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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的问题真是叫人头疼。12月23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周恩来发了一封火急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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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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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争取的俘虏兵要求发两块钱，同迁回官兵一样。一军团近日逃跑俘虏兵约三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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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红军战士每月须规定最低限度的零用钱，俘虏兵且另加优待。这对巩固扩大红军瓦解白军均有重大意义。无论如何困难，每月每人须发一块钱零用，俘虏兵二块钱。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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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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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要求了半天，中央只答应给俘虏兵每人发1元。红军的零花钱则无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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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也打电报告急，因为没有棉衣，没钱买柴火，战士都冻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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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毛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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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军团尚缺棉衣在二千以上，故部队中因寒致病送院者前后达千人。现从多方设法弄得材料自制，但尚无绝对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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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聂12月27日[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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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意识到红军生存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要生存首先要解决物质需求，要有钱、有衣食。在江西，红军的主要经济来源是打土豪筹款。只要有城镇、有地主商人，就不愁搞不到钱。现在到哪里去找出路呢？向北、向西都和陕北一样穷，南边有国民党重兵封锁，看来只有向东，过黄河到山西去寻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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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2月，毛泽东与政治局委员、红军指挥员开会商议。会上争论得很厉害。程子华回忆：“一种意见是确保陕北，向西发展，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宁夏、甘肃等地发展；一种意见是立足陕北，向北发展，出兵绥远、内蒙古、察哈尔等地，向蒙古人民共和国靠拢，取得国际支援。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他的看法，认为不宜向西和向北发展，而应该东渡黄河，打到山西去开辟吕梁山根据地，再进一步通过河北或察哈尔开赴抗日前线，从而把国内战争和民族抗日战争结合起来。这样从政治上来说，当时正是‘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以后，我们东征山西，可以推动华北以至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军事上来说，红军主力东征，不仅可以避免同东北军和西北地方实力派的武装冲突，有助于和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建立统一战线；同时可以使阎锡山把晋军撤回山西，保护他的老巢，不战而解陕北苏区东边绥德一带的威胁。再从经济方面看，山西比较富足，便于我军筹款、扩军和补充物资。”[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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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根据抗日的总方针，决定“猛烈地扩大红军，第一方面军应有五万人”。红军的任务是“打通苏联与巩固开展现有苏区”，具体规定了五十条。其中有开辟山西五县以上的新根据地；完成与苏联的通讯联络；完成出绥远的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准备；扩大蒙古游击队等等。[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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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李德看了决议，认为这是拿着红军的微弱的力量去冒险。他认为苏联目前没有与日本开战的意向，如果红军真的打到绥远和中蒙边界去，就会刺激日军，很可能要迫使苏联卷入对日战争。1936年1月27日，李德给中央写了一封长信，说中央的战略方针“是有相当的冒险性的”，要中央避免“做日苏战争的挑拨者”，“过早挑起苏日战争”。因此，李德反对进军山西和绥远，要红军死守陕北。[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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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看了李德的信，嗤之以鼻，看来这位洋顾问根本不懂得中国的国情，更不可能理解毛泽东组织东征的真正用意。红军目前最需要什么，毛比谁都清楚。在瓦窑堡会议决议中，毛已经说明了：1.要反对冒险主义，适可而止，保证已得的胜利。2.反对只“打”不“走”的拼命主义，要又打又走。这就是说红军到山西不是为了去和国民党、日本人拼命，而是为了发展自己。所谓“兵不厌诈”，“虚则实之，实则虚之”的策略，李德当然不会明白。于是，毛泽东在李德信上加了《李德对战略的意见书》的标题，传给政治局委员，并要在后方的周恩来对李德进行严肃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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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李德，中央内部有人也对东征的前途表示疑虑。彭德怀回忆：“1936年，大约是1月中旬，接毛主席电报，决定东渡黄河，夺取吕梁山脉，开辟新根据地。我接到军委这个指示后，是拥护毛主席这一决定的，但是内心有两点顾虑：一是怕渡不过去。当时红军在大疲劳之后，体质还很弱，且人数也少，包括刘志丹、徐海东两部分才一万三千人。如受挫而强渡不成，那就不好。二是东渡黄河后，在蒋军大增援下，要保证能够撤回陕北根据地。在这一点上，也是不能大意的。因此，我除复电同意外，还就自己的上述看法，提出东渡黄河是必要的，但须绝对保证同陕北根据地的联系。我这种想法，反映了当时红军体质弱的实际情况以及长征中没有根据地的痛苦教训。这引起了主席的不高兴，他说：你去绝对保证，我是不能绝对保证的。”[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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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0日，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红军开始东渡黄河。三天的渡河很顺利，只遇到阎锡山部队的轻微抵抗。一进山西境内，红军就感到比陕北富裕得多。童小鹏随中央直属队到了石楼县的下堡镇，看到这个地方“虽然地点并不甚大，只二百余人家，街上也不过只几十间铺子，但是它的建筑，尤其是居民家中的布置，发财佬当然不消说，就是一般的人家也是排场得很。甚至个别同志一进屋便说：‘这一定是土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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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门去更不同了，尤其是稍有两个钱的人家，摆布得很阔气。窗上是镶着玻璃的，门是和洋房内的差不多，外层门也镶满着玻璃，还有门帘窗帘，进去更是琳琅满目，大镜小镜在四面摆着：里面的台子、凳子、橱子，连炕墙上也漆得油光光的可以照见人。梳妆的地方、盥洗的地方、茶壶茶杯、酒瓶酒盅，齐备得很，甚至有些房内有西式火炉的。北方的好处，至今才开始尝着。”[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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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平带着红10团在洪洞县东南的苏堡镇打土豪和筹款。一天，有个老长工报告，某地主家有个暗窖，里面藏了不少东西。红军找到暗窖，打开一看，光皮袄就100多件，还有不少古董字画。有一个铜盆，用手在盆边摩擦就会飞起水花，据说价值十几万元。但是这些文物字画都不如现大洋对红军更有用处。仅在苏堡镇一地，红军就筹款上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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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进了山西，阎锡山很紧张，急忙调兵加强太原以南的防御。谁知红军没有向北打，却掉头向南，沿着汾水流域去打文水、赵城、洪洞。晋南是山西的富裕地区，红军所到，并不主动找晋军作战，而是打土豪、筹款扩军。等阎锡山明白过来，才让蒋介石军队进入山西南部，自己指挥晋军从北边压过来。红军在山西边打边休整了两个多月，毛泽东认为东征目的已经达到，不与敌人决战，下令主动撤兵回陕北。在掩护红军渡河回陕北的战斗中，刘志丹军长不幸中弹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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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东征取得了很大成功，用毛泽东的话说是：“打了胜仗，唤起了民众，扩大了红军，筹集了财物。”短时期内红军扩充8000余人，筹款50多万元（一说30多万）。对于贫困的红军来说，这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有了钱，红军在陕北就能生存，军心也大大稳定。在陕北建立巩固根据地的任务，初步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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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杨成武回忆录》上册第3章第2节，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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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觉僧：《腊子口阻击战》，《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下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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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童小鹏军中日记》，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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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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