族。这种军阀主义倾向是中国军阀制度在红军中的反映。这种倾向使英勇善战的年青的红四方面军，在其向前发展上受着莫大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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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由于张国焘同志的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所以他对于党的中央，采取了绝对不可容许的态度。他对于中央的耐心的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自己组织反党的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前面任意破坏中央的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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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认为张国焘同志这种右倾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是有着他长期的历史根源的。张国焘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内，犯过很多机会主义的错误，进行过不少派别的斗争。四中全会后一个短时期内，他虽是对于当时改造了的中央表示服从与忠实，但他对于自己过去的错误是并没有彻底了解的。因此他在远离中央，并在长时期内脱离中央的领导之后，又产生了新的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很明显的张国焘同志这种倾向的发展与坚持，会使张国焘同志离开党。因此政治局认为必须采取一切具体办法去纠正张国焘同志的严重错误，并号召红四方面军中的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做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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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9月12日在俄界（这一决定只发给党的中央委员）[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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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央红军不足万人。而张国焘控制着绝大多数红军，让他回心转意的可能性极小。从长征以来，居然出现这样的局面，实在出人意料之外。现在中央处于危难之中，南下不可能，向荒凉的西北少数民族区去更是死路一条；只有向北，或许有出路。但是以目前的疲惫之师，与国民党军队作战胜算不大。陕北荒山僻野，如何生存，都是问题，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不能退缩和犹豫。最现实的是带领红军北上，寻找一个休养生息的地方。中央机关没必要再保留那么多机构，应该尽量精简。红军也没必要保留空架子，要缩编以便指挥作战。俄界会议同意了彭德怀关于缩小部队编制的意见，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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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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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的五人团，作为中央红军的领导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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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立编制委员会，以李德为主任，叶剑英、邓发、蔡树藩、李维汉为委员，负责部队的编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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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一方面军孤军北上，形势相当严峻。为了避免国民党军队的封堵，任何耽搁都是不允许的。俄界会议结束后，9月13日，中央就率领一、三军团继续北上了。14日他们到了麻牙寺，在沿途经过的桥梁道口，仍然留下了少量的哨兵担任警戒，等待四方面军跟上来。这天，中央给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发去一封电报，做最后的努力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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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焘、向前、昌浩三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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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四方面军目前行动不一致，而且发生分离行动的危险的原因，是由于总政委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训令与电令。总政委对于自己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该负绝对的责任。只有总政委放弃自己的错误立场，坚决执行中央的路线时，才说得上内部的团结与一致。一切外交的辞句，绝不能掩饰这一真理，更欺骗不了全党与共产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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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央先率领一、三军北上，只是为了实现中央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军之四军、卅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的北上。一、三军的首长与全体指战员不顾一切困难，坚决担负起实现中央的战略方针的先锋队的严重任务，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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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张总政委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是逃跑主义最实际的表现，是使红军陷于日益削弱，而没有战略出路的罪恶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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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央为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利益，再一次的要求张总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卅军之继续北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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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此电必须转达朱（德）、刘（伯承）。立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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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9月14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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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没有回电，此时，他正在阿坝召集左路军干部大会，声讨中央呢。刘伯承和朱德已经成了阿坝会议上围攻的对象，处境艰难。徐向前、陈昌浩也没有答复中央，他们曾收到一军团发来的一份电报，通知在俄界以北途中有一座悬崖险桥。一军团留下一个连驻守，要徐、陈派部队来接防。徐、陈阅后，相对苦笑；此桥远在200里外，去接防谈何容易。况且地图已被叶剑英带走，他们如何北上呢？徐、陈只能将情况报告张国焘，听候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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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路军总部所在的巴西，这些天一片沉闷。中央和一、三军团的离去，使四方面军干部的情绪大受打击。他们根本不了解高层的斗争，当然不理解眼前发生的这一切。30军政委李先念来找徐向前，两个人在村外的荒野中闷闷地坐着，眼中一片渺茫。李先念记得，包座之战结束后，他们把缴获的战利品挑最好的送到中央驻地。博古看到送来的牦牛和饼干、罐头，连声感谢；毛泽东见到送来的香烟，乐得合不拢嘴。当时的感情是何等融洽，这些天的变化，简直如同一场噩梦。叫他怎么对部下解释？他对徐向前倾诉心中的苦闷，徐向前半天才说了一句话：“我就不懂，红军和红军闹个什么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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