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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达铺邮政代办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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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也很关注《大公报》，他看到8月1日的《大公报》的一条消息：“盘踞陕北者为红军二十六军，军长刘志丹辖三师。其下尚有十四个游击支队，此外各种小组及赤卫队等甚多。……现在陕北情况，正与民国二十年之江西情形相仿佛。”毛泽东看到这些消息，精神为之一振。在两河口会议的时候，中央就作出了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决策，但是究竟在什么地方建立根据地，大家心里都没底。因为中央只知道西北地区有红军的武装在活动，但具体情况如何，有多少人，在哪里建立的根据地，则缺乏准确的情报。现在中央红军已经到了哈达铺，毛泽东正在为下一步把红军带向何处而费心思索。在俄界会议上，毛泽东曾做了最坏的打算：经陕甘到内蒙古边界去，求得苏联的支援，使他领导的这些饥饿疲劳的红军战士能得到一个生存发展的环境。现在突然获悉陕北的刘志丹还有一支红军队伍和一块根据地，对毛泽东来说真是天大的喜讯。这个消息给大家带来了新的希望。他急切地想要了解陕北的情况，立刻叫人把贾拓夫找来。贾拓夫原来在陕西从事革命工作，1932年奉命到江西汇报工作，来到中央苏区。对刘志丹的情况略知一二。那几天，毛泽东一直让贾拓夫与他同行，边走边聊。从那时起，一个会合刘志丹，在陕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在毛泽东头脑中酝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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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毛泽东在哈达铺的一座关帝庙里召开干部会议。他对红军干部们说：张国焘看不起我们，说我们是机会主义，我们要北上，他要南下。究竟哪个退却，哪个是机会主义，我们不要骂。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毛泽东鼓励大家：同志们，到陕北只有七百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会后，大家饱餐了一顿红烧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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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俄界会议的决定，红一方面军在哈达铺进行了整编。彭德怀担任红军陕甘支队司令员。在离开红三军团的时候，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彭德怀讲话时非常激动，眼泪不住地往下流。他说：红三军团从第一次反围剿时的几万人，至今天长征到甘南，只剩下两千多人，让错误路线快折腾光了。今天剩下这点人，都是精华，是中国革命的骨干和希望。他说：我的脾气不好，骂过许多人，请大家批评和谅解。彭德怀的告别讲话，使在座的人都深受感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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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完成改编的红军陕甘支队按新编队开始东进。他们以部分兵力佯攻天水，吸引敌人。中央机关和主力部队则向北急进，在山丹镇一带渡过渭河，27日占领榜罗镇。在这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根据掌握的陕甘根据地的情况，毛泽东等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定，确认要在陕北扩大苏区，并部署了与陕北红军会合的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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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中央率陕甘支队分三路北上，在敌军尚未封堵前迅速通过了西兰公路，来到陕甘宁交界的六盘山脚下。这里是回民区，在川西北受够了藏民的袭击，红军一到少数民族区就心情紧张。出人意料，回民见到红军，非常热情，不仅扶老携幼地出来观看，还帮助红军烧水买东西，令童小鹏等大为感动。童小鹏在日记中写道：“这种群众热情是出藏人区以来的第一次。”他们从群众口中又获得一个喜讯：前不久红25军在徐海东、吴焕先、程子华等率领下曾路过此地，现在也在陕北。25军纪律很好，给回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听到这个消息，中央红军的同志们更高兴了。陕北红军力量这样强大，他们到陕北就一定能站住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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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7日，红军翻越六盘山。这是长征中最后一座高山了。站在山顶上一眼望去，它好似一条天然分界线。山南是一色黄坡，到处是麦田。山北则如同不毛之地，到处是荒山秃岭，只有黄土，没有树林。这几天秋高气爽，毛泽东极目远眺，心胸顿觉开阔。想到一年来的艰难险阻，如今终于胜利在望。此刻的心情，正如他后来所作《清平乐——六盘山》词中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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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高云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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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断南飞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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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长城非好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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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指行程二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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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山上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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旄头（后改为红旗）漫卷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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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长缨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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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缚住苍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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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过六盘山后，突然发生了意外的悲剧。一夜之间红军竟然死了300多人。当时保卫局以为是反革命谋害，抓了一些可疑的人，也没审出结果。半个世纪后才揭开谜底。原来红军下山后饥渴难忍，见到清澈的泉水就喝起来。没想到这里的泉水含有剧毒的氰化钾和氰化钠，喝过量的人便毫无知觉地死去，这是一个惨痛的损失。[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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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毛泽东正沉浸在会师前的喜悦中时，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正蒙受一场“左倾”机会主义者制造的灾难，红色根据地笼罩在肃反的恐怖气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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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1935年秋季陕北发生的这场悲剧，需要从头回顾一下陕北党和红军的历史。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刘志丹，陕西保安（今志丹）县人。1925年入党，黄埔四期生，参加过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他于1928年被派往陕西军队中从事地下工作，组织了渭华起义。起义失败后，他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摸索出一条正确的道路：武装斗争必须依靠农民群众，必须依靠山地打游击战争。他奔走于陕甘边界地区，争取军阀和土匪武装，扎根农村开展革命斗争。在经历多次挫折后，终于和谢子长、高岗、习仲勋、马明方、张秀山等同志一起开创了革命斗争的新局面。1932年，陕甘红军游击队组建为红26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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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6月，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召开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亦称北方会议），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出席会议的代表杜衡被派到陕北，当了26军政委。他指责刘志丹、高岗改造土匪武装、在白军进行地下工作是“勾结军阀”，在军事上瞎指挥。时而命令26军北上“打通国际路线”，时而命令南下占领渭华地区。红26军在优势敌军的围攻下很快失败，只有刘志丹等少数人突围。杜衡被俘，当了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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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7月红26军遭到失败后，部队只剩下几十人，有人主张“革命不成，回家务农”；有的主张分开行动，各干各的。面对这种情况，刘志丹表现坚定，重新收拾局面，组织游击队，在陕北横山地区的七八个县建立新的根据地，在他们的努力下，半年后，红旗又在陕北举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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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月，中共北方局又派郭洪涛来到陕北，担任陕北党和红军的负责人。他继续执行“左倾”路线，指责陕北党组织是“富农路线”，诬蔑刘志丹领导下的游击队“带有浓厚的土匪色彩”。还要红军“全线出击”，将陕北、陕南和四川的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对他这些不切实际的“左倾”行为，陕北的同志们表示强烈地反对和抗争。1935年5月，西北工委在安定县玉家湾开会，刘志丹、高岗、张秀山、马明方等共同批评郭洪涛的“左倾”错误和宗派主义。在事实面前，郭洪涛哑口无言。这次会议决定刘志丹任前敌总指挥，高岗任政委。此后，陕北形势发生了重大转折。红军主力发展到5千余人，游击队4千人，占领了保安等六个县城，苏区扩大到30个县，陕北根据地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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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7月，北方局又派朱理治来到陕北苏区。他也执行王明路线，盲目夸大革命形势的高涨，要求陕北红军全线出击，将陕北、陕南和四川的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陕北同志已经有了教训，再不盲从“左倾”路线了。刘志丹当面说朱理治的“宏伟目标”是“做梦”，使朱对他怀恨在心。除了不得志的郭洪涛，没人支持这位朱代表。因此，朱理治、郭洪涛与刘志丹、高岗等陕北党和红军领导人，形成了尖锐的对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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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红25军从鄂豫皖苏区长征到达陕北。红四方面军长征后，25军受到敌人重兵围剿，在鄂豫陕难以继续坚持下去。1934年11月，在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和中央代表程子华带领下开始长征。他们转战千里，进入陕西终南山区。1935年7月，原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同志历尽艰险，从西安出来找到了25军，带来了遵义会议的文件和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消息。在行军途中他们看到《大公报》上有一条消息：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后，继续北上，先头部队已经到达松潘。大家高兴万分，决定向甘肃进军，迎接中央和主力红军的到来。吴焕先给中央写了详细的报告，汇报25军长征的情况，派人送往川西北（遗憾的是联络员没有找到中央）。25军翻山越岭，进至甘肃天水附近。吴焕先政委对徐海东军长说：“快见到毛主席了，咱们还不认识他呢。”因为没有电台，无法与中央取得联络，敌人四面围攻。25军领导人决定转向陕北，去会合刘志丹。不幸，在六盘山下的一次战斗中，吴焕先政委牺牲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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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9月，红25军进入陕北根据地。16日在延川县永坪镇与陕北红军会合。双方领导人开了联席会议，决定以朱理治、程子华、聂洪钧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朱理治为陕甘晋省委书记，郭洪涛为副书记，聂洪钧为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25、26军合并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为政委，刘志丹为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师。合并后的十五军团有7000多人，陕北的革命形势空前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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