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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察觉到张国焘的变化，再次致电说：国民党、何应钦在讲话或文件中都诬蔑党中央是“逃跑主义”，以此贬低中央威信。而“党内起而应声，请你们严重注意”。张国焘不再掩盖，12月5日以“党团中央”名义致电彭德怀、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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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毛等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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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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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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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一、四方面军名义已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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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状况报告前来，以便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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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团中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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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这封电报，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才知道张国焘另立了“中央”，其愤怒可以想见。但是张国焘远在四川，人多势众，中央此时对他确实没有约束力。如何能让他改变立场，带领四方面军回到中央的号令之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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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毛泽东、张闻天等苦苦思索时，一位国际来客突然到了瓦窑堡。他叫林育英，化名张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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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育英，1897年生于湖北黄冈县林家大湾。这是一个人丁兴旺的大村落。林家人多以从事织染业为生，生活比较富裕。他们经常到武汉三镇和长江沿岸码头贩运布匹，在农村是见多识广的人。村里的孩子不乏思想活跃的人物，林育英在武昌中学读书时，正逢“五四”运动。他是林家最早接受革命思想的人。1921年春，湖北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恽代英来到黄冈，在这里开展革命活动。林育英与他奔走活动，在当地开办了浚新小学。这是黄冈革命的摇篮。林氏家族就出了三位著名人物：林育英和他的堂弟林育南、林育蓉（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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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的洪流中，林家三兄弟天各一方。林育英奔走于武汉、安源、上海之间，从事工人运动。1930年被派往东北重建被破坏的满洲省委。在抚顺不幸被日本人逮捕，经历了十三个月的残酷折磨，才因证据不足获释。1933年他被派到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住赤色国际的代表。林育南领导过1923年的“二七”大罢工，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31年1月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上，他因反对苏联代表米夫和王明，被开除党籍。后遭国民党逮捕，被杀害于上海龙华监狱。林彪则投考了黄埔军校，经历了北伐、南昌起义、井冈山斗争，成为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军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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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育英为什么会突然回国呢？原来，自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共产国际便和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1935年7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建立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阵线。会议结束后，为了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恢复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共产国际决定派一个中国代表回国。从苏联回国有东北、新疆和内蒙古三条路线，东北被日本人占领，新疆路途遥远，只有从蒙古入境路途较近，但要穿越浩瀚的沙漠，又要通过国民党的关卡，文件不能带，要记在脑子里。派回国的人一要能吃苦，二要机智灵活，三要在党内有知名度，让中共中央相信。就这样，选中了林育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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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育英接受任务后，化名张浩，扮成一个商人，取道蒙古回国。一路上他克服种种困难，穿越大沙漠，并沿途打听消息。1935年11月他到了陕北定边，得知中央到了陕北的消息。他立即赶往中共中央所在的瓦窑堡，与张闻天接上了头。在上海中央工作过的领导人都认识林育英，喜出望外。12月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开会，听取了林育英的传达汇报后，中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局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和《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表示要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开展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要把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猛烈扩大红军，巩固现有苏区，打通国际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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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育英到陕北后，立即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他与中共中央领导人多次谈话，了解几年来国内革命和红军的情况。他对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的情况深为关切，于是发了一封电报，向朱德、张国焘通报他到达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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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封电报的原件，目前尚未见到。张国焘回忆：“林育英到达陕北后，立即致电给我。大意是：他和王明曾参加1935年7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对中国问题的讨论，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的决定。他奉命携带密码，经蒙古来寻找红军，已于某月某日到达陕北，完成了第一步使命。他拟由陕北继续到川康地区来，与我和其他同志会晤，但因交通阻碍，尚不知能否如愿等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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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接到电报，也非常高兴。他以为找到一个向国际告状的机会，与毛泽东、张闻天算账，并寻求林育英的支持。于是他以“党中央”的名义，给林育英复了一封长电，回顾一年来的党内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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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聂彭李转育英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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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给焘电已收读。党中央尚未收到七次大会决议，兄即到极好，请将国际决议速为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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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五次围剿在“决定胜负战争”左倾空谈之下，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对堡垒主义恐怖，放弃了集中主力，用运动战方法各个击破敌人的进攻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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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持久战中未能取得胜利，突围成为必要。但在突围后，因失去反攻各个消灭敌人、创造新赤区的信心。过分夸大敌力，因此丧失许多反攻的机会，造成大量减员和严重失败情绪与张皇失措的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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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遵义会议是以决战防御对单纯防御路线，模糊了反围剿战争中集中主力各个击破的进攻路线。已成右倾机会主义的泽东和拼消耗的左倾空谈的防御主义的恩来的妥协，将五次围剿受到挫折之责任推到华夫（即李德——作者注）个人身上，暗中宣传应由国际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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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四方面军会合后，过低估计。两方面军会合后所产生之新逃跑，失去战败敌人、创造新根据地的信心。不顾一切，一心只朝着苏联和外蒙古逃跑，最后以无耻的手段分裂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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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机会主义的另一表现就在于抑压自我批评。在迅速进攻敌人的藉口下，阻止对于遵义会议和五次围剿经验的任务学习。利用两军会合后的一些小的误会和缺点，故意将反机会主义斗争转变为一、四方面军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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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毛周逃跑时破坏指挥统一，放弃对敌警戒，烧粮毁圹，公开反对南进。无异向敌告密，造成最大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