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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6日，林育英再次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着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转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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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张国焘依然不肯退让，反而在复电中说中共中央是“假冒党中央”，拒绝承认遵义会议决议，不但不取消自己的第二“中央”，反而要中央“自动取消中央名义”。这下把矛盾激化了，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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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同志自同中央决裂后，最近在红四方面军中公开成立了他自己的“党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团的中央”。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去电命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倾向外，特决定在党内公布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决定。[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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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3日，中央再次收到朱德来电，表示“现处革命新的高潮，党急宜求得统一，以争取胜利”。这是朱德单独给中央发的第二封电报，表明他冲破张国焘的阻挠，反映了红军中多数干部的要求。中央十分高兴，24日，张闻天复电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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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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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党内统一一致，才能挽救殖民地危险，才有（利）于中国革命。接读来电，至为欢迎。兄与国焘兄均党内有数同志，北局同志均取尊重态度。弟等所争持者为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之最高原则，好在国际联络已成，尽可从容解决。既愿放弃第二党，则他事更好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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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兄处组织仿东北局例，成立西南局直属国际代表团，暂与此间发生横的关系，弟等可以同意。原有之西北局、北方局、上海局、南方局的组织关系照旧，对内对外均无不妥。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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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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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林育英也致电张国焘、朱德，表明他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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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焘、朱德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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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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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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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育英[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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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育英的电报是有分量的。第一，不承认张国焘的“中央”；第二，以国际名义支持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肯定红军长征的胜利，否定张国焘对中央“逃跑”的指责。第三，给张国焘一个台阶下，暂时让他与中央保持同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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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看到这封电报，终于顶不住了。他不怕张闻天，但是不敢得罪共产国际。他懂得，没有共产国际的认可，像瞿秋白、李立三都会被剥夺领导权。而有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像王明这样的人都可以一步登天。再这样僵持下去，前景不妙。他不得不转变立场，尽管转得很不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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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张国焘还像去年与中央会合时那样强大，他是不会轻易认输的。促成张国焘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南下的失利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这时，战局的发展已经对四方面军极为不利。红军被川军和国民党中央军压缩在芦山、宝兴山区，弹药、粮食均已告罄。军事上的失利使张国焘的威望和地位发生动摇。原来服从张国焘的指挥员开始在心里打问号：张国焘的南下究竟正确不正确？张国焘与中央的决裂究竟谁对谁错？徐向前在卓木碉会议后就感到张国焘做的太绝，他劝张国焘：党内有分歧，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即便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现在弄成两个中央，如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嘛。当时张国焘受到四方面军多数人的拥护，徐向前说也没有用。现在不同了，红四方面军向何处去？张国焘心里左右为难，没了准主意。徐向前了解张国焘的为人，说他“是个老机会主义者，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方向。办起事来忽左忽右，前脚迈出一步，后脚说不定就打哆嗦”。[10]中央和林育英的来电，对四方面军干部思想的转变起了催化作用，受到四方面军多数干部的拥护，张国焘成了孤家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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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月底，张国焘在任家坝召集会议，传达中央转来的瓦窑堡会议决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得人心，大家表示要在新的策略和路线基础上团结起来，一致对敌。张国焘尽管百般为自己的错误辩解，也表示同意瓦窑堡决议的方针路线。在这个转折关头，朱德和刘伯承上上下下做工作，对四方面军干部思想转变起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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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下过程中，朱德受了不少委屈。张国焘搞了许多小动作，不是把朱德的马搞丢了，就是调康克清去“学习”，给朱德的生活造成很多困难。但是朱德从不计较，泰然处之。在原则问题上，朱德从不让步。张国焘要朱德出面做中央的工作，承认他另立的“中央”。朱德严肃指出：你这个“中央”不是中央，你要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不能另起炉灶。张国焘拿朱德没办法，他知道朱德在红军中的威望是不可动摇的。没有朱德，他的“中央”和“中革军委”都成不了气候。朱德尽管与他斗争，也很讲究方式方法，不与他闹僵。红四方面军南下失利后，朱德的威信越来越高，徐向前、陈昌浩都明显倾向于朱德。特别是林育英的电报源源而来，陈昌浩也明确表示服从国际的指示。朱德对四方面军干部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教育大家从团结大局出发，回到中央的正确路线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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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被张国焘撤了总参谋长的职务，只剩个红军大学校长的虚衔。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利用一切机会和原一方面军的干部谈话。当红军南下失利，准备向北撤退时，他在芦山灵官场见到了原九军团政委何长工。虽然何长工在卓木碉会议上被张国焘选为“中央委员”，但不久就被排斥，转任粮食征集委员会的主席。刘伯承对何长工说：“我们观点尽管不同，但保存红军是一致的。现在只有北上才有出路，要不然恐怕你的粮食也不够。”何长工点头同意。刘伯承又对当时任四方面军宣传部副部长的刘志坚说：“你应该多看两本书，如列宁主义问题等，将来还要做工作。”刘志坚是一方面军的老战士，他的立场也和刘伯承一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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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7日，张国焘连发两封电报。一封抬头是“育英、闻天并转各中委同志”，很勉强地承认了中共中央，表示原则上同意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决议，并提出几条补充意见。第二封电报是给林育英、张闻天，为自己进行申辩。电报提出：“对目前策略路线既渐趋一致，应急谋党内统一。”但是他不肯轻易认错，还强词夺理：“国际赞扬我党和万里长征的胜利，自是鼓舞中国革命同志最艰苦卓绝的战斗精神，谁也不想抹煞这个，但是否因此就不去学得教训？”“党内思想斗争是应当加紧的，但党内生活如果没有领导干部间民主的、互助的、同志的态度的互相商量，机械地运用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方面妨碍自动性、创造性、积极性的发展，同时不能收得思想斗争应有的效果，反养成打官话的习惯发展成为似乎是有原则的斗争。”他否认卓木碉会议对中央领导人的“处理”，说：“此间对兄处领导同志不但未作任何组织结论，也没有将兄等原则上错误和分裂党和红军的事实告知二、六军团。对兄处中央委员同样表示尊重态度，对外仍用毛主席名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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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几封电报比较，张国焘的立场已经发生了动摇。他“急谋党内统一”，说明他不再抗拒林育英的调解，不敢再以“中央”自居。但他又不肯轻易认错，还在纠缠“党内斗争”那一套，不过现在大家都已不感兴趣，没几个人迎合张国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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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方面军下一步向何处去？张国焘、朱德就此征求林育英的意见。1936年2月14日，林育英、张闻天联名复电朱张，提出对下一步战略方针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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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育英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接近苏联。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如能一过岷江，一过长江，第一步向川北，第二步向陕甘。为在北方建立广大根据地，为使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连成一片，为使红军（成为）真正的抗日先遣队，为与苏联红军联合，反对共同敌人日本，为提高红军技术条件，这一方针自是上策。但须由兄弟等估计敌情、地形等具体条件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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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四方面军现在地巩固地向前发展，粉碎围剿，第一步把苏区迫近岷江，第二步进入岷、沱两江之间，这是夺取四川计划。但需估计堡垒主义对我们的限制，需不失时机以主力跃入堡垒线外，在外消灭敌人，发展苏区。二、六军则靠近川南苏区，在云、贵、川三省之交建立根据地，与四方面军互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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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四方面军南渡大渡河与金沙江，与二、六军取得近距离会合，甚至转向云、贵、滇发展，寻求机会的前进。以上三种方针，望兄等考虑选择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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