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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忌到刘志丹在陕北红军的崇高威信，“肃反”负责人决定秘密逮捕他。他们给前方指挥部写了一封信，让刘志丹回后方瓦窑堡开会。10月6日刘志丹接到信后，并未怀疑这里有阴谋，交代了工作就骑马前往瓦窑堡。半路上突然遇见一个通信员，拿着一封省委给前方指挥员的信。通信员看到刘副军长，就把信交给他看。刘志丹看见信中写道，要前方“防止突然事变”，从中感到事态的严重。但是心怀坦荡的刘志丹还没意识到自己的险境，他自信忠诚革命，心里没鬼，有什么好怕？他把信重新封好，让通信员送往前方，自己径直回瓦窑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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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丹回来后，立即被关进保卫局的窑洞，名曰“审查”。很快，高岗等一大批干部在后方被逮捕，习仲勋当时也被抓了起来，与刘志丹等人关押在瓦窑堡城内一家旧当铺里。每天挨个被拉出去提审。26军营以上干部几乎都被抓起来。陕北苏区内乌云翻滚，每天都有人被拷打、被杀害。短短20天内，被杀害的陕北红军干部多达200余人！刘志丹的妻子女儿得不到刘志丹的消息，四处寻找，都被保卫局的人拒之门外。她们看到有人在瓦窑堡城门外挖了一个可容几十人的大坑，听人们说，有一批犯人将在这里被活埋。她们伤心地认为，刘志丹恐怕是在劫难逃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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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已经进入陕西境内，正在努力地寻找刘志丹的红军和苏区根据地。没有通讯联络，人生地不熟，陕北这么大，到处是黄土坡，刘志丹的红军在哪里呢？毛泽东心里很焦急，这支疲惫不堪的队伍越来越难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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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前的黑暗往往是最难熬的。红军在经过荒凉可怕的雪山草地后，一旦到了有吃有住的地方，有的人就再也不愿意往前走了。所以，每到一个村镇，都有人不辞而别。说他们当叛徒，投国民党那不是事实，有人转道回老家，有人被当地农民收留，还有的被“土豪婆”（其实只是稍微富裕一些的农民）招了女婿。《彭德怀自述》中说，中央红军“在哈达铺整编时一万四千余人，到吴起镇只剩七千二百人了”。我们知道这段时间内红军没打什么大仗，减员却有一半之多，即使这个统计未必精确，逃亡现象之严重也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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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左”的行为造成部队人心浮动。王平上将回忆：“红一方面军北上途中，部分领导干部产生了一些过激情绪，特别是在哈达铺整编以后，原红三军团的一些干部和部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整编时，从中央和红一军团调了一部分干部到二纵队（原红三军团）担任领导工作，这部分干部对红三军团的干部战士印象不好，看不起三军团的同志。从哈达铺到吴起镇一千多里的急行军中，二纵队一方面要同尾追的敌人打仗，一方面还要部队不断整顿纪律，弄得干部情绪不高，部队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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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三军团在过草地以前，由于去黑水迎接红四方面军主力，战线拉得很长。结果没有获得其他部队那么长的整训和物资准备时间。过草地时担任后卫，困难就更多一些。所以到哈达铺的时候分外狼狈，人人衣衫褴褛，就背着一个烧得黑黝黝的脸盆或烧水缸子，像叫花子一样。在哈达铺休息时间太短，体力没有得到应有的恢复，接着又长途行军，掉队人员增多本属正常现象。但是，红一军团来的干部和政治保卫机关却认为这是情绪不振，甚至怀疑掉队的人会投敌叛变。这是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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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三军团在彭德怀军团长的言传身教下，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领导干部和士兵的伙食完全一样，形成一种上下一致、官兵平等、同甘共苦的传统。外单位调来的人很不习惯，总想单独搞点吃的，这样红三军团的同志也看不惯，有时在下边议论，讲几句怪话。这样就被一些领导抓住不放，成了要整顿纪律、审查干部的一个理由。这些本来通过教育可以解决的问题，一些‘左倾’思想严重的人却看成是丧失革命信心的表现，说什么原来红三军团的干部是‘右倾’，是‘十足的机会主义，要重新武装头脑’。后来，彭德怀同志听到这些话，非常气愤地说：‘讲这些话的人才是十足的机会主义。’可是，中革军委只听一部分人的意见，还是决定在第二纵队整顿纪律，并派罗迈（李维汉）来审查干部。罗迈来了解情况以后，在一起行军时他对我说：‘反映的情况不大对头。’他给原红三军团的干部逐一作了结论，认为三军团的干部年轻力壮，工作积极，作战勇敢，革命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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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保卫局把跟不上队或讲几句怪话，说成是对革命的态度问题，除了强调整顿纪律和审干以外，采取惩罚以至处死的办法来处理。这就使第二纵队的干部们一度引起恐慌情绪。到吴起镇时，通讯科长谢嵩见到我，他情绪懊丧地说：‘你这里有什么好吃的，给我弄点来，而今晚上脱了鞋袜，第二天能不能穿上还是个问题。’他给我说，到甘肃来的路上，有些人不明不白地被保卫局逮捕处决了，死在自己人手里，真还不如在前线被敌人杀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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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和黄克诚回忆，当时被保卫局处决的有原红四师管理科长邱湘，曾在我团当过参谋长的康胜扬，原红十团卫生队政委曹企贤等。还有一些记不起名字了。曹企贤就是因为卫生队丢了几个病号而被处决的。黄克诚那时是第二纵队政治部军事裁判所所长，他坚决反对这种做法，处决人他拒绝签发布告。但这都是上头保卫局决定的，尽管他不签发，别人还是以他的名义发了布告。1959年庐山会议，又把军事裁判所公布的处决命令，全都算在黄克诚账上，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非常不公正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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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毛泽东更急于找到刘志丹。但是刘志丹在哪里？10月19日，一军团的先头部队到了吴起镇，在沿途的矮墙上，他们看到了“打土豪分田地”、“共产党万岁”的标语。这些迹象告诉他们：盼望已久的陕北根据地就要到了。两天后，总政治部的人与当地游击队接上了头，好消息立刻传遍全军。士气为之大振。红军越往前走，来欢迎的老乡越多。童小鹏在日记中写道：“此地革命已两年，对待红军的热情的确超过中央苏区的某些地方，且政治水平很高，和他们谈起话来总是一口的革命词句，可见这些苏区是不落后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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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到吴起镇的第二天，宁夏马鸿逵部的骑兵也尾随而来。毛泽东指示彭德怀：打退追敌，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彭德怀集中三军团的部队，一阵猛攻，击溃了马家骑兵，俘获人马各二百多。毛泽东大喜，当即挥笔赋诗：“山高路险沟深，骑兵任你纵横。谁敢横枪勒马，唯我彭大将军。”以示嘉奖。彭德怀不敢当，将最后一句改为“惟我英勇红军”，把诗稿还给了毛泽东。这一仗不算大，但说明红军并没有垮，还有顽强的战斗力。[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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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起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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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5日，十五军团在徐海东指挥下，在甘泉县南榆林桥与东北军107师作战，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消灭东北军四个营，俘虏了团长高福源。徐海东对他以礼相待，放他回去。从东北军那里获悉确切消息：中央红军到了吴起镇。徐海东立即写了一封信，叫通信员傅继忠带四个战士去找党中央。傅继忠骑马跑了一天，黄昏时到达吴起镇。见到总政治部副主任李富春，说明来意。过了一会儿，毛泽东笑容满面地走出来，傅继忠恭敬递上信函，毛泽东当场写了回信，要他交给徐海东和程子华，信中约定了见面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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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日是徐海东终生难忘的日子。早上，他正在张村驿指挥战斗，突然从后方军团部跑来7匹快马。程子华政委通知他：今天下午毛主席要到十五军团来！徐海东立刻下令暂停进攻，翻身上马往回奔。130里路，还有两座山，他三个小时就赶到了甘泉县道佐铺的军团司令部。刚洗去脸上的汗水，毛泽东就来到了。陪同毛泽东一起来的还有周恩来副主席、彭德怀司令员和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徐海东以前没见过毛泽东，程子华介绍后，毛泽东伸出手来，亲切地问候他：“是海东同志吧，你们辛苦了。”徐海东激动地握住毛主席的手，不知说什么好。盼了好久，终于见到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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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红军与十五军团的会师，标志着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结束。毛泽东主动前往十五军团司令部，表示了对陕北同志们的感谢。他们给中央红军提供了一个落脚点，红军经过休养生息，便可以东山再起，大展宏图。徐海东远道跑来迎接，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徐海东是张国焘的部下，与毛泽东没有渊源关系，却主动来迎接中央，表示了对中央的忠诚。几天后，毛泽东写了一个借条，派供给部长杨至诚送到徐海东处，找徐借2000元钱。徐海东手里仅有7000元经费，考虑到中央长征之后的穷困，他决定送5000元给中央。毛泽东非常感动，这是雪里送炭啊！徐海东在与中央会师后表现的高风亮节，让毛泽东铭记终生，称赞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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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后期，徐海东身患重病，被迫离开了战斗岗位。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养病。1955年解放军授衔，毛泽东特别关照授予徐海东大将军衔，排名第二，仅次于粟裕总参谋长。由于长年患病，徐海东渐渐被人遗忘，“文化大革命”中在医院终日靠氧气维持生命。1969年3月31日夜晚，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前夕，毛泽东突然发出指示，要让徐海东同志作为主席团成员出席“九大”开幕式。还说：“一人向隅，举座为之不欢。”周恩来深夜召集大会主席团成员开会，传达主席指示。红卫兵造反派目瞪口呆，他们根本不知道徐海东是谁。当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人到医院传达毛主席的决定，问徐能否出席开幕式时，徐海东激动地说：“就是死在那里，我也要去！”4月1日下午，当毛泽东登上人民大会堂主席台，全体工农兵代表狂热地欢呼“毛主席万岁”时，大家看到一位身着军装的老人，坐着轮椅，带着氧气瓶，被推上主席台。毛泽东见到徐海东，转过身来向他致意。徐海东感动得热泪直流，又回想起会师陕北的一刻。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徐海东能受到这样的殊荣，虽死无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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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张闻天在听取陕北党组织负责人的汇报中，获悉了“肃反”的情况。他们认为目前中央红军最迫切的要求是在陕北根据地站住脚，陕北苏区的稳定至关重要。“肃反”将引起根据地的混乱，甚至要断送陕北红军和根据地。毛泽东、张闻天下令立即停止肃反，不许再捕人，一切听候中央处理。并派王首道、贾拓夫火速赶往瓦窑堡解救刘志丹、高岗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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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首道、贾拓夫赶到了瓦窑堡，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命令戴季英放人。很快，董必武也到了。被冤屈的同志含着眼泪向中央代表控诉“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人杀害、拷打革命同志的罪恶。刘志丹在被关押一个月后，终于重见天日。董必武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推翻了“左倾”机会主义者强加给这些同志的一切罪名。11月底，中共西北中央局作出《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指出陕甘晋省委在肃反中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要求省委立刻改组保卫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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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到陕北的第一步干得十分漂亮。毛泽东、张闻天以敏锐的判断和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处理了陕北苏区的一场危机，大得人心。中央迅速纠正了陕北部分领导人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又没有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过多纠缠，从稳定陕北苏区的目标出发，首先解放受冤屈的同志，其次团结最大多数的人，不扩大打击面。党中央的到来振奋了陕北革命者的士气。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同志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努力工作。陕北根据地走上了发展壮大的坦途。后来习仲勋感慨地说：“在关键时刻，党中央、中央红军来到了陕北，并及时制止了‘左倾’分子制造的肃反，因此，才保住了西北根据地和西北红军。”[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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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处理了陕北苏区的“肃反”，解放了刘志丹等一大批革命干部，中央红军与十五军团合并，共有12000余人。这时，东北军奉蒋介石的命令正对陕北苏区发起围剿。11月20日，东北军先头部队109师前出到直罗镇，埋伏在那里的红一军团和十五军团南北夹击，将109师包围全歼。用毛泽东的话说，直罗镇一战，是“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19]东北军本来就不愿意打内战，吃了亏以后，改为广筑碉堡，封锁围困苏区，轻易不再进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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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红军到陕北后，又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陕北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自然环境的恶劣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低下，比江西苏区还要差得远。德国人李德回忆说：“陕北新根据地的面积有三四万平方公里，它的范围大致是西靠甘肃边界，东濒黄河，北接长城，南临富县。但是除了瓦窑堡以外，所有城市和大部分较大的村镇都被敌人占据，从西安到延安的唯一公路也由敌人控制。放眼望去，除了几处肥沃的河谷，其余都是贫穷的黄土地，四处见不到树林，只有深谷纵横。这里常常受到干旱和洪水的侵袭，坚硬如石的土地，即使被开垦出来，收成也少得可怜。自古以来，这个地区就全国而言是一个最贫穷、最落后的地区。只有城市人和大地主才能住上房子，农民毫无例外地和牲口一起都住在窑洞里，这种窑洞就像是在土坡上挖的坑道。村庄相隔很远，一般有四五户人家，比较大的村子也不超过十二户。这里不单吃穿很差，有的地方还严重缺水。因此，这个地区虽然土地辽阔，但人烟稀少，最多也不过有五十万人口。”据他说：“农民和部队战士每天的伙食，通常是三碗小米饭和一点酸菜。”[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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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贫困的地方，一下来了这么多红军，不仅吃饭用水都成问题，当地农民也根本无力供养大批部队和机关。中央红军经过长征，衣衫破烂，骨瘦如柴，急需钱和物补充休养，但是在陕北这些都办不到。国民党军官认为，红军在陕北根本无法生存，不饿死也得穷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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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红军的经济状况确实是很窘迫，中央红军基本上是两手空空来到陕北，刘志丹也拿不出多少钱来支援中央。从1935年12月红军发布的经费使用标准，我们就可以看出红军缺钱到了什么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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