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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钟和李卓然也懵了，当天火速赶回巴西。陈昌浩正在召集右路军干部开会，傅钟看见“陈昌浩同志在大庙里，庙里坐了好多人，徐向前同志身体不好，斜卧在门板上。我靠近他坐下，陈昌浩同志开始讲话。神情暴躁至极，说中央‘右倾’、‘怕死’，丢下我们逃跑了。许多难听的话都脱口而出。人们听了更觉茫然，心神无主，难过极了。昌浩讲完，问谁有话讲。我说没有，卓然也说没有。向前同志难受得很，叹气，无语。天近黄昏，昌浩宣布南下，口号是‘打回通南巴’，要政治部对部队进行动员。我问昌浩：‘究竟出了什么事，为什么到了这种地步？’昌浩说：‘傅钟，你不必担心，我们还有几个军，自有出路。’”[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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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徐向前、陈昌浩接到张国焘的命令，要右路军从班佑、包座地区南下，与左路军在大金川的松岗、党坝一带会合集结。军令如山，徐向前、陈昌浩率红30军、红军大学人员回头再次穿越草地。徐向前回忆：“浩渺沉寂的大草原，黄草漫漫，寒气凛冽，弥漫着深秋的肃杀气氛。红军第一次过草地时留下的行军、宿营痕迹，还很清楚。有些用树枝搭成的‘人’字棚里，堆着些无法掩埋的红军尸体。衣衫单薄的我军指战员，顶风雨、履泥沼、熬饥寒，再次同草地的恶劣自然条件搏斗，又有一批同志献出了宝贵生命。回顾几个月来一、四方面军合而后分的情景，展望未来的前途，令人百感交集，心事重重，抑郁不已。”[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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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徐、陈率右路军越过草地，重返毛儿盖。张国焘非常高兴，向后方的31军军长余天云、政委王维舟发出了坚决南下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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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云、维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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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徐、陈率30军于昨晚安抵毛儿盖，4军今晚续到。毛（儿盖）无敌，他们过草地未遇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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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右路已能排除第一道难关，坚决南下，现在就看你们能否速取党、绥、崇、丹、懋。南下打开绥、崇、丹进路，关系全军生死存亡。望用全力完成任务，并大大提高全军坚决南下，再不往草地的战斗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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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9月18日[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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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莎官寨喇嘛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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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底，徐向前、陈昌浩与张国焘、朱德等在大金川北端的党坝会合。在沙窝会议分兵后的两个月，左、右路军又会师了。但是中央已经不在了。张国焘显得踌躇满志，而徐向前他们却心事重重，笑不出来。分裂的噩梦还在头脑中搅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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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今马尔康县脚木足乡）的白莎喇嘛寺里，主持召开高级干部会议。[14]出席会议的有红军总部和各军的负责人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王树声、周纯全、李卓然、罗炳辉、何长工、余天云、曾传六、李特、黄超、方强、刘志坚等军以上干部四五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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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由张国焘主持。陈昌浩首先报告在毛儿盖的一切经过，说明总司令部移到刷经寺后，他和徐向前与毛泽东等中央政治局委员相处得很融洽，遇事互相商量，并无争执。毛泽东等北逃的那一天，行动是突然的、秘密的、不顾信义的，也是破坏党和红军团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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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接着作报告。他说：中央没有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实行战略退却，是政治路线的错误，而不是单纯的军事路线问题。一、四方面军的会合，终止了这种退却，但中央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无端指责四方面军。南下是终止退却的战略反攻，而中央领导人被敌人的飞机大炮吓破了胆，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继续其北上的右倾逃跑主义路线，直至发展到私自率一、三军团秘密出走，这是分裂红军的最大罪恶行为。他还说：中央领导人是吹牛皮的大家，是“左倾”空谈主义。他们只是在有篮球打、有馆子进、有捷报看、有香烟抽、有人伺候时才来参加革命（这话后来张国焘还讲过多次）。一旦革命困难，就要悲观逃跑。有鉴于此，张国焘宣布：中央已经威信扫地，失去了领导全党的资格。提议仿效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组成新的临时中央，要大家表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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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回忆说：“另立中央的事，来的这么突然，人们都傻了眼。就连南下以来，一路上尽说中央如何如何的陈昌浩，似乎也无思想准备，没有立即发言表态支持张国焘。会场的气氛既紧张又沉闷，谁都不想开头一炮。张国焘于是先指定一方面军的一位军的干部发言。这位同志在长征途中，一直对中央领导有意见，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讲得很激动。四方面军的同志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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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得意扬扬，要朱德表态。朱德的话虽然心平气和，却是语重心长。他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和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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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又让刘伯承表态。刘伯承讲了一通革命形势相当困难的话，意思是要团结，不要分裂，还是不肯说一句支持张国焘的话。更不肯向张国焘低头，张国焘见朱、刘二人还不屈服，怀恨在心，当众不便发作。在大家发言表态之后，张国焘掏出一份事先拟好的名单，众人表决通过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名单。张国焘的“中央”就这样产生了。最后，会议通过了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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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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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以任弼时、陈铁铮、陈绍禹、项英、陈云、曾洪易、朱阿根、关向应、李立三、夏曦、朱德、张国焘、周纯全、陈昌浩、徐向前、陈毅、李先念、何畏、傅钟、何长工、李维汉、曾传六、王树声、周光坦、黄苏、彭德怀、徐彦刚、吴志明、萧克、王震、李卓然、罗炳辉、吴焕先、高敬亭、曾山、刘英、郑义斋、林彪组织中央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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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以任弼时、陈绍禹、项英、陈云、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周纯全、徐向前、李维汉、曾传六组织中央政治局，以何长工、傅钟为候补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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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周纯全、徐向前组织中央书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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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周纯全、倪志亮、王树声、董振堂组织军事委员会，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常务委员。张国焘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任红军总司令，陈昌浩任红军总政治委员，徐向前任红军副总司令，周纯全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李卓然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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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炮制的这个“中央委员会”名单，颇费了不少心机。首先，他要建立一个能让共产国际承认的“正统”，所以尽可能把中共“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排在前面。由于张国焘的消息闭塞，在名单里闹了不少笑话。例如原江苏省委书记朱阿根、原闽浙赣苏区特派员曾洪易在此之前都已被国民党逮捕，当了叛徒。原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因为在洪湖苏区肃反中大量杀人，在1934年5月受到中央严厉批评并被撤职。原湘鄂赣军区司令员徐彦刚在坚持斗争失败后，于1935年9月被敌人杀害。张国焘都不知道，把叛徒和烈士一起选进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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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炮制的“中央”，似乎也照顾到不同地区和红军，几方面都拉了些人。但是分析一下就可看出，这里掺杂了他个人的好恶和成见。在中央和一方面军中，毛、周、张、博不用说，已被他“开除”了。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一个也未选进。刘伯承、董振堂都没选上，仅有个“军委委员”的虚名。[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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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结束后，朱德找到张国焘，义正词严地告诉他：“要搞（中央），你搞你的，我不赞成。我按党员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不能反中央。”朱总司令在红军中的崇高威望，使张国焘无可奈何。没有朱老总，张国焘成不了气候。为了保存红军主力，朱德也不能与张国焘公开决裂，扔下四方面军不管。所以，朱德决定在不失原则的前提下，运用策略和张国焘周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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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总参谋长彻底认清了张国焘的真面目。虽然他和朱总司令暂时处于少数，但他们坚信自己是正确的。张国焘软硬兼施，也丝毫不能动摇朱、刘的立场。实际上从阿坝会议以后，刘伯承的职务就被剥夺了。张国焘只让他教交通队如何打骑兵、放排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