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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9月18日[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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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莎官寨喇嘛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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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底，徐向前、陈昌浩与张国焘、朱德等在大金川北端的党坝会合。在沙窝会议分兵后的两个月，左、右路军又会师了。但是中央已经不在了。张国焘显得踌躇满志，而徐向前他们却心事重重，笑不出来。分裂的噩梦还在头脑中搅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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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今马尔康县脚木足乡）的白莎喇嘛寺里，主持召开高级干部会议。[14]出席会议的有红军总部和各军的负责人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王树声、周纯全、李卓然、罗炳辉、何长工、余天云、曾传六、李特、黄超、方强、刘志坚等军以上干部四五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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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由张国焘主持。陈昌浩首先报告在毛儿盖的一切经过，说明总司令部移到刷经寺后，他和徐向前与毛泽东等中央政治局委员相处得很融洽，遇事互相商量，并无争执。毛泽东等北逃的那一天，行动是突然的、秘密的、不顾信义的，也是破坏党和红军团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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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接着作报告。他说：中央没有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实行战略退却，是政治路线的错误，而不是单纯的军事路线问题。一、四方面军的会合，终止了这种退却，但中央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无端指责四方面军。南下是终止退却的战略反攻，而中央领导人被敌人的飞机大炮吓破了胆，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继续其北上的右倾逃跑主义路线，直至发展到私自率一、三军团秘密出走，这是分裂红军的最大罪恶行为。他还说：中央领导人是吹牛皮的大家，是“左倾”空谈主义。他们只是在有篮球打、有馆子进、有捷报看、有香烟抽、有人伺候时才来参加革命（这话后来张国焘还讲过多次）。一旦革命困难，就要悲观逃跑。有鉴于此，张国焘宣布：中央已经威信扫地，失去了领导全党的资格。提议仿效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组成新的临时中央，要大家表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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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回忆说：“另立中央的事，来的这么突然，人们都傻了眼。就连南下以来，一路上尽说中央如何如何的陈昌浩，似乎也无思想准备，没有立即发言表态支持张国焘。会场的气氛既紧张又沉闷，谁都不想开头一炮。张国焘于是先指定一方面军的一位军的干部发言。这位同志在长征途中，一直对中央领导有意见，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讲得很激动。四方面军的同志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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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得意扬扬，要朱德表态。朱德的话虽然心平气和，却是语重心长。他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和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论发生多大的事，都是红军内部的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不能叫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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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又让刘伯承表态。刘伯承讲了一通革命形势相当困难的话，意思是要团结，不要分裂，还是不肯说一句支持张国焘的话。更不肯向张国焘低头，张国焘见朱、刘二人还不屈服，怀恨在心，当众不便发作。在大家发言表态之后，张国焘掏出一份事先拟好的名单，众人表决通过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名单。张国焘的“中央”就这样产生了。最后，会议通过了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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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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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以任弼时、陈铁铮、陈绍禹、项英、陈云、曾洪易、朱阿根、关向应、李立三、夏曦、朱德、张国焘、周纯全、陈昌浩、徐向前、陈毅、李先念、何畏、傅钟、何长工、李维汉、曾传六、王树声、周光坦、黄苏、彭德怀、徐彦刚、吴志明、萧克、王震、李卓然、罗炳辉、吴焕先、高敬亭、曾山、刘英、郑义斋、林彪组织中央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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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以任弼时、陈绍禹、项英、陈云、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周纯全、徐向前、李维汉、曾传六组织中央政治局，以何长工、傅钟为候补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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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周纯全、徐向前组织中央书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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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周纯全、倪志亮、王树声、董振堂组织军事委员会，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常务委员。张国焘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任红军总司令，陈昌浩任红军总政治委员，徐向前任红军副总司令，周纯全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李卓然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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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炮制的这个“中央委员会”名单，颇费了不少心机。首先，他要建立一个能让共产国际承认的“正统”，所以尽可能把中共“六大”选出的中央委员排在前面。由于张国焘的消息闭塞，在名单里闹了不少笑话。例如原江苏省委书记朱阿根、原闽浙赣苏区特派员曾洪易在此之前都已被国民党逮捕，当了叛徒。原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因为在洪湖苏区肃反中大量杀人，在1934年5月受到中央严厉批评并被撤职。原湘鄂赣军区司令员徐彦刚在坚持斗争失败后，于1935年9月被敌人杀害。张国焘都不知道，把叛徒和烈士一起选进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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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炮制的“中央”，似乎也照顾到不同地区和红军，几方面都拉了些人。但是分析一下就可看出，这里掺杂了他个人的好恶和成见。在中央和一方面军中，毛、周、张、博不用说，已被他“开除”了。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一个也未选进。刘伯承、董振堂都没选上，仅有个“军委委员”的虚名。[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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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结束后，朱德找到张国焘，义正词严地告诉他：“要搞（中央），你搞你的，我不赞成。我按党员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不能反中央。”朱总司令在红军中的崇高威望，使张国焘无可奈何。没有朱老总，张国焘成不了气候。为了保存红军主力，朱德也不能与张国焘公开决裂，扔下四方面军不管。所以，朱德决定在不失原则的前提下，运用策略和张国焘周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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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总参谋长彻底认清了张国焘的真面目。虽然他和朱总司令暂时处于少数，但他们坚信自己是正确的。张国焘软硬兼施，也丝毫不能动摇朱、刘的立场。实际上从阿坝会议以后，刘伯承的职务就被剥夺了。张国焘只让他教交通队如何打骑兵、放排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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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朱德悄悄告诉刘伯承：“有人说你是日本华北驻屯军德田派来的侦探。”刘伯承冷笑道：“说那些做什么，杀就杀嘛。”对个人的生死，刘伯承是置之度外的。但有一件大事一直压在他的心头：与共产国际通信的密码掌握在他的手里，这件事张国焘还不知道。刘伯承想：张国焘这一搞，说中央是什么“右倾逃跑主义”，谁又是什么“侦探”等等，如果他把密码搞去，把他那一套报告国际，不知要给中国党造成多大的麻烦。张国焘另立中央，使刘伯承下了决心。密码是一本英文的《鲁滨逊漂流记》，在参谋刘绍文手里。刘伯承告诉刘绍文，把密码烧了。这事做得很机密，除了他们二人谁也不知道。刘伯承回忆：“如果张国焘知道了，那我们也就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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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这一决断，真是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中央。因为当时中央已经控制不了张国焘，张国焘唯一畏惧的就是共产国际。当林育英到陕北后，以共产国际代表名义对张国焘下达指示，张国焘无法与国际联络，终于接受了林育英的意见，取消了自己的“中央”，再次北上与一、二方面军会师。如果张国焘能直接与国际联络，和驻莫斯科的王明搞在一起，中国革命的前途就难以预料了。从这一点说，刘伯承为党立了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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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木碉会议结束后，张国焘来找刘伯承，做最后的“劝降”。张国焘说：“我们的中央成立了，你要是同意，军委委员有你一个。否则，就不行。”刘伯承说：“我不同意这样搞法。”张国焘怒气冲冲地说：“你不想当总参谋长了？”刘伯承说：“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吧。”张国焘说：“那你马上办交代。”刘伯承交代完了工作，张国焘又要刘伯承做出一个南下行动计划来，限两小时完成。刘伯承说时间太紧，张国焘还是只给两小时。刘伯承知道他是存心整人，硬是两小时把计划完成了。然后，刘伯承离开红军总部，到红军大学当校长去了。[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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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7日，张国焘以“军委主席”的名义下达了《绥崇丹懋战役计划》，四方面军和原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开始了南下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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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伯钧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6—4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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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朱德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